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恐怖,基督教恐怖,以及我所沉迷的恐怖

文摘   2024-07-07 16:35   浙江  

最近看到好多地方在谈中式恐怖,总觉得不系统。那我就尽量社科一点地聊一下我所沉迷的两种恐怖。

开始沉迷东亚恐怖,是因为连续三四年没回来——放心地觉得那只可能管辖我的东亚之手再也够不到我了。我脱离了属地,进入文化三不管飞地,从此可以放心渎神,在奥斯曼住宅的东亚梦魇中安然无恙地醒来。

一个政治正确前提是,除中式/东亚(东亚文化辐射地区)和西式(泛基督教文化)恐怖外,一定还有其他文明的恐怖,比如说非洲的鬼怪和神巫、墨西哥亡灵节展示的各种,etc, etc,。我对此极为无知而已。

无知带来无畏,我深有体会。有次在非洲半夜洗头,突然停电了。惊恐几秒后觉得毫无必要。贞子显然不会远道而来要我狗命,这不属于她的辖区。而当地鬼什么样,脸长脸扁,我根本想不出来。

所以本文只谈我有一点点了解的东亚(东亚文化辐射地区)恐怖和西式(泛基督教文化)恐怖,我谈得可能非常跷脚,因为知识面有限。

恐惧是一种情绪,因此所有文化产生的恐惧来自相似的情绪诱因:因反常产生的焦虑,对未知和不可控之物的担忧——因此任何地方的恐怖,其底层逻辑是相似的。

宗教/民俗和历史,是神秘学(仪式、符号、象征)的最主要来源。宗教和民俗,都曾经历过历史的蒙昧时期;仪式的繁复、过时之处,已不为当代人所理解(或一知半解),陌生化使得熟悉之物产生怪异感,甚至恐怖感。

西方主要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相关的诡异节日或异教徒屠杀历史:猎巫、宗教的极端化/邪恶变体。重现焚烧、屠杀、迫害女巫的场景,并将通常作为庇护所的教堂(参见《巴黎圣母院》)进行角色颠倒,在人们感到安全时,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孕育邪恶的场所。

这和圣经文化有关——撒旦本来就是天使堕落后,善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整个中世纪就是基督教人基于信仰的自相残杀史,历史不需要添油加醋就很吓人,比如16世纪的“血色婚礼”,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中国民俗几乎围绕家庭,家庭是东亚的宗教,祠堂和教堂是同一种恐怖——而两者都强调对女性的主宰、禁欲、服从、对生存权的满不在乎。中国民俗带来恐怖一面,来自封建时期的礼教陋习(冥婚,殉葬,杀[女]婴/弃婴塔,身体虐待[裹脚],婆媳之间、妻妾之间围绕父权的等级制度及厮杀,etc.)

可以说,这两种无论宗教还是民俗,都是野蛮蒙昧的恐怖。

婚丧嫁娶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是恐怖灵感来源(同基督教文化)。有趣的是,一般都是女性视角,因为婚丧嫁娶中暗示的强烈暴力可能、与过去的断裂、身份的剥夺和替代、从父亲的家庭进入丈夫的家庭——被父权合谋算计的孤立无援,可能是女性一生中最感恐怖的时刻,尤其在古代。

法国发明了不少婚丧嫁娶鬼故事,主打一个“怪物丈夫”(这甚至是一个文学术语!)。《美女与野兽》算比较美满,但强制婚姻的感觉照样很重,要是那个bête不是帅哥变的,后果不堪设想。《蓝胡子》吓得死小孩。自从安吉拉.卡特将其改写成《染血之室》后,即蓝胡子的密室是性虐刑具,我吓得都忘了原版。《睡美人》还有后面一半,这个睡美人婚后发现mother-in-law是妖怪,要吃她和小孩。

中国恐怖婚姻中,丈夫不是怪物(“怪物仙妻”倒很多,田螺姑娘跟白蛇),丈夫甚至都不存在。《妻妾成群》(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其中典范。那个掌控所有女人命运的“丈夫”是隐形的,几乎没怎么出现,但造成了一死一疯,受害者源源不断送进来,一个生命循环。这个男人同时兼任死神和上帝。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封建家庭(父权制)吃人属性始终存在——无论在任何文化语境下,当代人也无法摆脱。其凶手是无形的(因为是制度),因此凶手缺席,而缺席是一种在场——technically,非常接近神秘学中邪恶力量(鬼神)的化身。

中式恐怖,或者不如说东亚恐怖,一个独立于其他文化的特性是人性之恶,“找替身”。这种观念残存在当代民俗和都市传说中。

枉死的鬼,复仇的准头往往很差,也没有什么正义追求,并不总是去找债主,再拖一个无辜者替死,自己解脱就可以了。这种“抽刃向更弱者”,我不晓得有多少民族性的写实成分,着实让我十分生气。

东亚恐怖主打一个复制现实社会。鬼之间也会弱肉强食、也分三六九等。有家人及时祭祀的鬼总比“孤魂野鬼”好。孤魂野鬼就像街上流浪汉,永远路有冻死骨,没有人想要请他跟自己祖先一起吃猪头肉。孤魂野鬼因此报复社会,我觉得情有可原。鬼的世界也是路有饿殍,如同人类社会。

“被吃者也吃人”、“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性永远是东亚恐怖的精髓。


西方恐怖的人性之恶比较肤浅,多数关于“无差别杀人”——一种没有什么延展意义的变态。从德拉库拉到开膛手杰克,从汉尼拔到鬼娃查克。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单纯的对任何人都无法逃离的被死亡选中的恐惧,《死神来了》属于这类。

西方恐怖比较有智力含量和延展意义的是不可知论。对精神领域(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等)的探索,如《致命id》;以及哲学领域(不可知的多重空间),如《死亡邮轮》和《寂静岭》,也能把我活活吓死。只能说,东亚更怕人性,西方更怕不可知的自然。

东亚恐怖有一个有待发掘的特点是政治性恐怖、集体主义恐怖、在趋同化世界中格格不入带来的恐怖。这是一片蓝海,而这种恐惧我们都曾感同身受。

一些常见的恐怖故事发生地,可能说明一些问题——

麻风病岛/疯人岛/愚人船(对被同类驱逐的恐怖、对驱逐与己不同者的渴望)

精神病院(怀疑自己理性是否被剥夺的恐惧,脱离同类的恐惧。如马尔克斯的《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学校/监狱(“异托邦”,小社会对社会之类的复制)

祠堂/教堂(对集体归属的渴望,以及对集体产生的压制性权威的恐惧)

想不出了,我对恐怖的想象力还是有点儿匮乏。

1969年的九号楼
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据说里面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维瓦尔迪《谐和的幻想》,而我们把温吞吞的啤酒倒进从理学院实验室偷来的广口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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