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湖湘文化中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

乐活   2024-09-12 18:02   湖南  

文丨唐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的这种开放胸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彰显,为文明发展拓展了广阔前景。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是闭关自守、抱残守缺、固执门户之见所能做到的。相反,它是各种不同文化互相沟通、互相融合的产物。沟通的过程,就是超越自我、扩大自我,接纳非我、融入非我的过程。因此,“兼收并蓄”可谓是让湖湘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熠熠生辉的精髓所在。


历史大潮中,“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的湖南人总是发出先声。如今,湖湘儿女正奋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如何传承改革开放基因,激荡创新思潮?如何汇聚更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时代之问,也是使命之需。


兼容众家“执行并发”


张栻: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引用的张栻的话。2020年9月考察岳麓书院时,他又对张栻提出的“传道济民,培养人才”的书院办学宗旨赞许有加。


提起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张栻与朱熹的会讲,以及“南宋大儒”“湖湘学派”这些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盛事。80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一场跨越学术界和政治界的盛会——“朱张会讲”在湖南长沙举行。这场会议的主导者是当时的湖南巡抚张栻和著名理学家朱熹。他们的对话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盛宴,还是一场智慧的碰撞和精神层面的交流。


张栻不囿一隅,兼收并蓄,不仅继承家学、师说,而且广泛吸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思想,还与同时代的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研讨学术问题,创设公开进行学术辩论的“会讲”授学方式。


1166年,张栻被聘为岳麓书院主教。岳麓书院在张栻主教下,一时群英骤至,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岳麓书院因而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


自此而后越千年,岳麓书院始终汇聚人才,成为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变者,闪烁于历史长河。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8年,其办教育的理念和主张,概括地说,有三点:其一,办教育是为了培养“传道而济民”的人才,不是为了科举和仕进;其二,办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固然重要,但这不是办学的唯一目的,“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指出办学是为了培养修齐治平的治世人才;其三,课程的设置,教学计划制定必须本修、齐、治、平为宗旨。张栻教育核心理念是,“公天下之理”,“无物我之私”,不要“争功利之未”。


值得一提的是,张栻不但在学术上提倡经世济民,而且在为南宋政权和百姓服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实践这一主张和信念。“知行并发”,张栻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勤政务实、廉洁为民的政治家。


正是像张栻这样执着的开拓者,造就了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这种兼容众家、不执一端的治学态度和开放讲学、求同存异的教育思想为学生树立了典范,在今天仍值得推崇和借鉴。



学贯中西,博采众长


杨昌济:



杨昌济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始于新文化运动尚未开始的1914年。此时的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而能用世界的眼光来考量中西文化。是年10月,他在《公言》杂志上发表《劝学篇》一文,以“劝学”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国人“无学”。在科举时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旧学”尚能借助科举八股得以传播,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旧学”的传承失去了保障,已陷入“风流歇绝”的境地。


与此同时,随着“新学”的传入,讲新学的也日益增多,但新学还远远没有确立。旧学已去,新学未立,学问饥荒,青黄不接,如此“无学”的局面,“岂非其可忧惧之现象耶”?有鉴于此,他提出“救国之道,舍学未由”的观点。


要“学”就必然涉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西学,他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是因为“科学发达”,而中国人则致力于科举、经学考据之事,“无暇更治实用之学”,因而贫穷落后。因此,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师其长技”,“奖励科学”。他号召国人要用钻研科举和经学考据的精神来“治科学”,而“负有输入文明指导社会之义务”的留学生更应该“坚韧刻苦”,努力研究近代先进科学技术。


当然,西方文化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科学上。在他看来,物质科学固然重要,“文科、法科其影响则更有大焉”,因而,还要“师其政治、法律”,以及体现“时代精神”且能“唤起国民之自觉”的哲学。显然,他的这一思想已经涉及此后新文化运动者提出的从文化上和国民心理上进行革命的核心内容。


在肯定西方文化的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本国之学问”的学习。因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我们要善于“就吾国之情形加以研究”,看看“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明,因为“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意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其次,要讲究取舍的方法。研究本国固有的学问不应原封不动地继承,而应该“以新时代之眼光”对其进行研究。换言之,就是要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在此基础上“浑融化合”,“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冶之”。唯其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化产生“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的“大放光明”的效果。再次,中国文化应当抓住时机,“对于世界人类之前途,当努力为一大贡献”。


杨昌济处理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开放的,思路是辩证的。在西学方面,他除了自己亲身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广泛学习“世界智识”之外,还大力引进、评介西方各种学说。他梳理、评介西方禁欲主义、快乐主义、自我实现主义等思想流派,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史上各种不同的哲学主张和哲学理论,重点探讨了其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在国学方面,他也有大量的记载和评述。如《达化斋日记》大量记载了他阅读经史典籍的情况,对儒家思想的阐发情况和运用儒家修身之道进行自我警醒、自我鞭策的情况。


杨昌济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文化全盘继承,而是有所批判的。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教育救国理念,以及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在内的整整一代人,至今仍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留学归国的创业青年


叶锋:


整个城市还在沉睡,位于长沙市宁乡市的长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已在灯火中忙碌起来。各类鲜肉、蔬菜在这个批发市场汇集、分销。作为湖南“菜篮子”工程之一,这里每天有5000吨蔬菜流向百姓餐桌。


20多年前,毛头小伙叶锋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与蔬菜结缘。2000年,他带着家里为自己筹措的学费,登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学习之余,叶锋在伦敦郊区一个超大规模“蔬菜工厂”,找到了一份理货兼职。


工作中,叶锋发现,由于标准化、信息化生产,当地的农作物只需经过工厂的清洗、分级,就能到达超市,大幅缩短了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这样的兼职经验,为叶锋第一次创业打下了基础。很快,他摸索创立了一家小规模的线上蔬菜超市,为中国留学生服务。不到两年,网上超市开到了当地20多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身边。


毕业后,带着创业的梦想,叶锋回到了宁乡这片生养他的热土。一次偶然的机会,叶锋得知政府规划在郊区新建一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后,立马抓住机会,着手承接这一项目。这就是后来的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


如何经营好这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叶锋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希望把传统的农批市场转型升级为数字化、智能化、透明化、工厂化的物流中心,使其成为一个从农户到采购商的智能化的仓储、分拣、加工、配送的综合服务商,让农产品市场的交易功能和价格形成功能弱化,让市场的定价功能由市场定价转变为成本定价。”


2016年,叶锋创办的集农产品贸易、冷链仓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农产品物流中心开业,由于选址靠近高速公路,物流成本较低,迅速带动周边地区的菜价下降15%—30%,让老百姓吃上了平价菜。现在,市场辐射范围已达5个省份,服务人口达9000万。


一面服务商户,一面对接农户。距离大河西批发市场60公里的宁乡市沩滨村是当地的蔬菜主产区。曾经村里发展蔬菜产业,进行规模化种植,辣椒长势极好。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周边市场的辣椒产量也大增,眼看辣椒销不出去就要烂在地里。叶锋得知后,带领市场里几家有实力的商户,从产品包装,到物流标准,全方位对农户进行指导,50多万公斤辣椒很快采收完成。


帮扶中,叶锋发现,有的地方农产品不太好销,主要是由于缺乏市场嗅觉,缺乏规模效应。物流中心作为信息枢纽,恰恰能起到引导产销作用。于是叶锋对市场信息做出分析,安排帮扶户进行定制化生产,产品通过大型批发企业搭车销售,帮扶户与市场企业同步盈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波动对农户生产带来的影响。同时,他还投资3000万建立农产品直销中心,直接销售滞销农产品400多万公斤。


菜农、批发商、帮扶户,叶锋的大河西农产品市场让每一方都尝到了甜头,也为下一步去掉中间环节,使传统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打下了基础。如今,这里年交易额达100亿元,直接安排就业人员5000多人,间接带动3万多人就业。


叶锋说:“学以致用,我很高兴能把一些国外的先进理念带回国来。能为老百姓吃到放心菜、平价菜、安心菜,作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年轻人》2024年第25期)

排版丨唐滋焓

责编丨司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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