“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咨询师尊重了来访者的主观性需求，来访就像那些花儿一样自然就会绽放……
讨论的时候，那些诗一样的句子和诗句不停的冒出来，那是来自接受了温尼科特咨询师体验的真实感觉。初老师说：来访者真的会用诗一样的语言，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因为在关系中切实的发生过。前提是咨询师允许了那个表达，理解了那个发生，同时一如既往的稳定在那里。这时咨询师就幸存了，来访者在咨询师的理解和尊重中被看到，让关系的发生有了坚实的基础。
咨询情境片段：来访在咨询关系中对咨询师提醒时间的不适感出现,来访对咨询师说：你能让我说时间还有几分钟吗？咨询师同意了；
来访又说：“如果咨询时间结束了，我还需要几分钟时间，我也提出来，如果你可以就继续，如果不行再结束。这样可以吗？”咨询师说；“可以”。
几次之后，来访对时间的结束没有了压力。
也感谢张老师讨论中的现身说法，让自我关联性需求满足有了具象化的呈现，联接、沟通、理解、全能感的体验、同时在关系中表达需求。
当我看到我是被看到的，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
治疗师一定要在一种自我关联性框架中去工作，以一种个人化方式抱持住关系中所有的压力，承担移情的后果，并且抱持住这些后果。而正是因为孩子已经知觉到最初支持自我发展的环境失败才导致了反社会倾向，所以环境必须要给予孩子自我关联性新的机会。如果本我冲动（需求）的满足没有能够发生在一个自我（客体）关联性情境之中，那么所有的治疗性过程都是一种浪费。
如果本能冲动的满足不是发生在自我关联性框架中，那么体验本我冲动满足对于孩子而言就变得毫无意义，无论这种体验是发生在养育过程中，还是发生在治疗情境中。
一个治疗设置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可靠性，并值得信赖，否则治疗性过程便没有机会展开。
反社会的行为表现是一种呼吁，所以这些行为表现就成为一种“阻扰价值”，为被理解提供了具体线索。比如：偷窃、撒谎、尿床，搞得一团糟。对于治疗师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理解反社会倾向情结，并抱持住反社会倾向情结背后的强烈痛苦，因为治愈是在理解之上的。只有先理解了反社会倾向形成的真正原因，才会对症下药。这些行为也才有机会得到矫正性治疗。
社会对于反社会青少年的处理，无论是偷窃行为还是攻击性破坏行为，基本上都是一种惩罚和管教的方式。社会无法适应儿童的需求，当这种反社会倾向行为频频发生，就需要通过专门的机构来获得治愈。如果不想被误解，就只能在早期出现在萌芽状态中的时候，比如贪吃、捣乱。母亲能够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需求，提供了更宽容的态度和宠溺,儿童就会在家庭中获得治愈。从心理发展上看，因为惩罚并不能起作用。
在希望来临时，对于两类反社会行为通常会出现某些共同的社会反应，当孩子出现偷窃或攻击性行为，使社会不仅很容易会误解孩子的真正用意，而且还可能会感受到了冒犯，而做出道德性回应。大多数人的反应自然是对偷窃和疯狂的行为进行惩罚，并且用尽全力迫使少年犯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Delinquency as s Sign of Hope
因为那些反社会倾向的苗头，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孩子内心深处还存留希望，甚至这些内心的希望比行为上表现“良好”的乖孩子更多，当他觉得有希望在回到安全环境中时，他在试图寻找，用一种反社会倾向的方式重新发现和找回自己的攻击性，因为攻击性就是他未整合的生命力展现，他只是需要适宜的环境重新整合属于他生命的活力。
父母应对和处理反社会倾向的孩子并不容易，对父母是挑战对治疗师也是。作为治疗师的治疗工具就是人格形成的人际关系，治疗师本人的人格能力非常重要。需要治疗师卷入治疗性关系中，真正的理解和关心这个反社会的孩子。
当来访处于深度退行的状态时是非常痛苦的状态，退行到早期依赖需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在这种状态中接受照护。对咨询师的很多人格因素是一种考验：比如咨询师是否敏锐、鲜活的在场（精神安住躯体）积极贯注来访，能进入移情关系中来访投射的角色中，并且有觉察自己的能力；有能力承受住来访放置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情，不为自己辩解和解释，保持沉默。最大程度的利用并来访呈现出来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能够幸存，允许自己处在病人指派的角色中，当咨询师能真正卷入这种关系，陪同来访重新体验过去的经历，来访就会从移情中逐渐恢复过来，从而有对自己的觉察和更多的现实检验能力。
又想起那句，在理解基础上的解释才是有意义的，而那个理解是基于看到和尊重，尊重和看到那个自我关联性需求，然后才有然后～
而作为咨询师理解那个自我关联性需求的前提是，自己经历了这样的历。成为了一个成熟的人才能再借由理论的加持，走向治愈，那也是人格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