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城市”与“漫长的告别”——评韦敏《丛台别》

企业   2024-09-25 16:30   湖北  

本文为《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作者王崯,1993 年生于湖北荆门。武汉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和青年亚文化。

《丛台别》
韦敏 著
2024年9月
长江文艺出版社


“隐匿的城市”与“漫长的告别”


——评韦敏《丛台别》


文|王崯


以一场醒来旋即遗忘的故梦开始,作者拉开叙述的帷幕,三个主人公渐次登场,故事徐徐展开。长篇小说《丛台别》娓娓道来,讲述的是自1920年至新世纪的武汉城,以及城市里人物的悲欢和生死的无常。作者采用的是较为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却非司空见惯的现实主义文本。在对武汉细致入微的描述里,汉剧文化占据了大量篇幅,武汉方言以文字的形式唤醒听觉的记忆,潜藏在质朴叙述里的文本异质性便不经意地显露出来。相对于花样繁多的叙事技巧,反观篇首题记引自德国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的诗句“新肉是用旧刀叉吃的”,小说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旨趣格外耐人寻味。

韦敏的长篇小说《丛台别》就像是一部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大型舞台剧剧本,舞台就是古老的武汉城里曾经最为繁华的片区六渡桥。在整个二十世纪,六渡桥不仅是大武汉的商贸中心,也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戏窝子”,汇聚了大大小小几十家戏院。武汉因此得名“戏码头”。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的汉口之核心区,六渡桥自民国起就繁华丰富,既有六门广货铺、有民众乐园、有剧场影院、有中西餐厅,还有票号当铺,连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一度设在六渡桥。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了汉口,很快,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六渡桥的南洋烟草大楼就成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党政联席会议”)即设在此楼。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这里举行,毛泽东、董必武和宋庆龄、孙科共同出现在了大会闭幕的合影中,国共合作由此开始。解放后,毛主席设宴招待金日成的璇宫饭店,也在六渡桥的前进四路的侧街上。

当大人物们从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小人物们日复一日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就像他们也许并不怎么关心咫尺之遥的南洋大楼里聚集了多少达官贵人策划着改变了世界,但他们愿意省吃俭用买张戏票到南洋隔壁的民众乐园去看一场梅兰芳的《宇宙锋》——戏里的悲欢,更能牵动他们的泪腺。而戏外的生活,除了养家糊口,再多一点追求,就是送孩子读书上学,图谋一种更美好的人生可能。



寥寥数笔的勾画,六渡桥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要性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态就被复刻了出来。在这样的大舞台上,作者笔下的各种武汉人悉数登场。最先亮相的是私塾先生王校长,他在二十世纪之初,举家从湖北黄陂乡下迁到了汉口,在六渡桥的前进四路上买地立业,由此,王家几代人参与和见证了武汉这座城市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作者以王家的孙辈程米粒的视角,讲述了母亲彭一方、嬯(外婆)王诗芳三代武汉知识女性的故事,同时平行叙述着同在前进四路上成长的两位好友江淼、邰玉两家的悲喜人生。江家是南下军转干部家庭,曾因老夫少妻的组合引来各种“包打听”的高度关注;邰家是钢厂工人背景,小人物的底层挣扎、“艺术改变命运”的逆转以及“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一汉味口头禅隐喻着各种戏剧化的纠缠。作者一反高高在上、进行道德审判的启蒙主义姿态,以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主宰现实书写的写作模式,而是低入现实的尘埃,以细腻的笔法和真实的细节刻画了慈祥温和的王诗芳、强势威严的彭一方、心思缜密的程米粒、直率坦诚的江淼、才貌双全的邰玉以及出没在周围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人物,立体而高度仿真的形象,活化了武汉街市里的众生百态。然而,“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原序》)却非作者志之所在,韦敏并未耽溺于一地鸡毛的生活琐屑,也无意于去追寻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老生常谈的人性幽微,哪怕在她寥寥数笔的描写里,已然透露出了世情小说里人情人性的些许微妙,但是,经由三代人物牵扯出武汉城市百年的发展变迁和汉剧文化的起落沉浮,以此完成对于城市的地方文化书写和传统文化反思,才是作者念兹在兹的主题、潜藏在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那蠢蠢欲动的野心。因此,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和以地方戏“汉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成为理解文本的两个原点。

论及城市书写,如何在高度现代化和同一性的城市模板中,摆脱漂泊无依的现代都市病的陈词滥调,从展览大众苦难生活景观的泥淖中爬出,写出城市独有的特色和风貌,实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大众心目中的武汉,通常来自“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传说和部分新写实主义小说对于武汉的描写,由此形成了“精明”“狡猾”“粗俗”“凶悍”“世故”等笼统而粗糙的印象。基于此,《丛台别》可以视为一次勇敢和成功的文学实践,毕竟作者需要在嘈杂而喧嚣的闹市里,打捞起经年累月的烦琐日常,还原在当下版图里早已不复存在的过往,直面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沧桑,去接纳快速变动的时代里那些永久的逝去。



以六渡桥和前进四路为起点,经由黎黄陂路的江汉饭店、吉庆街的夜市大排档、全国闻名的珞珈大学、众多人物不时操起的汉腔、纷繁灿烂的汉剧……我们靠近了一个更为具象、真实和别样的武汉。不同于上海的时髦摩登、北京的古韵大气、苏杭的温婉典雅、西南的苍茫辽远,武汉兼具了楚地的浪漫雅致、直率爽朗和烟火气息,展现了一个集革命文化、工业文化、市井文化、校园文化于一体的大都市,而这部作品最终的文本呈现,又贯穿着别具一格的戏剧文化。相对于其他城市文学作品,《丛台别》无疑是有独特文化意义的,伴随着人物的儿时回忆和成长过往,爱恨离别共同拼凑出了一段祖辈父辈的历史,在无数建筑地标的摹写、校园文化的展览、民俗风物的刻画、小吃美食的品鉴和方言腔调的复现中,它指认了在时间长河中流逝的、被遗忘的文化片段,重建了一张无可替代的城市名片,武汉不再是那座隐匿在刻板印象中的古老城市。由此,《丛台别》完美实现了世相人心的刻画和地域文化书写的结合。

如前所述,作者以人物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建筑场所为切口,绘就了武汉城市变迁的文化地图。韦敏对于六渡桥变迁的书写,时常让人联想到张腔絮语里对于现实不可靠的描述: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当前进四路被碾成碎石土渣,它所代表的一切繁华过往,那些人们引以为傲的历史,也都一并埋葬。在程米粒的视角里,她始终试图去抓住点什么来确证历史的存在,譬如出没于民众乐园的梅兰芳、德华酒楼里无出其右的手打年糕、“铜人像”处的一路电车站、武汉一中楼下的“汉口电子一条街”,还有那些武汉人耳熟能详的“老万成”“老通城”“品芳”“扁担山”“六角亭”这些名号所附带的特指含义……但是,这些物质的世界终究会如那条承载几代人历史的道路一般瓦解,唯有把握住城市的文化经脉,才能对抗历史的虚无。因此,以汉剧为代表的戏剧文化和楚地精神成为理解《丛台别》的第二个关键词。汉剧这种携带“楚辞”基因的武汉地方戏,既是提亮这部作品的点睛之笔,更是通篇的脊梁中枢。小说借由程米粒为邰玉在首都剧场举办个人表演专场所撰写的特稿文章隆重推介了汉剧的前生今世:


古语有云,“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且不说那些浩如星海的楚地豪杰,单靠一部《楚辞》,就全面开启了中国式浪漫的先河。从屈原行吟之时起,我们生活的这片古楚大地,就被磅礴的诗文托举了起来;继而,以歌舞,以戏曲,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袭。

关于汉剧的诞生,史书并没有确切的描述,到底是哪一天、哪些人,在哪个场景完成了她的第一出戏。她似乎是横空出世,又宛若水到渠成。沿着奔腾不息的长江水,人们在田间地头里唱,在殿堂舞台上演。声,辽远至四海八荒;姿,萦绕于脑海胸膛。踏洪荒而来的人杰地灵,凝千百年中的物华天宝,汉剧就这样古老而又年轻地呈现于今天的戏曲舞台。


不仅如此,小说中还借助人物对话的形式提到了戏曲界有一种“汉剧乃京剧之母”的说法,这是韦敏用她偏爱的方式截取了最能直观表达汉剧之戏剧史地位的论断。她对汉剧的热衷和熟稔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九龙口”“大小边”“出将入相”“一桌二椅”“四功五法”等戏剧术语的使用也是恰到好处。我们甚至可以将其中关于汉剧代表作品的引用和描绘部分视为引领读者探寻古典戏曲之美的快捷指南。小说篇名即以汉剧名段为题,韦敏在创作谈里这样阐释:“丛,就是人生;台,即是舞台;别,则是人生与舞台殊途同归的结局。”《丛台别》的字面意义,简而言之,便是人生如戏。而戏剧文化对于作品人物的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从标题就作出明示,更在各种细微处作了精到的阐释。例如:


老汉口有着“戏窝子”的热闹,在六渡桥方圆一公里的区间,大大小小三十多家专业戏院争奇斗艳,每到夜幕降临,锣鼓家伙惊天动地,惊堂木拍得“啪啪”作响。王诗芳还没嫁人时,每逢有新戏上演,王校长就会带着全家人去戏院里看戏。在王校长的熏陶下,小诗芳爱戏爱到了什么地步呢——她总要提前进场,那是连开场前的打闹台也不愿意错过的。老人们说,戏台是冷的,戏也冷,要先打上几圈的闹台,暖了场,戏就热了。而对于小诗芳来说,从进入戏院的那一瞬间起,她的心就已经把戏焐得滚烫。



正是这样的“戏味”与“汉味”的书写,把未知的人生与已知的剧本缠绕了起来,使得全书弥漫着浓厚的宿命感,人物经历、城市变迁和戏剧文化以互文般的方式做着注解,文本时常看似说剧,实则写人,散落于文本中的诸多景观描写,也绝非毫无用处的闲笔,意在表现被岁月隐匿的城市文化和即将到来的个体命运。譬如,作者多次提到的1990年代中期的一个平淡无奇的夏日,被挖土车瞬间拆毁的前进四路和仅存的古老窄小的汉剧院:


当前进四路终于迎来了带着坦克般拖链的巨型铲车的那一天,天气是晴好的,和平日真没有什么两样。

整条街被黄色的宽边塑料带给打了围;确定了区域安全后,两台铲车轰隆隆地开了进去,稳健而又卖力地对着老房子老墙捶击和推耸了起来。黄线的外围站着些看热闹的,但更多的是唯恐避之不及的路人。

缓缓坠倒的墙面一处接一处。每倒下一面墙,就扬起了硝烟般厚重的粉尘。紧跟着,铲车碾压上去,响着刺耳的碎裂的声音。

这不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只有带着不破不立的决心和憧憬,才能面对着这样一条有故事的老街被彻底地碾成一片废墟。

那一天,汉剧院里排练的唱腔依然在空中回旋,它和推土车的轰鸣、老墙倒地的轰响一样,都在推演着早就写好了剧情走向的故事和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

从那一天起,连路牌都被铲车的拖链给碾压了上去的前进四路,变成了埋葬着老汉口记忆的一座巨大坟冢。前进四路最初在1920年代中后期建起来的时候,属于未来的武汉汉剧院的,只是王家老宅地块上的一块空场子;1990年代中后期,前进四路被拆得几乎片甲不留——除了武汉汉剧院的那个窄小的铁门后的仿若深宅的大院——汉剧院成了这条路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一处遗址。


这段文字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日趋小众的汉剧文化和汉剧演员邰玉的个人选择在急功近利追求发展的现代性社会里,是如此相似地格格不入。而其后邰玉几段恋情的失败和革新汉剧文化的理想,也不断印证着她性格的倔强孤傲和不被众人接纳理解的命运。作为一名承上启下的新生代汉剧演员,邰玉身上折射出汉剧的起落沉浮,在人剧合一的邰玉身上,与其说是文本在细写汉剧中一出出唯美的折子戏,不如说作者试图通过丰富多彩的汉剧观照邰玉曲折坎坷的生命轨迹,而邰玉最终为自己找到的“汉剧传人”的人生定位,也呼应着前文中阐释的“不破不立的决心和憧憬”,城、人、戏,融为一体。

当然,《丛台别》的另一层含义,我姑且称之为“曲终人散后的告别”,这也许是作者写作意图的另一种解释,恰好说明了《丛台别》的意蕴丰富和多义性。这是一场有关记忆的漫长的告别,困在记忆里的有1978年夏天等着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儿子买酸梅汤回家的齐师傅,有那碗被母亲倒掉的、近在咫尺却无法触碰的温热糖水,有带着程米粒去德华酒楼吃最后一顿酱肉大包子的嬯,有在远行前特意去照相馆拍登记照、以备有意外发生后可当作遗照使用的江淼,还有把一颗在监狱里捡到的小石头当成爱人遗物、珍藏了一辈子的三嬯,想寻找生母又惧怕认亲的邰玉,虽下海后腰缠万贯仍怀念戴着劳模绶带在主席台上高光亮相的沈学庆……小说中最宏大的叙事其实是人们心底里那些最卑微的记忆,它们从一个个具象的人物逐渐幻化成人流如织的前进四路、车水马龙的六渡桥、遍布戏台戏院的老汉口,而这些灵动的场景也在历史大势中一点点淡化,似乎就只剩下了还在汉剧院十年如一日演练的邰玉以及从家喻户晓到无人问津的汉剧文化,但是,就连终日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武汉出租车司机都分不清“武汉剧院”和“武汉汉剧院”这两处的区别,曾经立志要当戏曲演员的彭一方在成年后也教导女儿说:“爱上一个戏子是没有前途的。”……这场伴随着城市隐匿的告别,漫长而又长情得无处不在,关涉难以舍弃的亲情、渴望的自由、身份的认同、文化的坚守。“新肉是用旧刀叉吃的。”放置在文本首页的题记,未必不是作者在新时代和旧事物中晦暗不明、摇摆不定的心境写照,而程米粒做的那个童话般的美梦,也预示着这场告别的必然和艰难。



幸运的是,韦敏在处理时代命题和个人困境时,以对“遗”字的诠释抛开了新旧时代的价值撕裂,从而提升了“别”的终极高度。在“三嬯”自然死亡后程米粒去奔丧并抚摸亲祖母遗容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这是米粒第一次去触碰遗体,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她在行文的任何时候写到逝者的躯体,都只用“遗体”而非“尸体”。这是成年后的米粒自从抚摸了自己的亲奶奶的遗容后的感悟。“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汉字——“走”之底上一个“贵”字,带走了许多宝贵的记忆,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之后,还要继续走下去。“遗”,既是逝者在这个她停留过的人间的痕迹,也是照亮后来人沿袭传承的星光。正因为如此,面对不可抗拒的死亡,“遗”是一个能触摸到人情味道的字眼:“遗像”中有透过这位逝者眼里看到的世界,“遗物”中有这个人和世界交流的声息,“遗体”是一个人在灵魂抽离后于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物质存在,所谓的永生其实源自逝者的“遗存”。难怪会有“遗产”一说,面对三嬯遗体的米粒突然明白了,很多时候的书面语言用到了“遗产”,并不一定是在说具体的钱或者物,其实是在说那些融入了人情世故的故事和无形的篇章。人都是有精气神的,活着的时候流转在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如果死去,精气神就遗留在所有的往事里,和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一同显现着,一同被纪念。


尽管在这部作品中具体地写到了程、江、邰三个家庭中十几位先人的去世,但文本没有陷入哀婉的怀旧叙事,而是从具象的告别引申到文化意象,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所有的告别,都是“照亮后来人去沿袭传承的星光”,“所谓的永生,其实源自逝者的遗存”。逝去的先人有后代带着爱与思念延续血脉,冷场的舞台有新人从“手传身授”中再现戏曲精妙,而汉剧诞生四百年之后,于2006年进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20年10月启动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汉剧“申遗”是作者启发我们在漫长的告别之后带着“遗产”去开拓另一个承前启后的未来,其中蕴含的勇气和力量,不光来自邰玉的敬业、程米粒的执着、江淼的义气,也来自金岳这样懂行领导的鼎力推动、郑英英这样审时度势的帮手的托举,还来自前进四路上饱经风雨的老屋,来自武汉这座文化古城的血脉和革命精神……渊源何在无须计较,重要的是,《丛台别》让我们聆听到了另一种历史的声音,借着千百年前的楚腔汉调,循着长江汉水,穿过武汉的喧嚣街市,重述了家族的历史记忆,传承了传统的地域文化,重建了武汉的精神档案,唱响了每个人心中那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曲目。一如小说的结语所述:


倘若汉剧申报联合国“非遗”成功,我们期待着能为汉剧的传人们奉献一场打上新时代烙印的烟火庆典。在这一天到来前,我们需要这个舞台始终是热的,热忱的表演,热情的观众,热烈的掌声。我们需要在舞台的背后始终有一批为之抱薪、为之呐喊的志士,就像邰玉、米粒、江淼她们那样,无怨无悔。

只要汉剧的舞台始终有着这样充满暖意的人间烟火,庆典终将到来。



(韦敏长篇小说《丛台别》节选本,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4期。文中部分引文来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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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别》| 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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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丛台别》命名出自一同名的著名汉剧折子戏——丛,就是人生;台,指的是舞台;别,是人生与舞台的终极归宿。

这部小说以坐落在汉口前进四路的武汉汉剧院为叙事的空间原点——一个曾经集中体现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商业、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辉煌历史的特殊地点,继而以前进四路的变迁为时代背景,以几代汉剧演员及其周围人的沉浮命运为主线来书写武汉这座戏码头的历史沿革。

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位青年女性,分别为汉剧名角邰玉、著名记者江淼和女大学生程米粒,作品通过叙述她们的成长轨迹和家族故事,再现了武汉半个世纪以来的市井生活百态与其中新旧观念的冲突,全方位表现了武汉社会的时代发展与进步。

| 作者简介

韦敏,汉族,1972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媒体工作多年,2000年后旅居澳大利亚。在报刊、电视台、卫星电视等机构从业多年,后投身财经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曾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米卡》。1988年,被评选为“新中国十大文学新星”。曾和邱华栋、阎妮等同被誉为“十大杰出小作家”。1994—1996年,连续三年获得广播电影电视部期刊评审委员会一等奖。2002年,被《北京文学》杂志评为“她世纪”中国文坛标志性女作家之一。2003年,创办澳大利亚孔子学院。前后著有包括《没人知道我爱你》《巴黎爱情》《粉墨登场》《她和他们》《非来非去》《蓝花楹》在内的长篇小说共1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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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   吴蒙蒙
责任编辑   吴蒙蒙
审  核   阳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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