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程汉简不简单

政务   2024-11-21 07:30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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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湖州市城区正沉浸在旧城换新颜的热潮之中。于施工现场的尘土飞扬间,一批沉睡千年的木简意外显现。然而,由于木简大都残损,有些还带有明显的火燃痕迹,初现时未被留意,又被混入废土内。


当年3月下旬,有拾荒者又偶然发现了这些木简,附近还有零星的汉代金属兵器等。很快,湖州府庙古玩市场上开始有木简“现身”……


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认为,这批木简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还需进一步鉴定。随后,《湖州晚报》聚焦于此,刊发了《湖城发现“西汉木简”》一文。文中写道:“如确是西汉木简,这对于研究湖州的历史与湖笔的起源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批木简?背后藏着哪些故事?


《湖城发现“西汉木简”》一文报道照片 图源:“中国书法报”微信公众号




2022年,在湖州市文保部门多方奔走联系下,这批汉简文物最终被捐赠给湖州市博物馆永久保存。此后,相关展览相继在湖州市博物馆、杭州国家版本馆等与公众见面。但这样的“相见”,实在来之不易。


前面所说的捐赠者,正是北京翰典艺术馆馆长周同祥。时间回溯至2009年,当时他正在研究和分析魏晋笔法,想通过汉简寻找一些思路。看到湖州本地媒体的报道后,他当晚便坐飞机赶到湖州,多次走访湖州府庙古玩市场,一家一家地寻找回购。经过几年时间的奔走,他最终收集到300多枚有字木简。


2019年,周同祥委托古文字学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曹锦炎及其团队,对这批汉简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整理释读。


原来,2000多年前,湖州被称为“乌程”,那时纸张还未普及,简牍是文字的主要记录载体。而这批木简的出土位置正是当时乌程府署的核心范围,内容则主要记载了乌程与各地之间的政务往来及当时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因此得名“乌程汉简”。


经研究,这批已出土的具有明确纪年的乌程汉简,前后时间跨度达293年。而从书法风格来看,整体时间横跨西汉初期至东汉晚期400多年,其中不乏篆、隶、草等各字体的精彩之作,是简牍书法研究、学习与创作的优质模板,印证了两汉是中国汉字从篆到隶、由隶到草演变的关键时期。


有学者认为,“这批木简是浙江地区首次发现的大批出土汉代书迹,填补了浙江未曾发现简牍材料的空白。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简牍内容上看,都十分罕见”。


不禁要问,乌程汉简的背后,深藏着怎样一串待解许久的密码?


纪录片《乌程青史》截图 图源:“央视科教”微信公众号




简牍之中,既记录了人们生活的琐碎日常与温情瞬间,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治国理政的智慧。


藏着治世之学。木简中记载着“建始四年”“绥和元年”等明确纪年,提到了“会稽、乌程、海盐、余杭”等古时郡县名称,还有“楼船士员三百卅四人”“官米五百石”等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记载。比如,其中有不少关于商贾贩卖物品的过境通行凭证和缴税记录,在多件简文中提到的“棨”,是一种用木制成的符信,相当于通行令牌。此外,有关“贬秩一等,夺爵二级”等记载,印证了两汉二十等爵制,体现了“能上能下、奖罚分明”的智慧。


藏着民生百态。汉简中的大量信牍,生动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一份木简是一封保存较为完整的家书,记载了一位名为吕广的医生远赴扬州救人治病以及平安返回乌程向家人报平安的经历,字里行间满怀他对家人的思念之情。这批简牍中,还有不少关于稻米、食盐、鱼类以及布匹等的采买记录,从侧面反映了湖州作为鱼米之乡的富庶,以及作为丝绸起源地丝织业的辉煌。


藏着文化瑰宝。从记录古籍经典《孝经》《淮南子》到启蒙读物《急救篇》《仓颉篇》,再到文房用具等,乌程汉简就像是一个展现古代文化的“万花筒”。其中一枚简牍上记载的九九乘法表口诀与现代学生背诵的并无不同,充分说明了古人对数学规律的深刻认识;而在医药简中,记录了《伤寒杂病论》中的一些常用药方、药名、剂量、炮制方法等,足见汉代经方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和应用。


一言以蔽之,乌程汉简就是一本了解两汉时期当地社会生活百态的“百科全书”,也为人们对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书法学等多个学科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珍贵资料。


观众在杭州国家版本馆“文献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览”展驻足赏析“乌程汉简”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孝感市云梦县博物馆参观云梦出土秦汉简牍展时强调:“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要不断通过考古发掘,为国家历史提供更多不容置疑的佐证材料。”


乌程汉简的惊世发现,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更多细节,同时也为我们做好简牍等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思考。对此,笔者认为三对关系十分关键。


考古发掘与城市建设。众多文物的出土与城市建设紧密相关,如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在扩建时就发现3500多座古墓。乌程汉简的发现亦“缘”于城市更新。这启示我们,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下遗存十分丰富,在施工前进行探测、考古工作十分必要,应当做到“先考古、后动土”。“浙江宣传”曾在《建设与保护的“争”与“让”》一文中写道,在文物保护这件事情上,不能当“事后诸葛亮”。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被破坏,就是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


文物保护与科技支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共出土30多万枚简牍,这些简牍曾深埋于地下,环境干燥稳定,才得以历经数千年保存至今。但在出土之后,面临的环境变得复杂多变,如何精准保护就成了一个难题。像兵马俑、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等,都对保存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近年来,高清数字扫描、环境监测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文物保护和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像在祖国大地的“东南西北”拔地而起的各个国家版本馆,均有配备恒温恒湿、坚固稳定的山体洞库以及预防性环境监测系统,将文物“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美好愿景变成实景。


研究阐释与宣传普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文物何以会说话?文物的故事何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乌程汉简给我们以思考:如果没有一批有识之士持续多年的跟踪关注,乌程汉简或许早已散落各地,再难“聚首”;如果没有相关专家团队多年深入研究释读,相关单位聚焦于此推出展览陈列、宣传推介等,其背后的故事或许至今仍“藏在深闺”。


有人说,“文化遗产是来自祖先的书信”。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像这300多枚珍贵的汉简,不仅让2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变得具象了起来,告诉我们从何而来;更为今天的我们带来了关于脚下这片土地的新知、共鸣和启发,告诉我们将走向何处。


而如何保护好这些“书信”,并把其中的故事讲好、讲活,体现的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彰显我们这一辈人的眼光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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