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大学校园内，北广场上，一块大型展板矗立在和煦的阳光中。展板周围，一群年轻的身影正在忙碌。
这群年轻人设计了一场“快问快答”，问题涵盖了烟草危害、控烟法规等，吸引着来往的师生驻足参与；更引人注目的是摊位上展示的世界不同国家的烟盒包装设计，一些烟盒上的图案精美绝伦，引发人们美好生活的联想，但却忽视了烟草对人体健康的伤害。
这一天正值世界卫生组织倡议的世界无烟日。早在 2003 年，中国便正式签署了《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很长时间内，中国国内的控烟力量一直十分薄弱。
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是“北京大学健康传播协会”的成员，他们大多是北大健康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控烟议题一直是健康传播关注的焦点之一，每年的世界无烟日，协会成员都会围绕控烟展开活动，向着无烟校园、无烟中国的愿景尽自己的一份力。
正确的知识教育固然重要，正确的知识传播也同样重要。如何让这些知识像春雨般沁入每个人的心中，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这正是健康传播专业应运而生的初衷。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传播的价值。去年，“考研名师”张雪峰的一席“暴论”——“孩子学新闻就把他打晕”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演变成对大学文科存在价值的质疑和诘问。面对这个问题，在中国设立仅有 8 年的健康传播专业面前虽然有疑惑，但也有自己的主张。
什么是健康传播？美国传播学学者埃弗里特・M.罗杰斯曾给出一个简洁而富有洞察力的定义：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中涉及健康的内容，皆可称为健康传播。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我们需要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在那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心脏病学专家杰克·法奎尔（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学者内森·麦克比（Nathan Maccoby）合作，开创了一项堪称里程碑的计划 ——"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这是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促进运动，期望通过减轻体重、戒烟、控制血压和血脂等方式，来降低心脏病的发病风险。
这个为期5年（1971—1975）的计划，不仅是传播学研究方法首次在健康领域的实践，更被公认为美国现代健康传播的开端。往后几十年里，随着美国“反毒品运动”和全球艾滋病流行，健康传播在西方蓬勃发展，从专业机构的设立，到学位项目的开办，再到学术期刊的出版，健康传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
2003 年的“非典”则是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一个转折点。自那以后，中国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开始与国际接轨。早在健康传播这个新概念普及之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其先驱。如果说过去的卫生健康活动更侧重于知识的传授，那么健康传播则是在培养健康素养和健康文化上下足了功夫。
有趣的是，在中国进行健康传播学科建设的倡议，最初并非来自传统的传播学领域，而是由北京大学医学部提出。他们希望借助传播学的理论，为健康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中国科学院的韩启德院士在2016年4月在北大新传院调研期间，提出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观点：健康传播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比起医学氛围浓厚的医学部，综合性更强的本部或许是更理想的选择。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右四）在健康传播专业负责人许静（右二）的陪同下在北大新传院进行调研
在韩启德院士的建议下，北京大学于 2016 年开创先河，当年9月开始推免首次招收健康传播方向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2017年，第一批15 名学生正式入学，成为这个新专业的试水者。
即便是北大这样的学术殿堂，开设一门全新的跨界专业也并非一帆风顺。就像是水碰上了油，如何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融会贯通，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作为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生，韩沛恩还记得当年第一次接触传播学时感受到的冲击。健康传播专业设立的那一年，公共卫生学院安排了传播学导论的专业课，希望通过系统性的认知，让学生学会和大众沟通，建设一种更理想的医患关系。
韩沛恩觉得，健康传播和公共卫生两者之间，有一些重合的地方。“立足于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去认识、吸收、理解，并且践行健康传播的理念；而对于健康传播来说，有了公共卫生或实际的数据和科学性理论支撑的话，它的效果和立足点会更扎实。”
许静是健康传播专业负责人，作为这个新兴专业的掌舵人，她的工作就像在烹饪一道复杂的菜肴，不断调整配方。医学和传播学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医学强调干预和控制，会将健康传播看作是一种非治疗的干预手段。而传播学则更关注如何利用好现在的媒介手段，提高人们对健康问题的认知和关注。
许静作为健康传播专业负责人，她的工作就像在烹饪一道复杂的菜肴，不断调整新的配方。
学生的需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专业设立之初，课程设计中有北医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卫生事业管理等课程，刚开始招生的时候，好多同学是不了解健康传播专业的，只因为可以上北大而开心。但进来以后他们发现，跨学科的课程课业压力重，承受不了。
“相当于他既要在北医上课，又要在北大上课，而且上的课还挺难的。有的同学说，我就是因为理科不好才上的文科，想不到还要去学‘流调’。”许静说道，“但是后来做着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还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特色，在当前媒介社会中进行注重效果的传播。相比传统的健康教育，北大健康传播希望突出两点，一是认识到当今社会是媒介化社会，媒介是资源，是环境；二是传播要讲效果，传播效果不同于医疗的干预效果，不仅仅是治好一个人，而是面向社会全人群，通过各种传播策略方法，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认知，从而提升健康水平。”
2023年8月在泰国曼谷开展的无烟草青少年行动基金亚洲青年控烟领袖峰会期间，高圣颜（左三）参与小组讨论。
为此，北大专门召开了一次硕士培养研讨会。韩启德院士建议，专硕的重点是培养专业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采取体验式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项目中学习。最后，大家确定了专业偏实践方面的学习，“坚持新闻传播的特色，重视媒介的传播”。
第一届健康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推荐面试的学生比较多，许静当时带的学生中，有三个就是学医的。他们的组合就像是一个微缩的跨学科团队。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医学背景的同学和新闻传播背景的同学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疫情期间的合作最为典型，“当时因为新冠疫情，北医的同学说，我们要帮助公众去了解致死率是什么、致病率是什么，结果好多名词写完之后，新传的同学都说看不懂。所以新传的同学就来改写，之后让北医的同学审核，看有没有硬伤。说行了以后，大家又会一起想有什么活泼的形式，比如说，出海报出得漂亮一点，怎么把写的文章写好看一点”。
但那时候，整个专业的教育体系并不完善。许静设想，或许可以成立一个学生组织，把学生聚起来，更好地做一些相关的实践活动，健康传播协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正式成立了。有着医学背景的韩沛恩成为协会的第三任会长。
初期的协会还是“比较偏学术”的状态，翻译了很多国内外健康传播的相关文献、论文综述。在慢慢摸索成员各自的能力之后，协会开始尝试更加深入的实践，推出了“一日医生”的活动。同学们可以走进医院，到访不同科室，跟着医生亲身体验从病人接访到手术问诊的整个医疗过程。
令人惊喜的是，这项活动吸引了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从医疗相关专业到物理、化学、数学，再到政府管理、外语、哲学，韩沛恩说，有些同学甚至说自己萌生了转学科的想法。
时间来到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疫情，学校也停课了，大家都在家待着。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许静组织协会的同学，在公众号更新科普文章，“每天特别忙，大家也觉得在为疫情防控做贡献”。协会还在线上做公开的学术讲座，海外知名学者连线时发现，腾讯会议上报名了 300 多人，火爆程度让他们惊叹不已。
协会在云南弥渡调研期间为勤劳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提供健康肖像公益拍照服务
慢慢地，健康传播协会积累了影响力，公众号粉丝数量破万，连续两年获得“北大新锐社团”称号，并在2023年获得“北大十佳社团”称号。协会逐渐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之后，又结出累累硕果，陆陆续续组织了控烟活动、罕见病活动，还前往贵州、云南、福建等地进行实践调研，将健康传播的理念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
今年毕业的高圣颜，刚刚卸下了健康传播协会会长的职务。她说，开展控烟活动的难度很大，与新加坡的严格法律措施和加拿大的警示烟包等创新实践相比，我们国家在控烟政策和传播策略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高圣颜认为，要针对我们国家的国情，制订出既具策略性又有效的控烟宣传工作计划，是一项很考验传播专业能力的艰巨任务。
传统的控烟宣传，总是离不开一些口号、海报，老调重弹，难以在新时代引起共鸣。在当下的新媒介环境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在老师们的引导和启发下，高圣颜和健康传播协会的同伴们找来了北大的辩论协会，在国际组织无烟草青少年行动基金（注：Tobacco Free Kids, 简称TFK）的支持下，举办了首届控烟辩论赛，吸引了不同专业的学生参与，还跨越学校的藩篱，得到了海内外高校的关注。
2023年，由北大健康传播协会举办的首届控烟辩论赛，得到了海内外高校的关注，最终有12海内外高校队伍参赛。
在去年举行的国际华语控烟辩论赛邀请赛中，12 支海内外高校队伍经过 20 多天的赛程角逐最终的名次，正反双方有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的学子，甚至是《奇葩说》节目的辩手等。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控烟辩论赛让那些潜藏的、敏感的话题得以在阳光下畅所欲言，也为控烟话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北大校园内发起的禁烟宣传巡查活动，则如同一次全民参与的健康普查。协会鼓励以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寻找校园内缺乏禁烟标志的地方，为校园控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面对北大这样人文综合素质较高的环境，控烟活动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高圣颜并不能肯定，“世界自有它的复杂性，健康传播也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是开放、坦诚地对话与交流，通过辩论的方式，每个人在沟通和传播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无形中，高圣颜也在学习世界的复杂性。
韩沛恩也提到，在健康传播的跨学科视野中，如何将不同背景、不同想法、不同知识、不同资源凝聚在一起，就像是在编织一张复杂的网，找到共同的兴趣或利益点，就是这张网的核心节点。
“我觉得健康传播有一种 ESG 的属性。” ESG 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是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及长期投资价值进行评价的重要衡量维度。韩沛恩认为，健康传播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可量化的经济利益上，那些难以量化的社会效益，可能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2024年2月国际罕见病日当天，健康传播学会在北大校园内展开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2016 年，中国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健康领域的中长期战略规划。疫情之后，健康生活方式在国人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从走街串巷的 citywalk，到夸张疯狂的特种兵式旅行，再到各种新潮小众运动项目的兴起流行，疫情的冲击推动着生活方式的升级，更多人意识到健康生活的价值，健康传播的价值随之越发凸显。
在许静看来，这场正在发生的“健康变革”，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我们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为中心，强调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强调社会共建和共享。“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医生的事，也不仅仅是卫生系统的事，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事情。”
她说，按照世卫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既指个人的身心状态，也包括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但现实是分布不均的，有些问题更是结构性的，尤其是在基层县域，由于信息传播滞后、宣传资源欠缺等，疫情防控和沟通工作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新冠疫情初期武汉的应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折射出了我国在公共卫生危机沟通方面的不足。许静提到，在媒介高度发展的当下社会，信息传播异常迅速，但这也带来了“信息疫情”（infodemic）的风险。由于初期武汉和公众沟通方面存在明显的空白，面对汹涌的信息洪流，人们难以分辨其中真伪，这种沟通缺失就会进一步放大混乱和恐慌。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流行给各国都上了宝贵的一课。它清楚地表明，健康威胁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需要全球协作与团结共同应对的挑战。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过程中，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前段时间，许静带领着健康传播协会、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 3 名同学访学瑞士，在行程的最后一站，他们前往苏黎世附近的瑞士中医药大学进行交流。这是欧洲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获得所在国政府大学资格认证的中医药大学。
健康传播协会一年一度的校园纳新活动
20世纪 80 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兴起了针灸热。在瑞士，由于当地的医疗保险制度规定，居民自愿购买的附加险可以用于报销舒适医疗或补充替代疗法（如中医、顺势疗法等）。因此，在运动康复、妇女妊娠、疼痛管理及精神健康等领域，瑞士人接受中医治疗较为普遍。
许静强调，中西医之间不应该是对立，而应该是互补。传统上说，外国人追求强壮，但中国人讲究平衡和中庸，从维护健康的角度来看，只要能够对健康有益，就看你怎么去运用。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不仅是一种医疗技术的输出，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从设立至今，健康传播专业已经走过了 8 个春秋。尽管如此，许静坦言，大家对它还是有点陌生。不过，只要有人认可，觉得健康传播“可以做点事情，还挺有意思的”，他们就会把事情继续做下去。未来，她也会带着同学们投身更多有公共价值的项目，在公共层面提升大众对健康议题的感知。
“很多健康的议题，过去并不在公众的视野中，可能只有医生群体关注。我们把它放入公共议程当中，就有价值了。只有社会共同关注，我们的政策和社会发展才能获得更高的接受度，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传播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许静说道。
编辑 | 小周
文字 | 钟慧芊
图片 | 受访者供图
新媒体设计 | Apr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