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桦：一条螺旋式前进的建筑线索观察

社会价值|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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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桦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PREDICTION

EVOLUTION

C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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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璧山文化艺术中心 © 汤桦建筑设计

汤：就像小说写成以后作者便不再重要，阅读者更加重要，每个人的阅读方式不同，甚至出现误读也没关系。当读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知识结构来阅读一个作品的时候，就对作品进行了再创造。建筑与文学有相似之处，当建筑建完后，建筑师变得不重要了，甚至过了20年这个房子可能会面目全非。这样也很有意思，完整体现着建筑的使用过程和社会性。

我们很早以前做过一个项目叫南油文化广场，大概在90年代。前几年我路过它的时候大吃一惊，发现不认识这个房子了，后来我又专门去看了一次。后现代主义在90年代中国盛行，它是建筑学的一种思潮，强调隐喻、片段、碎片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历史的投射。体系较为复杂，不是单纯追求纯粹主义的美学，而是表达一种杂糅、冲突性的东西。当时这个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如此。当年这个项目做完后效果还不错，整体上非常统一。现在再看，更能体现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有无数的广告在上面，很多人参与其中，进行改建。它仿佛一个有着清晰空间边界的容器，其中可以容纳各种各样丰富、热闹的内涵。

▲ 南油文化广场 来源：ShenzhenLOOK © Kail

邵：不同的人和建筑产生不同的关系，有些人甚至会涂鸦、写“到此一游”，等等。你怎么看待建筑的改变？

汤：有经验的建筑师可能会预判到未来发生的事情。像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相对而言比较崇尚现代主义或纯粹主义的美学，骨子里有这种情节，所以一般都喜欢把建筑按照这种美学的方向去做。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后期的整个使用中，大众的审美或使用者对功能的一些新要求必然会对建筑有所干预或有所扰动。

邵：我认为被扰动是一种积极因素。即便是纪念式建筑也可能被扰动，它可能是精神或文化上的一种启示。

汤：如果建筑师事先有预判或期待，也就可以容忍这些东西，甚至会在设计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预留一些可能性让以后的参与者、使用者发挥。

▲ 三星堆博物馆 © 汤桦建筑设计

邵：建筑是固定的，有重量，有质量，它是极其被动的，很多的人、事、物都在这里发生，从它出生那一刻就是关系的组合。有时我们不得不回到建筑的基本问题——建筑到底是什么？建筑师和其建筑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

汤：关于建筑的物质性，从建筑类型来说，很早以前就有纪念性的建筑，如教堂、纪念碑，包括一些公共建筑都是纪念性、纪念碑式的建筑。现在我们接触到的项目也有一些政府的公共项目，我们在做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时会加一些平民性在上面，使其更加亲民。

▲ 云阳市民活动中心 © 汤桦建筑设计

邵：我认为你是允许被扰动的，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这件事有极大意义。并且你认可社会、城市、人在建筑里面的参与，它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品。建筑一定是可触碰、可建立关系的一个状态。

汤：我们在处理现场的时候也是这种态度。很多建筑师包括我年轻时也是如此，看到现场某个东西做错了，非要让施工队拆除，重新按照图纸上的做。现在即使做错了也不必返工，我会按照错的现状进行再处理、再设计。相当于施工帮我扰动了一下，我就顺着这个扰动再设计一次，这个错误变得像是自己设计出来的一样。从资源的角度考虑，既然已经做错并花了一大笔钱，如果我再重新来过，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很可惜。这可能也算是建筑师的一种专业技巧，对扰动的容错度、接受度。

▲ 云阳市民活动中心 © 汤桦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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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的深圳

一座生长中的城市

不同城市存在不同的场地特质，深圳是个很前卫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此融合、生长。

邵：城市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机制，尤其是深圳，具有强烈的城市样本意义，因为它很新。从一开始的开放，到趋向于成熟、开始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撕扯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城市原本自由灵动的基因可能也在和传统保守拉扯，它不仅体现在建筑形式方面，心理和精神也是这样的。在这个夹缝之中，深圳大量的项目是开阔的，特殊的气候、生存条件以及城市固守四十几年的快速建造的基因状态会给它一种习惯。你如何看待深圳这个城市？在深圳做项目的时候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吗？

汤：肯定会有不同，这种不同来自于场地的一种特质，城市是更大的一种场地。深圳的场地、城市一定有自己的地方特色，重庆也有重庆的地方特色，特色本身就奠定了这个项目在这个地方的基本气质。“必须来自于场地”是我的一种专业原则，我不会凭空做一个建筑。

▲ 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 © 存在建筑摄影

邵：深圳似乎少有你那种木构的、文化感的、带有传统符号意向的建筑，它好像是刻意要新的感觉。在北京还有胡同能很明显地让人感觉到这是北京，但在深圳的感觉是全新的。使用清水混凝土可能是常态，但是用木构来建造好像在这个城市从没有过。

汤：我认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城市，因为它的初心就很前卫。当年在渔村里面画了个圈，然后就变成一个特区了，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对标香港。香港在1997年要回来，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收回香港时，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缓冲空间，那么一定会对内地造成巨大的冲击。我认为当时建立这个特区的目的，一方面是体现政府改革开放的姿态，另一方面就是从空间上留出缓冲区。当年进深圳还要办边防证，过一道所谓的海关才到深圳，再过一道海关才到香港。特区在政治上的出发点是这样，所以它的空间也一定是非常前卫的。

▲ 深圳歌剧院方案设计 © 汤桦建筑设计

从深圳目前的城市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作为先锋城市的影子，也能看到传统城市的影子。比如东门、罗湖那边，基本就是传统的城市，再往福田走，体现的是美式城市意象。当时是由SOM做的，基本上把美国市中心的路网系统全部组织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方格网式的城市，这在深圳以前是没有的。创业园和华侨城是新加坡式的，华侨城整个由新加坡人规划，新加坡非常著名的规划师、建筑师都来参与过，所以它整个的意向是一种新加坡式的羊肠小道、峰回路转，不是那种方格子。蛇口是一种山海结构，它是根据山和海的地形做出来的结构。

深圳整个城市可以看到一种拼贴城市的感觉，各种各样的机理在这里混杂、冲撞，然后共同形成一个城市。但城市中的每个区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是很前卫的一种定制，它不是一种价值观统领整个城市。比如西安就很清晰，是一个方格网，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传统城市，北京也是这种，包括成都也有这种平原城市的感觉。但深圳完全不是这样，它是生长出来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这里共生融合。

邵：深圳有多义的内容在里面，“前沿”肯定是底色，它的开放度远远超过其他城市。

▲ 华强方特大厦 © 汤桦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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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评审

也是交流学习

投标与评审的过程，是资源分配的过程，更是学术研究、交流的过程。

邵：最适合工作的地方肯定是深圳，最适合生活的地方是广州。广州的节奏慢，又有大城市的气息。上海太大、太综合、太国际化，人在里边显得很渺小。相较而言，深圳算是一个更年轻、更新鲜、更鲜活的状态，有太多不确定性的介入，允许新鲜元素介入进来。一些机制类的改革与挑战，甚至是各方面行业上的突破可能都会在这里发生，它成为一个新鲜的、创新的场所空间状态。你在深圳这几年做了哪些不同类型的项目？

汤：我们这种事务所在深圳参与政府项目比较多，主要是教育建筑、文化体育项目、公共建设等。

▲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规划展览馆与档案馆 © 汤桦建筑设计

邵：投标其实是资源的分配。新一代年轻人和大师一起参加投标，大家会觉得对资源的分配或状态不平衡。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汤：我也有时也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除了经常投标以外也会去评标。作为项目的评委时，我经常能碰到老一辈的建筑师来投标，可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了，来述标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评，感觉很不好意思。

邵：如果这能成为一种良性的交流机制，反倒是好的。现在有些大项目的评审中也有极其年轻的评委，选评委的方式和对话的方式在发生变化。

汤：评委的结构也在变化，老中新都有，并不全是一帮老人在评，还是要吸收很多年轻的评委进来，带来不同的价值观、立场、知识结构。我们参与的市级的投标更多一些，投标比较规范、公平、透明，组织好，有保证，又都是专业人士，评审团的评委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建筑师。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体中心（深海博物馆及体育中心）建筑方案设计国际竞赛一等奖 © 汤桦建筑设计

邵：在你参与的评审过程中，一个建筑的社会价值、社会连接度、社会亲和力会不会成为评判标准？

汤：肯定是一个标准、因素。这种因素在评审的过程中如果有缺陷，也可以通过提建议的方式来弥补。比如说这个房子设计的好，但是某方面有点缺陷，大家也会讨论好的解决方式。评审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

▲ 宁波东钱湖华茂希尔顿度假酒店及会议中心 © 汤桦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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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终将转型

螺旋式进化一直存在

目前，建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在沿一条螺旋式线索前进的过程中，仍需关注建筑学的本体。

邵：最近三四年，有没有哪几个项目是你比较满意？

汤：这几年有点不堪回首。大家经历了这么痛苦的三年，整个行业都有点疲软、下行、内卷，最后卷得一塌糊涂，消极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多，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邵：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一定程度，需要有变化或者新的动作。

汤：确实是这样。我们以前也经常说，但这次建筑真的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建筑师们也是在过程中摸索，对于专业转型的认识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以前我们不会感觉到这些，只是觉得经济上出了问题，经济好了以后我们还会起来。但这次好像经济、专业等都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好还是坏，现在无法评论，这也可能是好事情。

▲ 宁波国际会议中心 © 极客视觉

邵：城市里面有大量的建筑，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住宅、商业楼、写字楼、学校、医院，等等。如今，建筑的社会价值可能越来越值得我们思考。建筑师是否可以预知建筑的后半程，并据此给它赋予新的内容？

汤：古典建筑学或古典现代主义建筑学的那些建筑师，他们其实同样很重视社会价值。最开始的现代主义在早期，包豪斯、柯布西耶等人的出发点也是在战后大量的社会需求前提下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体系。我经常觉得新一代建筑师或是我们目前的学术话语体系，有时候过于强调政治正确。就像刚才所说的社会价值，它就属于政治正确的一种内容。在讲政治正确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建筑学的本体，否则那就不是建筑了，建筑行业也就真的没有了。

▲ 坑梓文化科技中心 © 汤桦建筑设计

邵：如果我做一个非常具有社会交互属性的装置，它算不算建筑？一个极像装置的建筑，它还是不是一个装置？这里面的拉扯特别有意思，尤其是传统建筑师和现代建筑师的拉扯、碰撞。“进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建筑吗？

汤：进化一直存在。从我80年代大学毕业开始做建筑，一直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建筑学的不同思潮。我们专业的影响一直都在，而且能够感觉到有一条螺旋式前进的线索，经常还会往回走。

我认为建筑一定会进化，但我个人有时候也很期待一种变革、革命，就像当年柯布西耶的建筑革命，那是由技术造成的，新的技术、材料才能引起一种新的革命。比如现在的3D打印技术，一旦它能够打印巨大的房子、上百米的高楼，那么我们以前的建筑学理论都会失效。建构理论就是从建构的角度，讲述如何通过一砖一瓦形成建筑体系和美学。但3D打印会把这些全部抹掉，这就是个革命，它会从材料和技术上的进步带来一种建筑学理论上的革命。

邵：建筑之所以会不一样，是因为有建筑师在场，并且和建筑近身肉搏后得到了一种结果。人们在建筑中能感受到建筑师的气息，这很有意思。如果纯粹是被工业或是3D打印之后，人们能感觉到工业的气息，建筑的文化因素、人文因素就不那么强烈，或者说它并不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链接。当然我们不能规避3D打印实现的结果，但最独特的是建筑师的心灵和情感，如果这些东西在场，建筑的人为因素才能因为个体不同的理解有传递、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