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市新罗区东兴路上，有一座高大古朴的连氏宗祠。80多年前，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义勇队，在队长李友邦的带领下来到这里，与岩城百姓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在中国抗战史上书写了两岸同胞共赴国难、团结御侮的篇章。走进连氏宗祠内的“台湾义勇队在龙岩历史陈列馆”，一幅幅珍贵的图文资料，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让这支抗日爱国的队伍从历史深处走来……
一
台湾义勇队的故事得从创始人李友邦说起。
李友邦祖籍福建同安（今厦门），1906年出生于台北芦洲望族，成长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自幼深受日寇奴化教育之苦，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恨之入骨。
李友邦
1924年，为反抗殖民当局的暴虐统治，就读师范学院的李友邦和几位进步同学一起袭击了日本警察派出所，轰动全岛。为躲避通缉，李友邦辗转逃到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入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后归并黄埔军校第二期），并加入国民党。
求学期间，李友邦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影响下，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还因爱国台湾青年的身份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受命担任国民政府“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联络两岸爱国台胞开展反日工作。
台湾义勇队在龙岩历史陈列馆内景
在长期斗争和磨砺中，李友邦苦苦思索台湾和祖国的命运，逐渐对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认识到：“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祖国抗战的胜利。”
他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通过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积极向滞留大陆的台胞宣传抗日主张，并制定了“两步走”的革命策略：“第一步是在国家关系上脱离日本，谋求台湾从日本的魔爪下独立出来；第二步是台湾返回祖国，与大陆一道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同时，一个计划开始在他心中酝酿：凝聚大陆台胞力量，组建一支抗日队伍，同全国人民一道保家卫国。
二
福建是台胞主要祖籍地。抗战开始后，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被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集中安置在闽北崇安（今武夷山）的“台民垦殖所”。他们中大多有参加抗日的愿望，李友邦认为这是一支可以组织动员的力量。
1938年秋天，李友邦来到这里，面对忍痛离乡、艰难求生的台胞们慷慨陈词：“日本帝国强占我土地，奴役我五百万台胞，到今天已四十年了……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高举起英勇抗日的旗帜……我们现在还能袖手旁观，坐享祖国抗战胜利后的幸福吗？”他的演讲引起台胞的强烈共鸣。
1939年2月，首批30余人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在浙江金华宣告成立，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同年11月，经国民政府正式批准，台湾义勇队成为一支有正规军编制的抗日队伍。
台湾少年团团员
在成立大会上，李友邦庄严宣布：“爱国台胞要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奋斗到底！”从此，这一夙愿浓缩成“复疆”二字，鲜明烙印在每位队员的臂章上。
台湾义勇队首批队员多数是医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发挥专长，组成巡回医疗队，奔走在抗日一线，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工作。随着声名远播、队伍逐渐壮大，又先后在闽、浙两省设立了4家台湾医院，还建起制药厂，为抗日官兵供应亟需药品。凭借精湛的医术和技术，这支特殊的队伍为东南战区医疗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援。
三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沦陷，台湾义勇队被迫南下，于10月中旬移驻龙岩，继续在闽西、闽南一带开展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那些年，这首由台湾义勇队秘书张一之（中共党员）作词，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谱曲的《台湾义勇队队歌》，被队员们唱得热血沸腾，传遍岩城大街小巷。
在龙岩的艰苦岁月里，李友邦和队员们并肩战斗，他们以媒体为宣传抗战的利器，创立报社，发行《台湾青年》报，影响辐射全国；开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为收复台湾作准备；组建对敌巡回工作团和日语喊话队，深入日寇占领区，巧妙斗争，瓦解敌人；台湾少年团的孩子们也被组织起来，赴各地公演募捐，为抗日救国呐喊。
在龙岩创刊的《台湾青年》
台湾义勇队在军事斗争上也有过几次壮举。1942年6月17日，义勇队员在厦门对日军总部新亚苑发动武装突击，正在商讨占据台湾47周年庆祝方案的日寇，当场被炸死炸伤数十名。他们又在厦门接连突袭了日本海军油库、日伪政府成立三周年庆祝会场，有力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国人的抗日斗志。
随着台湾义勇队影响力不断扩大，大陆的许多进步青年也纷纷慕名加入，至1945年离开龙岩时，义勇队人数增加到380余人。期间，队伍编制扩大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也晋升为陆军中将。
四
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共党员陈学铨（《台湾青年》编辑）、潘超（台湾义勇队秘书）等人在龙岩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后在李友邦积极营救下保释出狱。
李友邦不是中共党员，却始终信奉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便在时局敏感时期，他也坚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想方设法保护队伍中的共产党员。
事实上，台湾义勇队的诞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与帮助。
早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时，李友邦就对蒋介石公然背叛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极为不满，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遭遇则抱有同情。后来他因支持革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长达5年，期间与骆耕漠等中共党员朝夕相处，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理论，深受共产党抗日救亡民族大义的感染。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积极领导和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形势让李友邦热血澎湃，他很自然地将组建台湾义勇队的想法首先告诉了骆耕漠，后经骆耕漠报告给了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
李友邦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以及“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进而返回祖国”等革命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致认可。为了保护这支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采取掩蔽的活动方式并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不仅协助李友邦开辟了一个新的抗日救亡阵地，并确使这支队伍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回台湾前夕，李友邦于厦门南普陀寺五老峰山石上，留下了两个遒劲的大字——“复疆”。
遗憾的是，抗日有功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回到台湾，并没有实现重建家园的期望便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解散。1952年，李友邦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杀害，牺牲时年仅46岁。
上世纪90年代，李友邦之妻严秀峰为丈夫平反奔走呼号。晚年，她将李友邦在台湾新北的故居“芦洲李宅”捐出，辟为“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向人们讲述两岸同胞共御外侮的岁月。
在祖国大陆，除了龙岩的连氏宗祠，武夷山崖壁间“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的抗日标语、厦门南普陀寺五老峰上的“复疆”石刻……这些烽火岁月中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留下的深深足迹，也都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悲壮情怀。
1940年台湾少年团在武夷山苍屏峰麓岩壁上留下的标语
80年前，一个奋笔疾书的身影，满怀憧憬把家国理想写进一篇篇宣言，如今，这些话语依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力量：
“我们在过去与现在的革命过程中，是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而奋斗；而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为建设台湾、拱卫祖国而献身。这是台湾同胞的使命，也是本国的历史任务。”（1944年11月，李友邦写于龙岩）
文字整理：《福建统一战线》编辑部
资料来源：龙岩市委统战部、新罗区委统战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