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董珍玩各专场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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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八年，李朝圣节使韩僩奏谓：
「（中国）皇帝酷好佛道，大内设法会则着僧衣，设道场则着道衣，或夹旬不罢。」
——朝鲜《李朝实录· 成宗康靖大王实录二》
Lot 6822
明成化 青花外海石榴纹内梵文卧足碗
「大明成化年制」款
AN EXTREMELY RARE BLUE AND WHITE "POMEGRANATE"BOWL
Chenghua Period, Ming Dynasty
Chenghua Six-Character Mark
D：13 cm
估价待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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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青花器物以各式小碗、小杯居多，青花原料采用国产的平等青，色泽淡雅，与白润的釉质和小巧的器形相配，自成一种清新淡雅之风格。此种碗形在宋代耀州窑已经出现，卧足较小。明代卧足碗很流行，永乐时碗底心拱起，宣德时期卧足碗趋于浑厚，成化时期卧足碗胎较薄，碗式浅，底径较大。
碗心所书梵文，佛教喻意为“唵阿吽”三字明的咒牌，及普贤王如来的三字根本咒，是密宗修持的重要咒音。密宗念诵咒语修持方法，主要是利用一种特别音符，震动我们身体内部气脉，使它激发生命潜能，以超越惯有的现象，通于人天之间极为奥秘的至理明言，进入极神妙之领域，启发神通与般若智慧。
“唵阿吽”三字明是修持密宗法教中，极为重要咒音，对此三字总持圆满广大功德上，上师曾经作精要开示“唵阿吽”表三身体性的圆满，即是法报化三身、大手印身。此三字除了在生起次第有清净三业，转三业为三密的功德之外，在大手印或大圆满的“且却、妥噶”，或在圆满次第、金刚诵法方面，皆有许多成佛修持大法。故仅仅“唵阿吽”三字，就有无量无边法门，能由此而离诸三业烦恼，证得一切三身体性圆满成就。实际上“唵、阿、吽”三字，也是印度梵文声母的总纲，因此，只用此三个字的发音，组合成为一句咒语，便是普贤王如来的三字根本咒了。普贤是普遍而贤善地充满一切处所，无时无处而存在的意思。
成窑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最精彩的传奇，铸就一个不可取代的美学之典范，为世人所百般推崇，历代藏家皆视之为拱璧，万历时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言：“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琖之属，初不过数金，……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当今拍卖市场上鲜有如此质量上乘者，是次秋拍能有此成窑佳作现身，可珍可宝，当为好古敏求之士难得的机缘。
目前所知，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成化瓷器最多，出自清宫旧藏，私人收藏成化器数量极少。可流通数量的稀少，也就造成了成化青花碗的珍贵了。
「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
——《明史·食赀志》
法净三身：明成化靑花缠枝莲梵书卧足碗
青花瓷自元世起，风骨俊烈，复入明初，所造鲜翠蓝艳，画意纤秾，更增华国巍焕之色。待成化，俄而一转，青花日趋淡柔，绘风清润，火气脱净，平舒可爱。尽管各朝御瓷风貌非单一词汇可概括，但历史上仍习惯视永、宣为「壮丽」瓷风的代表，而以成窑作隽永天真之品，两种审美趣味在不同时期、群体间皆备受推崇。今人以开放心胸容纳古今，兼赏不颇，然明人时有论争，品评次第，或以永宣为胜，又一度择成窑为诸代之冠。若刊于崇祯的《帝京景物略》所载：「窑器，古曰柴、汝、官、哥、均、定，在我朝則永、宣、成、弘、正、嘉、隆、万官窑。」后作小字注曰「首成窑，次宣、次永、次嘉」。《帝京景物略》的窑器论大抵袭自高濂《遵生八笺》，而以小字注文常与高氏相异，反映出明末鉴藏界的不同态度。
是例青花梵书碗之器型作磬口扁腹，圈足内卧，器底微拱如馒头，古称「馒心」。修坯挺立，器壁纤薄，入手虽轻但质地坚实，重心下堕，持握合宜，周身施釉明丽，釉色脂白。与永宣御瓷明澈的亮青釉相比，成窑瓷釉质略略乳浊，凝润细腻，不但观感如玉，触手亦极温润，抚之立别于它朝窑器。紧致、恬和的瓷釉得益于钾的高量添加，即在配制釉料时掺入多量的釉果石和少量釉灰，此举大幅改善了宣德以来瓷釉易开片的问题，同时使青花呈色更趋平匀明净。当然，青花发色改变之根本原因在于青料的不同，自宣德晚期以来，制瓷使用进口青料日趋减少，至成化时主要采用国产料，史载「平等青」，一说「陂塘青」。实际上，成窑烧造前后二十余年，青花呈色并非一成不变，早期不乏蓝丽浓郁之作，至中后期色泽愈发恬淡。其笔触清晰，洁净柔和，检测可知所含锰、铁元素适中，透视出成化青料益加精炼的制备工艺。同时，成窑引入高铝量的高岭土制作瓷坯，使薄胎瓷器的烧成率提高，胎体亦更为坚实。上述种种，皆为成化瓷风转变的重要技术成因。
故宫博物院藏有宪宗皇帝《一团和气图》御笔，画面上粗看似一笑面弥勒盘腿而坐，体态浑圆，细看却是三人合一， 惠远法师、陆修静、陶渊明三人「霭一团之和气 」，精妙绝伦。人物刻画生动传神，衣纹细劲流畅，顿挫自如，显示出作为画家的朱见深的匠心巧思与高超技艺，体现了作为皇帝的朱见深希望三教合流、和睦相处、朝野安定、国泰民安的思想。
技术变革既服务于艺术风格的需要，又影响艺术风格的发展。与其他宫廷艺术相同，御瓷风格之趋向主要取决于皇帝本人的好尚，而皇帝趣味的形成则基于如外界环境及个人性格等多项因素。史传成化帝「不刚不柔，张弛有度」，性宽厚，情专而深，此一面造就成化早期的开明政治——安土梨庭、蠲赋省刑，亦是后期政治日渐荒昏的一大成因，后宫专宠万氏，授权里戚中官，又沉迷方术，渐使佞妄当道。明人以朱见深为「守成之君」，庙号「宪宗」，按「博闻多能曰‘宪’，虽多能，不至于大道」，用字堪当。又谥号「纯皇帝」以彰其功、见其性（图1）。政治史往往复杂多面，本文无意于历史评价，旨在勾勒宪宗形象之大略。今见成窑御瓷多玲珑小品，装饰风格柔和淡雅，纯帝钟情细腻之物可窥一斑，其它宫廷造物亦相一贯，如成化十七年（1481）朱见深向朝鲜来使明确御贡之物的要求：「王国中所制所产器物可进御者，著为例，每岁贡献于廷，用表王事上至意。各样雕刻象牙等物件，务要加意造作，细腻小巧如法，毋得粗粝。」（李氏朝鲜《成宗实录》卷136）此语不免使人联想到数百年后清世宗「内庭恭造之式」的造办批示，无怪乎后世鉴藏界流行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要语。
帝王好尚对艺术题材的影响更为直接。永乐以来诸帝大抵笃信佛教，在英宗宫廷浓郁宗教氛围中耳濡目染的宪宗兼重道、释两教，更甚乃父（图2）。彼时以宫廷为中心展开的宗教活动十分频繁，诸方僧、道及巫相医卜等各类人士，在宫廷乃至北京城中极为活跃，修炼、祈福乃至长生法门是这些活动最主要的内容。朝鲜来使回国归奏宪宗崇教情形，言及皇帝亲着僧、道衣冠，参与宫廷法会「夹旬不止」。藏僧天宠尤隆，因宪宗笃信虔诚，一改洪武以降，北京对地方宗教施以政、教分离的控制政策，大肆敕封法王、活佛：「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赐予骈蕃，日给大官酒馔、牲饩至再，锦衣玉食者几千人，中贵人见辄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号有至累数十字者。」（《明实录·宪宗实录》卷53）是时宫中法事不辍，香云罄音缭日不去，大内藏僧出入如流，并给金印、土地、佃户，于京中兴寺建塔，用银无算，内府帑币为之一空（《明实录·宪宗实录》卷99）。如此恩遇还在成祖朱棣之上，此一情形亦反映在御瓷烧造中：成窑装饰佛教题材的品种尤多，以藏、梵文字书写咒符装饰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种类，皆远超永、宣二朝。本品即其之一。
此卧足碗之造型源自永乐朝，如一类青花花卉纹浅碗（图3），造型及尺寸与本碗相当，器底亦作「馒心」，例参台北故宫藏器，载黄兰茵《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页149，台北，2017年。而碗内以兰札体书梵文种子字「三字明」，即「唵阿吽」，由三个梵文种子字之「ॐ」，音「oṃ」，为诸陀罗尼之首字，即「天部音」，代表「中央大遍照如来」，象征「身」清净；「आः」字，音「ā 」， 为一切梵音根本，即「人部音」，代表「西方无量寿佛」，象征「语」清净；以及「हूं」字，音「hūṃ」， 为诸陀罗尼之末字，即「地部音」，代表「东方阿閦如来」，象征「意」清净。如此三字合一，即「普贤如来根本咒」，是「充满宇宙的根本发音」，为诸梵咒之「总纲」，故又称「金刚总持三字真言」。此咒奥妙，是法身、报身、化身的总和观修，颂持可净三世一切罪业，除去外道诅咒，断「贪瞋痴」三毒，以到达「普贤王如来本初净土」，圆满成就。可见「除障」「净化」是此咒的一大功效，故书咒于器皿，可加持、转化、净化所供盛之物，并令其「数量」增长。如可令所盛之水（娑婆世界之水）转为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佛言「极乐之池」及「须弥山与七金山之内海」皆盈满八功德水，饮之可「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善根。」（《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遂此圆成所愿。
尽管元明藏传佛教盛行，种字、咒符可作为一种纹样饰于日常用器。然许多仪式中使用的器皿与日用器在造型上界限模糊，只符合仪轨即可。明代宫廷开设法会频繁，一些皇帝自己亲修秘法，各项仪式以及宫寺供养必需大量器具，其中当有一定比例的瓷器，如著名的青花「大德吉祥场」铭梵书出戟盖罐（图4），即为宣宗宫廷之御用法器。而宪宗崇佛信道尤甚，为此「内府造作」甚多（《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50），如成化七年有光禄寺官员反映斋醮使用果品日益增量，已需「尺盘」盛装，动辄摆盛数十桌，耗费甚大，请求革弊（《明实录·宪宗实录》卷99）。「尺盘」即径尺的大盘，若耗量甚大而使用无从，则需发命新造。此外，孝宗朝关于「皇坛器用」的一次争论亦可供思考：「监察御史彭程言：臣监收库料，见光禄寺制造皇坛器用，不知皇坛之义何所，取询之于人，乃先帝修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朝廷不时之需也。」（《明实录·孝宗实录》卷64）可知宪宗修斋曾作皇坛之器，归光禄寺管理，并特设「皇坛库」贮存，每岁耗银成例。同时，宪宗宫廷中设有多处佛堂，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佛殿等皆供奉佛像，佛前供器亦需索甚伙。今日对明代宫廷供具了解甚少，一组清乾隆时期的供盘或有助于对明代器用的想象（图5）。该组供盘作折沿盘式，系铜胎掐丝珐琅制品，口环梵咒一周，底面作「时轮金刚咒」字，即著名的「十相自在」。该组盘具用于佛像前「朵玛」（一种供食，也称「花食子」）的供盛，共十枚，外套皮匣，书满、蒙、藏三语题签，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号故琺000829。综上，宪宗宫廷对于宗教用器之需量巨大，而瓷器是供器的常用材质，故内府命造诸种供器中或即有部分瓷器亦未可知。而在日用场景中，饰画梵文咒符的器皿也有其功效上的考虑，即希望藉由神秘的咒语力量，为使用者带来种种赐福。一类有趣的案例仅见于成化朝：以斗彩绘饰朱砂、法螺、莲花等五种供养物的浅盏（图6），它们可能是具有特别意图的作品，例载蔡和壁，《故宫成化瓷器精选》，编号157-160，台北，2017年。
（图8）明成化 青花缠枝莲纹卧足碗一对 北京首都博物馆
关于成窑何等精好之论早已连篇累牍，为业界所深知，本文无需赘复，只再次言明其成本高昂，在当年「已敌银器之价」 （《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63），或与拣选标准严格，致落选率甚高有关。为此官员上书奏请停罢御瓷烧造数年，望以缓解地方压力，但未获得立即批准，可见瓷事为宪宗所瞩目。宫中需索瓷器数目巨大，烧造「久费不赀」，一方面为供给日常及礼仪事项的用度，如宴飨、祭礼以及分赐、外交等，另一方面或与前述极为频繁的宗教活动相关。尽管如此，现存成窑瓷器更堪罕有，与本品相一致者也暂未可见，检览世藏，相仿者尚有两类，一类尺寸及纹饰仿若，但器内空白，无梵文装饰，另类则器内书有梵文，但器身尺寸甚小，二者功用不同。此两类皆于口部简饰弦纹，无若本品之回纹环绕。可举实物不多，稍示北京故宫所存两例聊作参考，二者皆清宫旧藏，其一口径11.9cm，较本品略小，造型直壁外阔、平底，与本品略别，器内素白（图7），相仿者曾见于清代权相索尼孙女黑舍里氏墓出土一对例（图8），应什袭自家藏，图刊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 下》，编号92，北京，2004年；另一口径更为小巧，仅10.2cm，属浅盏一类，绘饰用笔略显粗硬，盏中书有梵文，或为「ह्रीः」字，代表「阿弥陀佛」 （图9）。二者见录耿宝昌，《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编号25-26，上海，2000年。
成化年间（1465-1487）御器厂所出御瓷，质精秀雅，世无伦匹。其胎釉莹润，造型秀奇，青花五彩淡雅幽静，上承永宣雄健精萃，下启嘉万彩绘风尚，影响至为深远。其中青花呈色浅淡柔和，典雅宜人，纹饰采取双线勾勒填色绘制技法，画工规整，笔触秀丽，疏密有致，线条优美自然，给人以清新悦目，幽雅脱俗之感，一改永宣以来雄健豪放的风格，而以玲珑秀奇、端巧工细独步一时，为世所珍，引得后世追仿无数。《竹园陶说》评曰：「成窑画笔古今独步，盖丹青妙手寄其心力于瓷片之上，故能笔细如发，用青如用墨，点染描画，各臻其妙也。」
本品的出现正是成化皇帝无比崇佛的见证，是虔诚之心凝聚于御物法器之反映。成化皇帝登基之初即对密宗则颇为痴迷，经常诏西藏僧侣入宫授经和赏赐钱财给寺庙。《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三记载成化三年有「番僧入内颂经晚乃出（宫）者」之事。成化九年（1473年）仿印度高僧于永乐时所献金刚宝座规式，建纯然印度艺术风格的大正觉寺于北京西山（五塔寺），成为宋以后珈蓝建筑复活之代表作。成化皇帝的崇佛举动影响下，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人，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人，社会崇佛风气日盛。
成化皇帝的崇佛举动至后期愈发严重，特别成化十七年以后进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宫外，不惜动用巨费用建筑庙宇道观，「祷祠宫观，糜费无算」，「今都城佛剎迄无宁工，京营军士不复遗力」，例如受通元翊教广善国师继晓劝说，成化皇帝花费国库银两数十万在京师西市建大永昌寺。宫内，大兴法会，成为宫廷生活的常态。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康靖大王实录二》记1482年成化十八年，李朝圣节使韩僩自京师归，奏谓：「（中国）皇帝酷好佛道，大内设法会则着僧衣，设道场则着道衣，或夹旬不罢。」
同时，格外优待番僧，礼遇法师。成化一朝，番僧被封为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达780余人，他们经常出入宫廷，服食器用拟王侯。《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记成化十七年（1481年）冬十月，西藏喇嘛丧葬事谓：「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班卓藏卜死，命官军一千五百为建塔治葬。」成化皇帝对西藏僧侣的感情和礼遇程度远在成祖之上，为有明一代诸帝之最。
为了适应宫廷礼佛活动的开展，内府承命制作相应的御用法器就理所当然。那么，存世所见成化朝书写梵文藏文佛教色彩浓厚的器皿必制于宫里法会最为频繁、西藏番僧地位权势最为显赫的成化十七年或之后数年里。
与之对应的是，成化十七年之后御器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重烧造任务，数量多至无法按时完成，并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为诸大臣所忧虑。《明通鉴》卷二十四宪宗成化十八年闰八月壬申条记：「时内府供用日繁，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率以进奉为名，糜帑纳贿，动以巨万计。而江西浮梁之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尤多，且久费不赀。」又《明实录·宪宗实录》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南京吏部尚书陈俊合诸大臣建言事，揭露内官们为烧造瓷器，每岁买办供给夫役之费「用银数万两」，南京工科给事中丘璐亦上书呼吁「浮梁烧造瓷器，民困已极，宜暂停免。」
纵观以上史料，可知成化十七年至二十三年是宫中佛事最盛、景德镇御器厂生产数量激增、明廷用于烧造的费用急剧上升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以本品为代表的御用礼佛法器必然烧造于此时。过去数十年的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的出土状况也印证了这一推论。1987年、1988年珠山东北侧考古发掘成化遗物地层，其中88·H3地层为成化官窑最晚的遗存。该处出土瓷器的质量最高、数量最大，其中最具特色之处即是书写梵文、藏文佛经文字和彩绘佛教中的八吉祥、金刚杵等图案的瓷器空前增多，可与成化后期宫中大兴法会的史实相吻合。
成化瓷器之所以成就斐然、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当时不计工本的的投入密切相关。无论在彩料提炼、烧制工艺，还是在验收标准，成化御窑皆冠绝有明一代。鉴于瓷器生产的特殊性，明代窑厂产品残次率一直居高不下，御窑厂残次率更是高的惊人，明人王世懋（万历十六年前）称当时窑厂所产能供御用之完好品「大率十不能一二」，由此大抵可知成化时期御窑成品率之低，对此也可由如今景德镇成化地层窑址出土得到印证。研究窑址出土残片可知，成化御窑成品稍有一点瑕疵，如色彩不佳、呈色不好即告落选，为防止流入民间，均被打碎掩埋，由此也可见传世成化器物均是当时质量最为上佳的选中之选。
如此严苛的甄选，导致御窑花费巨大，对此史料多有记述，如《明史·食货志》载：「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史·梁芳传》载：「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
碗内以兰札体书梵文种子字「三字明」，即「唵阿吽」，由三个梵文种子字组成，为一切梵音根本。此咒奥妙，是法身、报身、化身的总和观修，颂持可净三世一切罪业，除去外道诅咒，断「贪瞋痴」三毒，以到达「普贤王如来本初净土」，圆满成就。可见「除障」「净化」是此咒的一大功效，故书咒于器皿，可加持、转化、净化所供盛之物，并令其「数量」增长。如可令所盛之水（娑婆世界之水）转为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佛言「极乐之池」及「须弥山与七金山之内海」皆盈满八功德水，饮之可「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善根。」（《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遂此圆成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