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冲锋衣，头戴遮阳帽，走遍昭通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他在干嘛？

比政治更稳定的是文化，而比文化更长久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更长的时段叫地理时间。要理解昭通，一定要了解它的时间历程和环境演变。图为镇雄天坑。通讯员  李东旭摄

最基本的是要能够吃苦

躬身践行，才能读懂这片土地

记者：选择地理研究是你毕生的追求，这是否与你自身的经历有关？

傅奠基：上小学时，老师曾让我们手绘地图，那时对地理的认知还停留在对地图色彩、政区形状及地名的记忆阶段。后来在中学语文课中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有很多关于山水、田园风光的名篇。如陶渊明《桃花源记》、范仲淹《岳阳楼记》、郦道元《水经注·三峡》、沈括《梦溪笔谈·雁荡山》等，神州大地，锦绣河山，令人神往。因为对地理感兴趣，高考甚至想报考文科，但班主任和父母都力劝我读理科。

1982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发现地理学属于理科，我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报了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结果却被第二志愿的西南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录取。后来才知道，我是西师八二级唯一一个第一志愿报考地理专业的考生，因此招生的老师极力争取，入学后还表扬我热爱地理专业，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小题大做，今天回想起来，算是一桩阴错阳差的趣事罢了。

当时学校规定，地理专业的学生每人可从图书馆借阅一本世界地图集和中国地图集，期限为4年，人手一个地质包，配有地质锤、罗盘、望远镜、放大镜、绘图仪、皮尺、野外记录本、铅笔等，每个同学另配一台海鸥牌120相机，外加雨衣、太阳帽等。其他专业的同学都羡慕地理系的学生，觉得我们很“酷”。

地理学既是经世致用的学科，也是百姓日用的指南。从古代九州的划分，到水系、山脉的分布，物产、道路的记述，以及探幽览胜的旅游，地理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今天我们讲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就是要更加关注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

研究地理不仅要有理论的指导，也需要有实践的支撑。地理大发现时代，无数科考人员漂洋过海，探极地、攀高峰、追溯江河源头，穿越浩瀚的沙漠、林莽，潜入深渊、探秘洞穴，极具探险精神和挑战性，地球表面万象空间充满神奇和美妙，你越深入就会越感兴趣。

记者：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地理研究还有必要冒险到野外进行填图吗？

傅奠基：从事地理研究工作，不仅要用脑，还要用腿，吃苦精神永远需要，尤其是对区域地理的研究，只有不断深入才能读懂这片土地。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过多地依赖信息技术。我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技术进步本身是有利于地理学研究的，但是有些优良传统不能丢，如果只通过视频、影像、3D技术等进行分析，不到实地考察、调研，那么你离最本真的东西始终是有距离的，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就会被忽略，丧失地理的魅力。

记者：作为昭通本地的科考专家，你是如何与《地理·中国》栏目开启合作的，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傅奠基：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们研究昭通，要热爱昭通、关注昭通，树立文化自信。乡土知识的积累，既要熟悉地方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深入考察，虚心学习。2013年，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联系我们，说央视要找一个熟悉昭通地理环境的教授参与拍摄《地理·中国》，当时也只是抱着尽尽地主之谊、试一试的态度，谁承想，从拍摄《猪洞奇石》开始，该栏目的同行，对“磅礴乌蒙，神奇昭通”情有独钟，10余年来，在滇东北先后拍摄了30余集纪录片。

为了找到最适合的光线，等一个最理想的画面，摄制组经常天不亮就出发，凌晨一两点才回来，一天要出去跑200多公里。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4月初，我们到永善码口拍摄《水门关后的奇景》。那是一处长度超过3000米的地下水洞，刚进洞口就是“陷阱深潭”，我们在洞中待了8个多小时，先后4次渡河，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拍摄完成从洞里出来后，大家都全身发抖，出现发烧症状，特别是栏目组的编导还患上了肺炎，不得不飞回北京治疗。

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过程辛苦，充满了艰险，但通过我们不断地发现、挖掘、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昭通的历史文化能被更多人了解，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傅奠基走出校门，用地质锤、罗盘、望远镜构建属于他的时间地理、空间地理、文化地理，找寻探索世界的孔眼和人生坐标。受访者供图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与编导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切都有迹可循

记者：我们看到你和唐靖教授“双剑合璧”，联袂出版了《昭通史话》《昭通简史》，这些内容似乎不属于地理范畴，你是怎样实现从地理到历史的切换的？

傅奠基：地理本身是自然和人文的一座桥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地不分家。人们常说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其实，不仅如此，“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地理空间与环境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演变，产生了地理烙印显著的“海洋文明”“河流文明”“山地文明”“草原文明”“绿洲文明”等。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更是如此，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江汉文化、河洛文化、河西走廊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等。昭通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在山区、河谷、坝区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极为复杂的系统，需要多学科综合研究。

历史是时间概念，地理是空间概念。要理解昭通，一定要了解它的时间历程和环境演变。因为比政治更稳定的是文化，文化可以流传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比文化更长久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更长的时段就叫地理时间，离开了地理时间就无法理解人类历史。

记者：我们关注到你似乎更倾向于研究人文地理，你提到通过地理孔眼去认识一个地方，能不能具体展开谈谈？

傅奠基：过去，自然地理研究成本比较高，对于昭通这样的边远山区来说，科学技术跟不上，数字化鸿沟差距大，我就把重心放在研究人文地理上。

从人文地理来看，行政区划沿革是历史和地理都关注的课题，也是区域研究的基础。从地图上看，昭通位于云贵川三省接合部，云南的政区图像伸长脖子的金孔雀嵌入四川和贵州之间，呈极不自然的犬牙交错状。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山川形变”的地理因素，如昭通西部的金沙江就是天然的川滇分界线；南部的牛栏江有一段是贵州和云南的分界线；赤水河有一段也是云贵川三省的分界线，还产生了“鸡鸣三省”的地名，跨越赤水河，连接四川云南的大桥也叫“鸡鸣三省大桥”。这些界限虽然曲折，但感觉很自然，如果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国界，或美国的州界呈人为划分的直线情形相比，就更加明显了。

“犬牙交错”是中国历代王朝划分政区的一个原则，也是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后，结合地形、人口、民族、交通等要素的产物。如政治上对地方势力分而治之，经济上肥瘦搭配（富裕地区要带一部分贫困地区），平原要带一部分山区，港口、雄关需有腹地等。

元、明、清都在西南地区实行过土司制度，这种制度曾经有利于中央王朝对边远地区的间接统治，也和当地民族的上层集团利益一致，对有着亲缘关系的各大小土司都分而治之，把他们划归给不同的省、府、州管辖，尤其是清雍正改土归流后，把昭通由四川划归云南，形成了今天云贵川三省犬牙交错、尤为突出的政区格局。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政权更迭、部族兴衰、民族迁徙与融合、国家体制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引起政区变动和地名更改，并在其中留下一些线索和痕迹。

记者：从地名来看，作为地理实体的标记，它的产生有什么讲究？它如何折射地方历史文化演变？

傅奠基：地名是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地名势必应运而生。昭通自古就是多民族迁徙、交流、杂居之地，其丰富多彩的地名是这片古老浑朴大地历史的见证。比如，昭通境域夏、商属梁州，周称窦地甸、大雄甸，春秋战国为靡莫、夜郎、西僰之地；隋设恭州，唐始称乌蒙部；元设乌蒙路，明置乌蒙府；清雍正改土归流，改乌蒙为昭通。

昭通从古到今都是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其重要性在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比如关隘，最能反映昭通的历史，昭通自古为由蜀入滇的咽喉要地，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在古朱提江（横江）左岸峭壁上筑关设防，唐、宋设“石门关”，元、明改称“罗佐关”，清称豆沙关，一直到今。彝良伐乌关亦因清代讨伐乌蒙土司禄万钟于此而得名。此外，还有千百个地名铭刻着先民们在改造环境、开发资源、建设家园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智慧和力量，经验与教训。

全市各地以营、寨、堡、坝、塘、湾（塆）、山、河、沟、冲、垴、坡、坎等为通名的地名不胜枚举，都是不同的山川、河流、地形、军事、民族迁徙、生产生活等在现实中的反映。每一个地名的产生与存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奇，它不仅是乡土故事的源泉，也是区域历史的缩影。

地理学的根在于地方性

从事地理研究，首先要尽好“地主之谊”

记者：你在一所高校工作，但又最广泛地参与了地方的地理与历史研究，你是如何看待二者关系的？

傅奠基：高校与地方的发展相辅相成，地方院校要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有需求，学校有义务满足，二者不只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还需要相互融入。昭通学院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助力昭通高质量发展。

记者：结合昭通实际，你认为如何才能把地理学价值实现最大化？

傅奠基：地理学第一定律是空间临近性，越近的区域相互作用越密切。我们作为昭通学人，肯定要研究昭通地理，如果连自己生活的地方都搞不清楚，那么有何颜面对家乡父老，“灯下黑”需努力才能改变。

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交叉学科，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就是要立足昭通、面向云南、辐射西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服务乌蒙山区。所以我一直认为地理学的根在于地方性，我们的智力成果最终要为地方服务，这就叫尽“地主之谊”。

记者：昭通处于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通道上，历史上曾经有“三川半”之称谓，有关昭通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如何赋能昭通融入这一经济圈？

傅奠基：历史上昭通与巴、蜀关系密切，元、明、清时期都曾隶属于四川，故民间另有“三川半”的戏称。早在商周之际，从成都经昭通，至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即已开通，在促进古代中国与南亚、西亚及西欧各国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回顾历史，从杜宇入蜀到李冰开通僰道，汉武帝设置犍为郡，诸葛亮南征，元明清移民屯垦，历史悠久的银、铜矿冶，著名的乌蒙贡马等，昭通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与巴蜀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民间的交往和商贸往来更是广泛和深入，从“搬不完的乌蒙（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宜宾）”的民谚可见一斑，川渝地区与昭通的经济联系，还有清末民初昭通籍巨商李耀庭创办的商号总部就设在重庆。据说龙云的武术师傅也是四川人。

交通网络在空间中的延伸和历史上的存续，与地理环境、政治格局、社会组织、技术发明、民族分布、经济差异、文化传播、军事斗争等，无一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交通方式的变革决定着人类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各种交通工具和技术正是随着道路的开通而最先传播的文明成果之一。秦开五尺道之后，昭通作为川、滇重镇的地位日益巩固，古人曾用“锁钥南滇，咽喉西蜀”概括其重要性。现代滇东北区域仍是我国构建南亚和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一个必经之地。昭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面临着国家强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及实施“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昭通古代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今日作为云南的北大门，仍是长江上游区域走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昭通地处西南省际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对整个长江上游经济带具有重要的衔接作用。川黔滇三省邻接区域共处金沙江流域及乌蒙山区，山水相连、人文相依、历史相近。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加强互联互通，区域合作的前景广阔。目前呈爆发式增长的川渝居民到昭通避暑、避寒的旅居客流，一定意义上，正是历史交往的继承和新兴市场的反映。

昭通位于大西南腹心，具有独特的空间区位优势，但境内山高谷深，过去限于条件，通达性较差，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出滇入川进黔”的高速通道的日渐完善；成贵、渝昆高铁相继建设，水富千万吨级枢纽港竣工，以及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三大水电站深水航道通航，新机场启用，昭通建成“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大枢纽”指日可待。在国家实行区域一体化和统一大市场的战略背景下，除了各级地方政府要积极推动和引导外，尤其需要激发民间更深厚的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相信，昭通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经济圈势所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