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回忆起老师来 | 若文·早茶夜读

文摘   文化   2024-09-05 12:40   天津  

 

第1535夜


娄师白 忆白石诗意图 立轴


文 / 若文

“老师”这一称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笼统的。过去的私塾先生可以称为“师”、现在的幼儿园、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都可以称为“老师”。按照现代学校的课堂模式,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并不紧密。即使冠以“导师”之名,以今天研究生群体的庞大规模来看,师生之间也多有不能相互熟悉的。近代有学者还会区分“学生”与“弟子”,能够登堂入室,执礼跪拜,时常聆听教训者才可以算为“弟子”。另外“老师”作为一种尊称,用在有身份或有学问的人身上也很正常,哪怕对方并没有亲自为你传道授业,哪怕上过一堂课。中国文化强调“尊师重道”,“老师”称谓的复杂性是古已有之的,这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传统社会的“天地君亲师”,师者身份具有着极高的权威。直到晚清民国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原有的伦理体系遭到了强烈的冲击与否定。两千年的帝制被彻底终结,婚姻家庭的关系也经历了革命式的转折,教育由废科举而兴学堂,师生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直到今天仍然在摸索调整之中。
传统社会中老师能有那样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千百年来特殊的政治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士人已经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身份地位,师者传授伦理与知识就有着神圣的、现实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师生关系,类似于父子与君臣,在理论上有着不少温情的色彩,最典型的就是《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们的和谐关系。但在具体实践中君臣、父子、师生关系都不是平等的,甚至发展到了相当僵化专横的地步,偏重于弟子的服从,淡化了原有师生心灵契合的因素。
近代以来,弟子或学生违抗师命,与老师划清界限,本身就有着某种革命的特殊意味。在20世纪初,章太炎对老师俞樾写下著名的《谢本师》一文,是出于排满革命的政治立场(而非出于学术观点)与老师划清界限。后来章氏弟子周作人也对其师有《谢本师》一文,那是因为章太炎反对北伐,而周作人站在了支持社会主义的立场。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周作人沦为汉奸,其学生亦有“谢本师”之举。上述三次“谢本师”具体的前因后果各不相同,但都是出于政治因素,也都只是个案。但是在60、70年代日趋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老师举报学生,学生批斗老师,双方发生决裂的事情,几乎成为了每一位知识分子所要面临的一道难关。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其中具体情形多有苦楚难言者,成为许多人一辈子心中的愧疚伤痕,在辞世多年之后也能横招物议。
80年代后,随着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恢复高考、学校教育重回正轨,回忆老师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这些文章有着多重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平反与纪念,对已故师者某些精神的高举宣扬。
对于逝者来说,一个人的风采事迹往往有许多是自己无法自觉,无法记忆的,史料价值是回忆文章中首要突出的。否则颂扬的调子再高,也很难让人信服。对于读者来说,由于社会变革迅猛,通过回忆文章我们能够可以看到许多制度与风气的重要转折,有些在80年代就广受批判的问题,可能在今天变本加厉却无人见怪了。对于回忆师者的作者来说,其中隐含的意味就更丰富了,有时要表达自己独到观察和心得,有时会通过与老师的关系暗示自己的地位,有时会以回忆的方式抒发对于现实的批判与希冀,有时会总结自己对老师的继承与修正,这显然不能一概而论的。
毕竟,有意或者无意,出于理想或者现实考虑,不断地追述、拔高自家老师的地位也是出自孔孟之徒,在中国两千年间流行的大宗国粹。这是“礼”也是“义”,其中也有“利”,而回忆文章的评价标准首要的是“真”。
以我个人的经验,哪怕是同一位老师的形象,从旁听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其他同事学者从不同的观察角度,结论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同一个老师在年轻时期和晚年时期的表现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早期学生与晚期学生与老师的年龄和地位的差距,也让不同的回忆文章有着独特的价值。这些观察与体验,在自己的心中是一回事,写在文章中则是另一回事。中国文化要“为贤者讳”,也讲“死者为大”,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纪念文章的写作。限制如此之多,我们仍然能在不少文章中可以看到真挚的情感与思念。
说回章太炎,当1907年老师俞樾去世之后,章氏在《国粹日报》写下《俞先生传》寄托对老师的哀思。而在1936年章太炎去世后,学生鲁迅亦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点出章太炎作为革命战士的精神意义。不久之后,鲁迅也因病去世,学生萧红写有《回忆鲁迅先生》也是极具史料价值和文学色彩的名篇。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偶然会有“谢本师”的事件,但同时爱护师长,纪念老师也是一条始终并列的历史线索。
 刘野 2006年作 我的老师的记忆
至80、90年代,政治大环境逐步稳定,“谢师”之举渐渐淡化,而“忆师”之文成为了主流。《读书》杂志上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回忆老师的文章,有的是为老师旧著出版所作的序言,有些则是围绕老师生前为人为学娓娓道来。在这些文章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是如何回归正轨,而“尊师重道”文化传统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其中有老一辈学者,回忆自己的老师,颇有史料价值。也有不少作者是当时崭露头角的77、78级学人,由于他们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持续活跃,至今有些回忆活动前后持续了三、四十年。这在当下甚至成为了的某种经典化范式,我们由此可以重新思考学术环境的变迁。


本期编辑: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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