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648年唐史中出现“朱邪”一词，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亡北汉，沙陀在中国古代史上沉浮三百余年。他们从西域到中原，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相继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在中国北方统治了近一个世纪。
值得注意的是，沙陀本身并不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强力民族。西突厥处月部下属时期，不过只有六千多帐、三万多人。并且，沙陀人皆高鼻深目虬髯，不仅迥然于汉人，和突厥人亦不属于同一种族。
北宋中期以来，便不再有关于沙陀人的任何记载。他们与汉人通婚，生存繁衍。生理上的外貌特征逐渐发生变化，叠加族谱和籍贯的散佚，沙陀三部落的贵族、平民已完全与汉人融合在一起。
对沙陀人的族裔血缘的辨析，迁徙路径的探讨，以及短暂勃兴和骤然衰亡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唐-五代时期一个中国少数民族集团的沉浮史，更能够通过其集团成分、军制形式、国号典仪等问题，彰显“用夷变夏”文明与文化认同历程。
关于沙陀的来源问题，先后出现过“西突厥-处月说”、“回纥说”、“射脾说”、“粟特说”和“月氏说”等多种看法。由于不同文献史料对沙陀早期记载的不尽相同，且相互抵梧，使得研究者对于沙陀来源这一问题争议颇大，至今不能形成统一意见。
其中，影响甚巨的西突厥-处月说缘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记载。根据《新唐书·卷218》所述：“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在《新五代史》中，史家更是明确将后唐庄宗的祖先“以朱邪为姓”。
此外，“粟特说”亦有可信之处。所谓“沙陀三部落”中的萨葛、安庆，均为粟特的不同音译。粟特人在唐代又被称作昭武九姓胡人，多居住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也就是今天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中亚五国及阿富汗地区。
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粟特人，为方便商业贸易一般会按其故乡所在国的名字改汉姓，如安、康、史、何、米、石等。安史之乱中两个重要人物——安禄山和史思明，身上都有粟特人血统。
公元662年，唐帝国名将薛仁贵西征铁勒。其时朱邪氏和同为铁勒役使得预支氏、射脾氏，率部协同作战。只是由于其与中央王朝的交往甚少，没有太多的事迹被记录下来，因此，当时唐代文人以其居住地“沙陀”名之。
公元8世纪前后，在大唐与吐蕃的争霸战中，沙陀人始终与唐帝国北庭都护府一起共同抵御吐蕃的进犯。公元790年，吐蕃军队攻陷唐帝国的北庭都护府，沙陀人也只能跟着唐兵投降吐蕃。
为了更好地羁縻沙陀人，吐蕃将朱邪部六千帐陆续东迁到甘州地区与凉州接壤的祁连城或大斗拔谷一带。这里作为吐蕃对唐第一道防线，自古以来便是通往青海湟中最便捷的通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吐蕃每与唐朝、回鹘争战，皆以沙陀人为前锋。死伤众多的朱邪部举族愁怨，于是突破重围，继续向东投靠唐灵武（朔方）节度使范希朝。待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人随之以劲骑身份，由朱邪执宜率领，被安置在代北地区。
自此，沙陀人开始和一同东迁的吐谷浑赫连部，围绕代北地区的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在此期间，朱邪执宜、朱邪赤心父子一直为唐廷效力。朱邪赤心本人曾亲率部众参加唐武宗发起的回鹘和昭义镇战争。
由于沙陀军保留有完整的部落组织形式，其酋长除接受唐廷授予的正式中原官职外，还拥有“阙俟斤”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沙陀军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相应地沙陀骑兵也充分继承了中亚游牧民族的战略战术。
由于沙陀军中基层将领民族成分相较于其他蕃军更为复杂，所以沙陀军中往往习惯通过以收养“假子”、“义子”等拟制血亲关系来维系双方同盟，并能够很轻松地以十进制整齐地对部队进行编组。
在此基础上，作为代北藩镇重要的军事支柱，沙陀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代北地区的财政体系中，进而获得稳定的军费来源。他们或截留中央拨付的军粮物资，或收割驻守之地的屯田收入，或攫取当地关市地交易之利。
通过对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的完善和发展，以及掌握稳定、多元的物质保障渠道，使得沙陀人从众多中晚唐蕃军队伍中脱颖而出，较为罕见地常年保持着远高于其他蕃军的战斗力，屡次成为挽救李唐皇室危亡的急先锋。
唐宣宗时期，党项及回鹘连年侵扰河西。朱邪赤心又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任前锋，所向披靡，勇冠诸军，被吐蕃誉为“赤马将军”。沙陀骑兵作为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为唐廷前后收复被吐蕃占领的陕北、宁夏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朱邪执宜、朱邪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但唐授与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隶属于河东节度使管辖。沙陀人出征之际要受他军节制，唐宪宗元和年间则隶属于忠武军或河东军序列。
必要时还会将人口孳息日渐繁盛朱邪氏一族散居、离析在北川，隶属诸州，用以“势分易弱也”。地方节度使或与之诅盟约誓，或以其子弟作为人质，或以河东衙将兼领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以此进行防范和控制。
这一切，无疑对沙陀势力的发展不利。公元868年，朱邪赤心以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使身份率部镇压庞勋起义，事后朱邪赤心被唐懿宗赐予李唐国姓，代北沙陀集团成为桂林戍卒哗变的最大赢家。
沙陀人本地处西域的小部落，其社会声望与地位，远不能同中原汉族相比。即使是在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中，也是微不足道。加入李唐宗籍不仅大为改观了沙陀人的窘迫局面，而且成为他们日后借以逐鹿中原的绝佳托词。
自此，朱邪赤心便以李唐宗室自居。事实上，后世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认可；宋人视李存勖建立的后唐为正统，而把汉人朱全忠建立的后梁看作僭伪，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国姓有着极大的关系。
公元878年，振武节度使朱邪赤心（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正月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起兵反唐。公元894年六月，李克用打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终于实现对代北地区的完全占有而告终。
与此同时，沙陀、粟特与吐谷浑人的结合也在悄然进行中，在李克用杀害段文楚事件和南下镇压黄巢农民军的战爭中，都有不少吐谷浑追随者，这一部分吐谷浑人是“代北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连李克用母亲秦氏，都有可能是一位吐谷浑人。
沙陀和吐谷浑人的相互攻杀，只是职业军镇之间的利益较量，并无多少种族色彩。其后，李克用以吐谷浑部落设置的宁朔、奉化二都督府，亦完成了由羁縻府州到正州的转化过程。代北武人势力开始向河朔藩镇，特别是魏博、成德、卢龙三镇发展。
公元907年，在李克用重病缠身之际，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次年李存勖继位，继续执行李克用战略，沿用唐天祐年号。3年后的柏乡之战中，时年25岁的李存勖一举收复义武军和成德军，进而北上灭燕，南下吞并魏博各州。
公元923年，坐拥天下十三节镇、五十州的李存勖接受劝进，在魏州称帝，史称后唐。国号作为国家的名字，深入到政权的方方面面。大到朝仪祭祀、交通外国；中到日常行政文书运作；小到百姓墓志、造像等等。
对于李存勖这个由沙陀后裔而言，制定国号时既要考虑如何承接前朝，以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又要顾及现实的政治博弈，需以国号来加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毕竟国号作为帝国权威的一种象征，是“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
与此同时，沙陀与汉族接触所带来的文化上的融合与碰撞也对国号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胡汉语境消解”的背景下，攀附汉氏高门自然是重要依据。因此，“唐”背后所代表的正统性，不仅能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也深刻地召唤着臣民对过往帝国美梦的想象。
“大唐”，是个民族睦合、万邦来朝的时代。“唐”所表现出的意义，不仅在空间上表示一个正确的地理起源，更可在时间上与此前王朝建立联系。有时可上应天命传统，有时则可下合群臣期待，甚至是政策风向之标志。
不过，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虽然一直以大唐继承者自居，庄宗灭梁之后，国号顺理成章依旧为唐。但后梁代唐却是历史客观事实，新朝所谓的“伪梁”并不能将此事实从人民脑海中抹去，明宗初年更爆发了改易国号的讨论。
这和多方带有“后唐”字样的墓志，都反映出已有不少人认识到后唐与大唐并非一体，而是两个不同的政权。李存勖亲信伶官、恃勇矜功、背信杀降、嫡庶倒置，更在三矢雪恨未竟之下贸然称帝，俨然望之不似人君。
后唐之后，沙陀人建立的其他政权同样有此困扰，创业与制定国号时考虑的因素也更多。后晋建国时的形势最为被动，石敬瑭所攀附的先祖石奋徙居河内，属晋地，这是族姓渊源；其麾下多为晋人，或有仕官河东的经历，甚至不少都经历过晋王李克用时代。
但也正是缘于后晋统治集团的过分偏狭，导致石敬瑭一生其实都未能有一次后唐那样，将势力范围伸展到长江，甚至淮水以南。石敬瑭坦然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的行为，在他自己看来只是“慷他人之慨”，未曾料到后晋仅11年便亡于缔造它的“恩主”。
后汉因契丹灭晋，趁势而起。其时民族矛盾甚为尖锐，以汉为国号更能争取中原士人之心。而定汉为国号，其所攀附的汉高帝、汉光武帝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故而后汉高祖选择了以突破传统庙制，将二帝纳入亲庙之中，以此来加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讽刺的是，后汉却是五代十国中最短命的王朝，只有区区四年。北汉苟延残喘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立国逻辑依旧与后晋相同，以契丹人的卵翼存世。面对宋军压境，北汉国势日窘，灭亡进入倒计时。
在中国古代“中原华夏与四周夷狄”的二元政治格局下，河东-山西长城地带作为华夏边缘，自古以来就是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孔道。唐末五代时期，自西域移居塞北的粟特、吐谷浑和沙陀，相继因骁勇善战登上了历史舞台。
沙陀人的勃兴与败亡，是中古北方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进入河东-山西地区的沙陀人无一不在本地社会的影响下开启“汉化”进程。建元之后的后唐、后晋、后汉殊途同归，皆选择使用汉族典制礼仪进行统治，吸纳文武精英。
沙陀三王朝覆灭后，其遗民一分为三，分别流入北宋、契丹和西夏。沙陀人起家的代北地区被赵宋划归到河东路，这里与契丹相邻，与西夏接壤，未来几百年将继续承担着边防重任，发挥着其自身不言而喻的军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