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正阳文学》 || 海上回眸 · 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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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忘   初   心

 ◎  张    睿

穿越历史烟云，历经岁月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100年前，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百年沧桑，百年奋斗，百年辉煌。党兴则国兴，党强则国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教育大会上提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对镜正衣冠，通古乃晓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今天，我们再一次认真回顾与之有关的重要内容，就是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中，深刻体会党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塑造和激活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崇高感，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无愧时代，全心全意谱写“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未来仍需风雨兼程”的时代篇章。

一 时代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历次社会运动，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1905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了激烈尖锐的大论战。但事实证明，无论是武装革命还是温和改良，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羸弱、愚昧落后、民生凋敝的旧面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声势浩大者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相继失败了；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无法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时，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新政党来领导中国走向未来，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选择。

第二，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深陷欧洲战场的泥潭，无暇东顾，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现代工业，使得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人左右，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储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后《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装。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列强的主要矛盾和腐朽乱象，促使他们开始思考，中国的发展，是否应仿效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份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相似的国情，令他们看到了希望。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在当时，成为很多中国人的目标和方向。

二 会议筹备

早在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就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即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佳话。之所以称“南陈北李”，是因为建党时期陈独秀活跃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在北京。两人一南一北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诗赞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陈独秀笔名）如椽笔，明月双悬照古今。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还有这样一段有惊无险的往事。1919年6月，陈独秀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释放了陈独秀，但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动辄警察就登门“拜访”。李大钊认为陈独秀一举一动已经受到监视，在北京很难开展革命活动，不如转移到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去。那么，又该如何不为人知地尽快离开北京呢？

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北京朝阳门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两名乘客，就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李大钊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陈独秀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李大钊之所以要坐在车外，是因为自己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可以在沿途应对一切交涉，而陈独秀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口的，一开口就难免会露出南方口音，遭来怀疑。两人一路南行，经廊坊转道天津，然后陈独秀再乘火车或乘船去上海。一辆旧式带篷骡车，150多公里路途，耗时两天。两个同路人，一边赶路，一边交谈。这便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猜想。

其实，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关于建党早有“相约”。从1918年下半年，二人连续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看作是他们对组建共产党的共同认识，也可以认同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相约”。这种“相约”很快就体现在了“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建党筹备之中。而所谓“相约”，则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的倡导、推动和组织作用。

1920年4月，俄共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这个想法与南陈北李的“相约”不谋而合。从5月开始，陈独秀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陈独秀的寓所(同时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多次开会商议建立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条文。实际上，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上海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到了各地组织发起的作用，亦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陈独秀为书记。李大钊遥相呼应，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接着，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先进分子，也组成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他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努力传播马列主义，从事工人运动，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经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1920年11月1日，陈独秀应孙中山和陈炯明的邀请，并取得李大钊和上海党组织的同意与支持后，于同年12月16日由沪动身赴粤，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沪时，对党的工作做了交待和安排，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召开“一大”的准备工作，是从1921年年初开始的。1921年2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党务经费、组织原则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愤而辞职，把党的文件与名册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从这时到党的“一大”召开，上海发起组的工作是由李达主持的，他为筹备和组织党的“一大”召开，做了大量工作。

以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极为关心和支持。国际执委会委派由列宁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书记马林（原名为亨克·斯尼夫列特，荷兰人），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的代表尼柯尔斯基（俄国人），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他们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宣告党的成立”。国际代表的到来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促进了“一大”的等备工作，加速了建党的进程。

李达、李汉俊根据原先党的发起组织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一致认为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建党的有关问题，并产生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于是，由李达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的地方早期组织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各派一至二名代表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并没有出席“一大”。原因是，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辞职尚未获准，更兼筹备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无法离开。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公务繁忙难以抽身，并且当时李大钊已是社会名流，行动易引注意，北方军阀政府控制甚严，突然南下，诸多不便。但他们对“一大”仍然是有影响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1921年6月中、下旬，北京代表张国焘因要参加“一大”筹备工作，他是上海以外的各地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是7月23日前回到上海的，是代表中到得最晚的一个，期间各地代表陆续到达上海。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全部抵沪，他们是：

参加会议：  包恵僧（陈独秀指派）

参加一大的代表向来有12、13人数之争。由于当时党正在筹建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党的活动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产生的方式有所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代表们都盼望党的发起者南陈北李参加会议，但二人无法参加。陈独秀派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并带去他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委派去广州向他汇报完工作的包惠僧参加会议，代表们无任何争议。所以这儿采取了13名代表之说。

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负责大会的联络和会务工作。为了安全保密起见，会址和代表们的住所都未安排在旅社饭店中。会议就在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城（同盟会组织者之一）的寓所召开，住所也就近解决。由李达的爱人王会悟（既是《妇女声》杂志编辑、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斡旋，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今太仓路127号）楼上三间房，作为各地代表住宿之所。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距离开会地点较近，行动方便，加上正值暑假，教师和学生都已离校，“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代表们住此易于保密。外地来沪的代表，除陈公博带着夫人住在大东旅舍外，大多住宿在这里。

“一大”的筹备工作，最初是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量进行的。马林在研究问题时不够民主，而李达、李汉俊秉性直率，学者气味浓厚，于是经常发生分歧。张国焘到达上海参加筹备工作后，与马林交谈时“彼此意见相当融洽”，乃“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此后，“一大”会议由张国焘实际主持也缘于此。

三  会议召开

1、1921年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当晚8时，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3号（租界取消后，解放前改称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的客堂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各地推选的代表12人，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共13人全体出席；这十三人，代表了全国50多个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临时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随后请共产国际代表致词。

在第一天的开幕会议上，代表们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事先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

④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上述内容将分别安排在以后的各次会议中逐项进行。

2、7月24日，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主要由各地代表汇报工作情况。由于各地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工作也只是初步展开，“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都比较散漫些。” 在各地代表的报告里都提到了以下三点：党员很缺少，怎样组织工人和如何进行宣传工作；现在看到的保存下来的文件，只有张国焘作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陈公博作的《广东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其他小组的报告目前还没有发现。

3、7月25、26日，休会2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根据马林提出的建议，“选出了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中包括张国焘、李汉俊、董必武、刘仁静、周佛海等，张国焘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大会决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

中国共产党在发起过程中，曾拟定了几个党纲草案。第一个是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陈独秀曾组织拟定了一个党纲草案；第二个是北京小组命名为北京支部以后，起草了一份临时纲领；第三个是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党章；第四个是李汉俊不满意陈独秀起草的党章，自己起草了一个党章。

起草委员会参考了这几个最初党纲的内容，并吸收了《共产党》月刊上介绍的外国共产党纲领的部分条文，以及各代表提出的意见，草拟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基本政策，以及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然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两个文件当时都油印了，发给各代表。但这两个文件的中文原件未能保存下来，现在看到的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的“纲领”。俄文本原存第三国际，上世纪50年代移交我国政府。英文本是1924年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录，两种不同文字的译稿，均缺第11条。但是在条文和内容上基本一致，从来源和内容上看，这两个文本是可信的。

4、7月27、28、29日，分别举行了第三、四、五次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集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代表们各抒己见，激烈争论。这3天的讨论是富有成果的，基本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即最终奋斗目标和党的组织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党的建设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5、7月30日，代表大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全体代表除周佛海因病缺席外都参加了会议。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大会只在第一天开幕会议时，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第二至五次会议介绍情况和讨论，没有请他们出席，由张国焘在会后转告他们。第六次会议原定由国际代表讲话，对中共建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笫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但是，因法租界巡捕的侵扰，未能正常进行。

当天，是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马林亲自出席；天气闷热，决定将时间推迟到晚上。但会议开始不久，闯进了一个陌生人，是个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他声称自己走错了地方，一边弯腰道歉，一边匆匆退了出去。面对这一情形，富有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并敦促代表们迅速离开！事后证明，马林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男子姓程名子卿，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他途经此处，声若响雷的异国语言引起了他的注意，离开以后，他迅速将情况报告给了法租界巡捕房。上海解放后，此事公开，党和政府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倒是请他参加了一些座谈会，作了一个历史的活见证。当时情况万分凶险，代表们撤离不久，李公馆便被大队人马包围，密探们翻箱搜筐，足足有2个钟头，严密搜检、掘地三尺，却唯独遗漏了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也许是因为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无关紧要吧。

这场惊吓，令代表们提高了警觉，离开李公馆后并未回博文女校，而是化整为零，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2号，来到《新青年》编辑部。此种情况，继续留在上海显然已不安全，但任务尚未完成，于是决定转移会场。王会悟建议，将会场改到距她家乡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的画舫中，优势是距离上海很近，便于转移，且不引人注意；而且王会悟曾在嘉兴读书，对情况十分熟悉。

于是，第二天，会场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王会悟先行赶到，预订房间、租借游船、预备午饭等。至于，在嘉兴南湖召开的闭幕会究竟是哪一天，由于原始文件缺失而众说不一。党史研究者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1921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讯》，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部分代表和当事人的回忆等等，关于7月31日之说，是目前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认同的说法。

6、嘉兴南湖会议。1921年7月31日，代表们一大早分两批登上去嘉兴的火车，在不同车厢落座，即便偶遇也装作素不相识。车票上的目的地是杭州，经停嘉兴时，他们佯作下车散步，然后快速混入月台上嘈杂的人群。陈公博因在决定复会之前，带着夫人去杭州游玩，没有参加会议。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为免得引人注意，也没有去。第一批代表到达嘉兴时已是夜晚，王会悟把他们安排在张家弄鸳鸯旅馆休息。九点多钟，开会的代表离开旅馆到南湖登船后继续之前中断的会议，王会悟则在前舱负责警戒。

（1）这次会议首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的革命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党纲只有15条，不足1000字。会议在上海期间的最后一天法租界巡捕搜查会场，初拟党纲的草稿纸险些暴露；而在南湖会议上，代表们正是依据这页纸，字斟句酌，拟定了党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正源于这份起初仅15条的党纲。这份党纲每一条字数都不长，但力透纸背，特别是在组织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入党须由党员介绍、新党员经过一定考察期限（至少2个月）、审查后经多数党员同意才能被接收等规范。时至今日仍然为我们党所沿用，是9100多万中共党员人人都履行过的入党程序。会议没有单独制定党章，只在通过的纲领中包含了党章的部分内容，如入党条件，接受党员的手续、党的委员会等。我们党的第一个正式党章，是1922年党的二大正式制定的，在体例上明确与党的纲领区分开来，初步构建了党的组织体系，设立了各级执行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纪律。1923年6月，三大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修订党章，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后，历次代表大会（五大除外）均对党章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改（五大限于特殊环境，会后由中央政治局对党章进行修改）。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将候补期改为预备期，并且规定，所有新入党的人都要通过一年预备期的考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党的百年历史变迁，包括党的发展进步、成就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在党章的修改和变化中都能反映出来，堪称高度浓缩的党的百年奋斗史。

（2）会议接下来通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现存的也只有俄文和英文的译稿。决议共六条，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对工人的领导，注意在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发展党员，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决议，会后仅半年时间，全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罢工90余次，并很快形成了以京汉铁路大罢工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3）中午，代表们匆匆用餐后，会议继续进行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负责望风放哨的王会悟一直紧张地观察着湖面的动静，每每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会视湖面情况敲打舱门提醒。下午5时左右，湖面上突然出现一艘汽艇，似乎正朝画舫而来，越驶越近！王会悟敲打船舱通知休会，代表们立刻收好文件，将麻将摆上方桌。汽艇越来越近，却并不减速，又飞快驶过。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知道是本地士绅的私人游艇，会议才继续进行。经过讨论修改后的宣言很简短，大约一千多字，宣告中共的基本政策和历史使命。由于分歧比较大，大家争论了很久，也不能统一意见。但来自游艇的虚惊，也提醒代表们时间紧迫。最后，大家决定，将宣言交由陈独秀决定是否发表。虽然这个宣言最终没有发表，却真切地反映了代表们严肃认真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心。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为执笔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宣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此后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党代会宣言，承担着党向社会各界宣告自己政策主张的重要使命。

（4）会议最后一项议程，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当时党员人数不多，暂不必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需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可以了。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分管宣传，张国焘分管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完成组织立党。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最后，全体代表在船舱中，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7、历史意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党的正式建立，“一大”制订了第一个党纲，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我们党的生日是七月一日，为什么和一大召开的时间不一致呢？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这个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出来的。由于当时环境险恶，缺乏档案材料，无法准确考证。最早提出党的生日是依据毛泽东和董必武的回忆，当时在延安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参加过一大，他们只记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大概在7月。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此后，全党开始大规模举行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而“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今天，“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四 一大代表及南陈北李的不同归宿

同样的“初心”，不同的归宿。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差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最终，也走向了不同的归宿。

第一种，领导中国革命斗争，成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毛泽东、董必武，他们是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毛泽东（1893～1976），曾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提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此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49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逝世于北京。

2、董必武(1885～1975)，参与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75年在北京病逝。

第二种，坚持革命，惨遭反革命杀害或由于其它原因过早离世的革命英烈。有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

1、邓恩铭(1900～1931)，在一大后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1928年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后调回山东省委。1928年12月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年仅31岁。

2、李汉俊(1890～1927)，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董必武称他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后由于对陈独秀、张国涛不满，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党发生了严重分歧，自动退党，党的“四大”将其开除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李汉俊脱党后积极投入国民革命，为湖北的国民教育做出了贡献。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他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径并以特殊身份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后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3、何叔衡(1875～1935)，是年龄最大的代表，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包围袭击，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壮烈牺牲。

4、陈潭秋(1896～1943)，1939年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进行了顽强斗争，1943年9月27日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杀害于迪化。由于消息隔绝，党中央不知道陈潭秋已牺牲，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他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5、王烬美(1898～1925)，是山东小组代表，二大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1923年负责山东省委工作。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夏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是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

第三种，由于种种原因，曾经脱离过革命。有李达、刘仁静、包恵僧。

1、李达（1890～1966），是一大当选的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创办了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即人民出版社。二大期间，与张国焘发生激烈冲突，后又与陈独秀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遂脱离中国共产党。李达虽然脱党，但并未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了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历史证明人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越过了预备期。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建国后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其夫人王会悟，为中共“一大”、“二大”的胜利召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供职于法制委员会，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粹，但一直没有从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993年王会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2、刘仁静(1902～1987)，是年龄最小的一大代表，当时只有19岁。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同年被开除党籍。1948年，因发表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解放后，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6日，因车祸在北京逝世，是最后离世的一大代表。

3、包惠僧（1894～1979），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了中共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八一南昌起义后与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1930年恢复国民党籍，1948年离开国民党后举家迁往澳门。解放后，回到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于北京。

第四种，堕落成为革命叛徒和民族败类。有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1、张国焘（189～71979），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伪中央，1938年4月投靠蒋介石，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8年迁往台湾，1979年病逝于加拿大。

2、陈公博（1892～1946），是一大中唯一没有进行完会议议程的代表。因反对联合孙中山的政策，宣布“独立行动”，1923年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第二号大汉奸，日本投降后出逃日本，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在苏州监狱被处决。

3、周佛海（1897～1948，）是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因参加右派活动，于1924年被开除党籍，抗日战争时期叛国投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行判处死刑，后又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逝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另外两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归宿也各不相同：

李大钊（1889～1927），1920年和陈独秀共同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连同留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一同在苏联大使馆被捕，在狱中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1927年4月28日，被以“里通外国”罪名绞决，时年38岁；共同赴难者达20余人。李大钊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顽强坚守，树立起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标杆；那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陈独秀（1879～1942），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及首任总书记，中共第二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和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6年国共关系趋于紧张，陈长期误判形势，致使党蒙受巨大损失。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剥夺中共党内领导职务。1929年11月，因反对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与过往划清了界限，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九一八事变后，发表文章，主张反蒋抗日。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旋即移交南京政府。1932年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致电蒋介石，知名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陈独秀的建议。但蒋仍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在南京狱中，陈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诸子百家学说，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1937年抗战爆发，陈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1939年5月抵达重庆江津，生活拮据，主要依靠亲友救助。周恩来邀请陈去延安，被拒绝；安排侍卫长龙飞虎，代交的一百块银元，亦被婉拒。由于陈独秀发表抗日演说和大量抗日文章，影响力较大，1939年，蒋介石派胡宗南、戴笠私访陈独秀。但陈不愿意提供反共宣传，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出资帮他组织“新共党”，也拒绝了胡适去美国的邀请，以及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尽管陈独秀犯过错误，但他的历史贡献不可忽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他仍然是居功至伟，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