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 | 解读地方感与企业家福祉之间的关系

尽管许多研究考察了创业情境中的“享乐幸福感”（例如，Gish等人，2022；Kautonen等人，2017；Obschonka等人，2018；Sevä等人，2016；Weber等人，2022），但“优享幸福感”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因而理解得不够透彻。进一步理解优享幸福感及其决定因素非常重要，因为企业家及其表现从最佳心理功能中受益。优享幸福感带来的积极能量和活力能够促进企业家的主动性，并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保持坚持，这对企业家经营业务的表现有着积极的影响。通过深入探讨优享幸福感，本文可以发现，它不仅是企业家个人心理状态的反映，还能够影响其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哲学家们对什么构成幸福感及其不同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学者们提出了基于不同本体论和伦理假设的理论视角。其中最突出的有享乐主义和优德蒙主义两种幸福观。享乐主义关注个人对幸福感的主观评估，通常将幸福视为愉悦、满足和没有不适。而优德蒙主义则认为幸福不仅仅是快乐，还包括人类潜能的实现。优德蒙幸福感包括自我实现、自我决定、个体化、个人成就等（Ryf, 1989, 2019）。尽管以往的创业研究主要集中在享乐幸福感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优德蒙幸福感的重要性，因为创业提供了一个实现自我和从事内在动机工作的机会（Stephan et al., 2020）。研究表明，优德蒙幸福感的某些方面（如自主性、意义和目的、自我接纳）是享乐幸福感的关键途径（Nikolaev et al., 2020），并且地方背景对创业者的优德蒙幸福感有积极影响（Stephan et al., 2020）。

地理位置和区域性制度经济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研究探讨了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塑造创业活动及企业发展，以及创业者如何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过来影响地点。此外，近期研究还关注了地点与幸福感的关系，尤其是创业者如何在逆境中提升地方社区的幸福感。然而，对于地点对创业者自身心理收益的影响尚不充分了解。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借鉴了环境心理学中的“地点感”概念，关注地点的心理维度。地点感包括地点依赖、地点认同和地点依附三个方面。研究表明，地点感对创业者的心理福利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创业者直接受地方背景影响的情况下，地点感成为其心态的重要元素，推动他们的目标实现和幸福感。

创业活动在特定地点进行，使其在社会和空间上都具有嵌入性。因此，个人在创业过程中所建立的身份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在这个环境中得以体现。地点不仅塑造和限制了构建“理想创业自我”的机会，还通过情感、信念、兴趣、目标、价值观和技能定义了创业者的身份。此外，地点也通过赋予创业者自我身份和创业活动以意义，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地点认同、地点依附和地点依赖成为影响创业者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首先，当个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在社区的价值观相匹配时，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强烈的地方认同，这对创业者尤为重要。高程度的地方认同意味着创业者的活动充满了地点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升了其在该环境中的合法性和成就感。其次，高度的地方依附感使创业者更深入地参与社区，获得地方性隐性知识，这些知识对业务创新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同时，地方依附感还可能激发创业者的社会行为，提升自我认同感。最后，地方依赖体现了地点在提供支持创业活动所需条件和资源方面的重要性，使创业者能够在特定环境中实现目标，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幸福感。研究提出，创业者对地点的感知会更强烈地影响其 eudaimonic（生活意义）幸福感，而不是 hedonic（享乐）幸福感，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地点感对 eudaimonic 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因为农村环境能够提供更多支持和稳定性。

数据的收集是与一家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完成的。本文通过由Fonecta公司维护的综合商业注册数据库确定了样本，使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购买了首都区2500家公司和南博滕区1983家公司的详细注册数据，包括财务报表数据。研究机构通过电话辅助调查方式，对每个地区的公司创始人进行了采访，涵盖了除幸福感之外的所有变量。在第一轮调查中，来自两地区的464名创始人参与了电话调查。两周后，进行了第二轮调查，重点是幸福感的测量，共收集了382名创始人的有效数据。

在本研究中，主要测量项使用了五点评分量表进行评估，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为了确保问卷的准确性，原始英文问卷被翻译成芬兰语，并遵循常见的回译程序翻译回英文。幸福感测量方面，研究从Ryf等人的eudaimonic幸福感库中选取了每个幸福感维度的三个项目，确保能有效捕捉每个维度的精髓，同时为了提高效率，在CATI调查中将每个维度限制为三项。此外，第二波调查工具通过问卷测量生活满意度，用1到10的评分量表进行评估。

在地点感的测量中，问卷根据受访者所在的区域分别评估地点依赖、地点认同和地点依附，这些项目改编自相关文献。除了幸福感和地点感外，分析还涉及其他变量，包括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公司规模、成立年限、行业性质及住所与工作地点的距离。这些变量为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背景，有助于分析地点感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幸福感。

本研究的经验策略旨在探索企业家的“地点感”与其在不同地区情境下的“优质幸福感”各维度之间的关系。采用的经验策略是探索性定量分析，使用多种统计技术，其中包括显著性检验。然而，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广泛提出的命题指导下探索这些关系，而不是测试具体假设，因此统计结果应被解释为指示性的，而非因果关系的验证。

分析过程包括五个步骤。首先，因主要构念的测量工具来自其他研究领域，且未在创业情境中应用过，因此分析的第一步是对多项测量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并基于CFA结果计算指标得分用于后续分析。其次，研究对描述性统计进行分析，并比较了两地区之间变量的均值和差异。第三，探讨了“地点感”与优质幸福感和享乐幸福感各维度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第四，使用回归分析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进一步检验这些相关性。最后，进行了多项群体比较，以确保对数据的全面探索。

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该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测量“优质幸福感”和“地点感”的量表结构进行了检验。首先，对于优质幸福感的六个维度，模型与数据的拟合良好（CFI=0.927；RMSEA=0.057；SRMR=0.050）。虽然自主性维度的因子负荷较低（α=0.5），研究者决定将其简化为一个单项变量，以更好地捕捉自主性核心。而环境掌控的一个项目也被删除，最终使用两个项目建立环境掌控指数，但其Cronbach's α仍偏低（α=0.60），建议在后续研究中优化该量表。

其他四个优质幸福感量表的因子负荷表现较为满意，尽管各量表的一致性略有差异。个人成长、生命目的、自我接纳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67、0.64和0.68，反映了个人在新体验、未来目标和自我认可方面的态度。积极人际关系的量表表现尤为突出，Cronbach's α达到了0.90，高分表示个体拥有许多亲密关系并擅长维护这些关系。

对于“地点感”，初始模型显示存在较强的交叉负荷，最终将地点依赖、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所有项目加载到一个因子上。模型拟合度良好（CFI=0.980；RMSEA=0.074；SRMR=0.027），Cronbach's α为0.94，表明地点感是一个统一的构念，高分表示个体对其所居住地区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认为该地区为其自我实现提供了良好机会。

表3展示了按地区划分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对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南奥斯特博滕尼亚地区的创业者对其“地点感”和“自主性”的评价显著高于首都地区的创业者。

本文分析了幸福感变量与“地点感”之间的相关性（表4）。结果显示，“地点感”与自主性、环境掌控和个人成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余幸福感维度与“地点感”的相关性虽然也是正向的，但在p<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此外，不同地区的相关性存在显著差异。

接下来，研究者通过估计回归模型，考察了幸福感各维度与地点感之间的关系，并对潜在的混杂因素进行了调整。对于自主性（以单一的有序变量测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而对其余幸福感维度，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在广泛的图形分析中（可向作者索取），发现了地点感与个人成长及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之间存在潜在的曲线效应。基于探索性分析的精神，研究者在所有模型中引入了地点感的二次项，以确保不会遗漏任何潜在的曲线关系。为便于解释，研究者对变量进行了均值中心化，然后生成平方项，使得回归输出中的线性项可以解释为地点感在其均值下的影响。

针对每个幸福感维度，研究者估计了两种模型规格：（1）无条件效应；（2）地点感在不同地区下的效应（使用交互项进行操作）。在估计最终模型之前，研究者进行了诊断，确保结果不会因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性、离群值或影响观测值的偏差而受到影响。

表5展示了所有14个模型规格的结果。数据显示，地点感与自主性和个人成长呈现出正向且统计显著的关系（p<0.05），而效应量（Cohen’s f²）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较小（分别为0.02和0.04）。地点感对环境掌控和生命目标的影响接近显著（p<0.10），但与其余幸福感维度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关联。此外，值得注意的两个发现是：

1. 尽管初步的相关性分析指出地区差异，但地点感与幸福感维度之间的区域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控制变量的影响。

2. 地点感的平方项在个人成长模型中显著，这表明地点感与个人成长之间存在曲线关系。因此，研究者绘制了地点感的线性预测图以及地点感对个人成长的边际效应图，图1显示了明显的U型关系，说明当地点感接近均值时，个人成长处于最低点，而当地点感较高或较低时，个人成长则较高。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数据，考察了地点感与不同创业变量的交互作用，这些变量被认为会影响创业者的资源嵌入和空间联系（Müller & Korsgaard, 2018）。首先，本文将经营成熟公司（4年以上）的创业者与年轻公司（不到4年）的创业者进行比较，预期前者因业务更深植于区域内。其次，比较了员工人数少于5人与多于5人的企业，预计较大规模的企业家相对较小企业的创业者更受区域束缚，流动性较低。第三，比较了只提供服务的公司与同时经营实体产品的公司，假设后者更依赖地理位置。最后，本文对创业身份的三个维度（Cardon等, 2013）进行了聚类分析，发现了两类：一类是高创新性（发明者身份），另一类是同时注重创新和业务发展的混合身份。

表6展示了这些分析的结果，唯一显著的交互作用体现在公司规模上（模型6d）：拥有5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地点感对与他人积极关系的影响呈现正向关联。图2显示，只有当创业者经营5名以上员工的企业且地点感处于中高水平时，这种效应显著。然而，样本中仅20位创业者符合这些条件，因此该结果需谨慎解读。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感知与自主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众所周知，创业赋予了个体自由，使他们能够在所处环境中，将自身价值和身份认同与行动相一致（Jack & Anderson, 2002; Shir & Ryf, 2022）。因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利用其所在环境的不同特质（Fauchart & Gruber, 2011; Müller & Korsgaard, 2018）。在追求个人价值和抱负的过程中，企业家会选择哪些地方资源来维持他们的角色参与和执行。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感知对于城乡企业家的自主性都有重要影响，因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所在的区域环境都提供了特定的无形资源，支持企业家通过创业工作掌控自己的生活。

例如，乡村企业家可能欣赏其远离喧嚣的环境，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城市企业所面临的同质化和时间压力，得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和运营企业，从而通过创业真实地表达自我。另一方面，城市企业家面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时，可能发现经营自己的企业比传统工作更具灵活性，能够更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从而获得更强的时间控制感，体现为掌控自己的时间或有权决定“何时做什么”的自主性。

本文的分析发现地方感知与个人成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地方感知较低或较高时，个人成长水平较高；接近平均值时则较低。低地方感知可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有助于个人和企业家的成长（Weber et al., 2022；Boudreaux et al., 2022）。强烈的地方感知可能与安全感、信任相关（McKeever et al., 2014），对个人成长有利。高地方感知也能促进个人成长，但当地方感知适中时，企业家可能感到被束缚，影响个人成长。这可能是因为对地方的依赖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或他们的价值观阻碍了个人成长（Freire-Gibb & Nielsen, 2014；Obschonka & Stuetzer, 2017）。低地方感知可以激励企业家寻求新体验，促进个人成长。

本文的分析发现地方感知与环境掌控和生活目标有微弱正相关（p<0.10），但结果不够显著，不宜过度解读。地方感知可能影响企业家的环境掌控（如城市企业家偏好动态环境，乡村企业家偏好稳定环境），以及他们追求个人意义的机会（Cardon et al., 2012）。未来研究应区分商业导向与社会动机的创业。

本文还发现地方感知与积极人际关系有正向关联，但仅在少数企业家中显著（20位地方感知中高且有五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家），需进一步研究。地方感知与自我接受或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关联。自我接受与个人内在特征有关，而快乐幸福感与地方感知的关联未显著，可能因研究中“地方感知”概念与其他研究的不同。未来研究应关注快乐幸福感与道德幸福感的区别及其影响。

本研究为基于“地方感知”这一主观地域维度的未来研究提供了多个方向。建议未来理论发展可以借鉴“道德认同理论”（EIT），探索地方如何成为自我定义的核心，提供资源和意义。未来研究应关注社会资本（凝聚资本与桥梁资本）对地方感知与道德幸福感关系的影响。理解这两种资本对城市与乡村企业家的作用差异，有助于界定“理想地方”的影响。

此外，探讨社会凝聚力和过度嵌入对企业家福祉的影响也很重要。紧密社区可能排斥新思想，而过度依赖某一地区的企业家可能减少对外部资源的接受度，影响创新和多样性。研究移民企业家的地方感知与个人成长也值得关注，特别是他们如何在新环境中调整自我，并分析迁移对地方规范和文化的影响。最后，建议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改进测量工具，并采用纵向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感知与企业家道德幸福感的关系在不同创业阶段和类型中的演变。同时，未来研究应在多样化的文化和地域背景中进一步探讨这些关系。

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家的地方感知与其道德幸福感各维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芬兰城市和乡村地区企业家的样本分析，本文发现，无论地域背景如何，地方感知都积极促进了某些方面的企业家道德幸福感。本研究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细化和扩展对地方心理属性对企业家福祉重要性的理解。

本文经翻译整理，仅供学习与交流，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施沐曦 | 审核：张宇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