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四款减肥的GLP-1药物，原本可用于降糖。司美格鲁肽最负盛名，全球年销售额直追抗肿瘤药的“药王”——默沙东“K药”（帕博利珠单抗，商品名：可瑞达）地位，2024年6月在国内获批减肥。礼来的替尔泊肽则以“挑战者”姿态出现，除了靶向GLP-1，还靶向GIP，两个靶点可以在调控能量代谢方面互补，理论上效果更优，2024年7月在国内获批减肥。
最早一批用药者正陷入“停药即反弹”的焦虑。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于淼在一次科普会议上提到，有多达29项关于长期减重的研究指出，使用GLP-1药物后，两年内反弹的比例超过一半，五年内反弹超过八成，仅有约10%的患者停药后能基本维持。
2024年7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发布《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下称《指南》）。其中提出：生活方式干预可以与药物治疗并行。比如，在初始就让肥胖者用药；超重者则在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3个月减重小于5%的时候，尽早启用药物治疗。
《指南》还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可循路径。“肥胖药物这两年才到临床，大家不是太熟悉。”曲伸说，《指南》专门针对肥胖药物的临床应用及常见问题，详细介绍了现有药物的应用方法、注意事项、适应证以及用多久、怎么用的问题。“什么时候用药、如何用、用多久、何时停，给临床医生提供了合理的医学依据，设定了合理的治疗方案。”
一名肥胖者的理想诊疗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或主动就诊，或在社区、体检筛查中被提示就诊，来到医院后，医生会通过BMI、腰围等初步评估肥胖状况，若需要做体重管理，则再进行一系列检查如病因评估、代谢及合并症评估，最终医生下综合诊断，并帮助患者设立减肥目标、实施减肥策略。
罗樱樱指出，研究已经发现，从体脂率下降幅度、心肺耐力、代谢健康等多个维度来看，生活方式干预联合药物治疗的长期疗效，优于单纯的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
最坏的情况是，肥胖引发并发症，患者又讳疾忌医，导致身体受到不可逆的损害。
刘思博33岁，BMI一度超过44，她早就被发现血糖过高，但拒绝就医，延误了治疗；直到一系列糖尿病并发症暴发，医生告诉她“要么瘦，要么死”。她最终做了减重手术，但一只眼睛已无法挽救，永久失明。
为什么会出现用药人群错配？肥胖者因何不愿前往医院？这背后或许存在着个体的病耻感。
这种情况在肥胖者中相当普遍。“病人很困惑。”在中国肥胖大会上，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及代谢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鹏直言现在肥胖者就诊时可能遇到的困境：“一个医生一个想法，十个医生十个方案，去营养科首选营养，去减重外科首选手术，去中医科首选扎针。甚至同一个科室想法也不一样，营养科这个医生用‘5+2’，那个用‘16+8’，这个用生酮，那个用低卡——患者：‘我到底怎么办？’”
另一个极端是，很多体重在正常范围甚至偏瘦的人，却积极寻求减肥手段。这种人群错配会导致诊疗资源的浪费，滥用药物的风险也令人忧虑。
多位临床医生反复强调，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要在适应证内用药。在医院，要想开GLP-1药物减重，患者需要先挂内分泌或减重门诊，由医生评估其是否符合超重、肥胖标准，要做血液、尿液、甲状腺彩超等一系列检查，且不属于用药禁忌人群才可开具处方。医生会充分告知用药风险，并要求患者定期复查，以作用药剂量的调整。
肥胖是一种影响全身系统的慢性病，发病率还在逐渐上升。从公共卫生角度探讨应对之道，不可避免要重新审视专科医生乃至医院的诊疗流程设置。
多名专家均向财新表示，长期体重管理意味着一套系统性、个性化、多学科的治疗方案。这代表患者很难指望通过一位专家、一个科室，就能找出满意的治疗方案。为适应新的肥胖防治理念，诊疗流程和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张忠涛认为，现阶段多学科诊疗（MDT）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案。“把传统的学科打乱组建一个肥胖诊疗科，短时间内很难做到。而在门诊建立一站式、以病人为中心的体重管理中心，多学科医生来到中心共同诊断和治疗，是比较现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绩效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直接影响到各科室参与MDT的意愿。“这几年我在公立医院尝试了多种MDT模式，可以说不断碰壁。”张鹏在中国肥胖大会上分享道，“短期内可以谈情怀，长期还是要谈绩效。”
Writing by Denise 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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