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随笔 | 李壮：曾在体内居住过的少年——关于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的五段侧影

 酒  店 

出差途中，忽然有大雷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酒店。今晚，我是属于我的。

所以，我可以打开电脑，写一点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那么，就从酒店开始讲吧。那天我赶到成都，然后又坐大巴和大家一起到了自贡。一路奔波，开门进了酒店房间，却不想睡。那种经历之中含有一种真正的兴奋，仿佛休息是一种浪费，仿佛酒店的房间不是用来睡觉而恰恰是用来不睡觉的。我和敖运涛住在同一间客房。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聊天，第二件事是串门，第三件事是串门聊天。

所以，你即将读到的这篇文字，会带着异乡的味道，会带着浆洗床单的味道。这味道当年我在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时也曾经闻到过，那时我还只是个学生，这味道就如马尔克斯笔下奥雷里亚诺上校初次见到冰块那样新鲜。如今多年过去，冰块的气息已经融化在“多年以后”和“那个遥远的下午”间漫长的潮间带。但它依然可以被唤回——就像唤回那个曾在我体内居住过的少年一样。

这是多么难得的热情。

类似的热情还有很多。在酒店的房间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敖运涛掏出了一个很小很精巧的笔记本。本子上用标准的楷体抄满了他喜欢的诗。不是几句，而是整首整首。我当时受到了深刻的打击：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这让我看起来像个诗歌的假粉丝。虽然我是中文系的学生，而他是学中医的，但他面对文学作品时的态度似乎比我热烈且庄严得多。

今天我又坐在另一家酒店的房间里面。房间宽敞，有两张床。但是我一个人住。不会再有诗歌夏令营的小伙伴坐在另一张床上，然后掏出一个写满诗歌的笔记本给我看。但那个笔记本一直在我心里存着。很惭愧，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攒下这样一个我自己的笔记本。但那些我喜欢的诗作都在我的心里，用工整的楷体字写着。每个字都很清晰。

这是我在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里被上的第一课。在酒店的房间里。

右一本文作者李壮

 体  重 

每次参加文学活动，都免不了要和各种新认识的朋友加微信。我的微信名叫“写诗的猴子壮”。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你是属猴的吗？”

我会说：“不是。我属蛇。”

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你微信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我说：“因为我以前很瘦，有人说我像猴子。”

“你现在也很瘦，但你不像猴子。”

“那你是没有见过我以前在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上跟戴潍娜合影的照片。”

——最后这句话当然是没有说出口的，因为它的信息量太大了，而且往往与当下的场景无关。但这句话是实话。至今我的手机里还存着那张照片。那是当年夏令营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晚上《星星》诗刊的老师们带着我们去自贡的街边喝啤酒吃烧烤。戴潍娜不喝酒，我跑去小卖部给她买了一盒牛奶。回来之后，我们合了一张影。

那张照片里，我因为喝了酒而脸颊绯红，很瘦，表情活泼。而戴潍娜优雅文静，于我刚好构成了反衬。很多年后回头再看这张照片，真的是看一次笑一次：李壮啊李壮，你这个形象啊，不是猴子是什么？

而今我依然很瘦。但瘦与瘦是不一样的。我后来胖过，猴子变成了狒狒。再后来（大约是参加完夏令营八年之后），年龄的增长中我迎面撞上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几乎是一夜之间又暴烈地瘦了回去。瘦了之后觉得挺好（精力更充沛了，也更加上镜了），索性化被动为主动，从此控制饮食、坚持锻炼，至今体重仍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数据上。所以就体重而言，我与当年其实相差不大。只不过，瘦与瘦是不一样的，瘦与胖过了再瘦是不一样的。那些胖起来又瘦掉了的部分，其实正是我们当年分别后各自经历的浓缩：那些纠结，那些彷徨，那些自责，那些得意以及对得意的看破，那些失落以及同失落的和解……那是我们终于丢失了少年气，却又发现它终究还在我们的身体里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这些并非来自诗歌。假如不写诗，我多半也还是要经历这些困顿与挣扎，也还是要在胖与瘦、喜与哀之间反复横跳。然而，确实是诗歌教会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摇摆。或者说，确实是诗歌让我们在这些摇摆中依然有办法说出自我。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写诗真是一件值得的事。

 盐帮菜 

先不说那些太过精神化的话题了。说一点接地气的，比如，吃！

我们那年（2013年）去的是四川自贡。在川菜体系中，自贡盐帮菜可以说是自成一路。来夏令营之前，有朋友听说我要去自贡，兴冲冲地说，哇，你要去吃吃冷吃兔。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道菜。后来在自贡的确吃到了，好吃，也极富地方特色。只不过当时是与大家聚在一起，不好意思撒开了吃，所以每一块都在嘴里嚼很久很久，为的是任何滋味都不浪费——川菜的调味是层次很丰富的，冷吃兔自然也是。

除了冷吃兔，其他美食也不少，诸如回锅肉、毛血旺、辣子鸡……那时候胃口好，加上没怎么见过世面，美食还真真是美的。只不过好吃有好吃的坏处，那就是每顿饭吃得太撑，坐在大巴上摇来晃去就会很难受。恰巧当时大巴上跟我坐在一起的是王冬（后来笔名改叫了王二冬，就是从事物流行业管理工作、为快递小哥写了很多诗的那位），有天他在车上一坐下来就跟我聊电影史上的那些著名禁片，这边聊着那边画面就开始进入我的脑海……天可怜见，在吃得过饱的情况下再去回味那些重口味的电影镜头，这实在是一件很自虐的事情。好在我最终没有直接吐在大巴车上。如果吐了就可惜了，那些食材是多么新鲜，那些味道是多么新鲜。

那个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是多么新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兴奋，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拓展，我们行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每一天都能有知觉意义上的初恋到来。那时我们的舌头涨满了新奇，我们眼前的世界也新奇，胃和生活都还没有被我们用旧。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还没有敞开，而我们又知道它行将敞开。在那个行将敞开的世界里，会有很多很多的冷吃兔，有很多很多遥远的城市和陌生的朋友，有很多很多次新鲜又意外的感受。

那时的我曾以为，此种身体知觉与生活世界的合一本就是“活着”一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它可以维持很久，我们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都可以兴奋而充满活力地看这看那、走来走去，吃到什么都好吃，握住哪只手都开心。

也许这是个误会。但这误会很美丽。

前不久，我的单位旁边新开了一家自贡盐帮菜馆。有次张罗文学会议，我带着外地来的几位专家朋友去吃。他们都说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我说，很多年前我就在自贡吃过正宗的盐帮菜，确实好吃。

“那是真正的好吃。”我在心里补充道。

 筒子楼与厕所 

前几年，有一次开视频形式的文学研讨会，李海鹏也在。我在发言开头的寒暄起兴环节聊到了我与海鹏的初识——就是在那年的诗歌夏令营上。我讲我们当时一起满街找厕所，结果在街边迟迟寻觅不到，还是得了楼下乘凉的当地人指点，在一座老楼的二楼找到了一间住户们共用的厕所。我们并肩站着，一边排水一边聊里尔克。

后面海鹏发言，说我就知道，李壮一定要把找厕所的故事又讲一遍。

又讲一遍？看来我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但我有点记不清，因为我时时想起这一幕——尤其是涉及找洗手间的场合——以至于已经记不清在哪一次真的把这段往事讲出了口。现在我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讲述一遍完整和细致的版本。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走完白天的行程，我们一行人在自贡下面某个县里的餐厅吃饭。餐厅在一方老院子里，看起来并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酒楼饭馆。时值黄昏，院中央有一棵显然上了年纪的乔木，树皮粗糙斑驳，有点像粗壮版的枣树（但肯定不是枣树），大约是黄桷树一类。抬头看去，天空是暗金色的，有乌鸦在树冠上方很急迫地盘旋。而我们也很急迫，因为要找厕所。院子里的厕所大约是坏了，或者便是有人在用，我俩只好走到街上。但县城的街上怎么会有厕所呢？只好向当地人求助，那是一位坐在路边乘凉的老奶奶，她手里拿着一把骨骼分明的老式蒲扇，却并不怎么扇动。老奶奶也不说话，只用蒲扇一指身后。身后是一座显然比我和海鹏年纪更大的老式筒子楼，楼道里亮着黄色的白炽灯泡，灯在闪，灯罩边缘能看到破了的蜘蛛网。我俩愕然。老奶奶又把扇子向上一抬，然后用浓重的川音说了两个字：

“二楼。”

在二楼走道的尽头（途中甚至穿过了一道没上锁的铁拉门）我们找到了厕所。厕所里面的风格与楼道相似：亮着黄色的白炽灯泡，灯在闪，灯罩边缘能看到破了的蜘蛛网。我俩并排站着。微微闭着眼。然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筋搭错了，我竟在这样重要而理应保持沉默的时刻开口了。我居然问海鹏——并且问出的居然是如下问题——“你喜欢哪个大诗人的诗？”

海鹏沉默了两秒，然后说，里尔克。

然后我们居然就这么谈起了里尔克……

老实说，那栋楼有点吓人。所有的窗户都嵌在斑驳的墙皮里面，窗框几乎没有合金或塑钢，基本都是木头的；有的窗户背后有窗帘和灯光，大多数窗户背后只有黑暗。而窗户外面是我们走着的过道，过道外面是几乎没人的街。这画风很像年代剧，甚至年代恐怖片。但我们就这样上了楼又下了楼。我们谈着里尔克，仿佛里尔克正跟我们走在一起，那样突兀又那样自然。我的心里没有任何忐忑或害怕的感觉。回到吃饭的院子，天已经黑透了。饭桌上的喧闹声把我们拉回真实的世界。回过头去，里尔克不在。

根据具体需要，我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这段经历进行过阐释，诸如身体与精神的角度、生活经验独特性与文学表达共通性的角度，等等。但抛开那些阐释的需要，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给我的印象在于，一件事可以如此平常又如此独特，可以如此荒诞又如此浪漫。这是诗和诗的语境才能够给予的东西。

 遇   见 

按理说，“遇见”这个部分该是在开头先写的。遇见，当然是一种发生在最初的事情。没有遇见，哪来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呢？没有遇见，我所讲述的这一切一切的故事和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遇见实际上却又是一种发生在最后的事情。人生中几乎绝大多数的经历都不会在即时的瞬间实现其真正意义。我们在一时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是在很多年后、在回忆之中，才在真正意义上得以经历到。那些短暂的遇见，也只有在很久很久之后，在重新的照亮和阐释中，才真的算是实现了。

就像我方才讲述过的许多细节，也是这些年来，我在经历了更久的写作探索和更复杂的成长之后才真正得以明白、才真正得以与它们“遇见”。

另外还有许多“遇见”，是以没能遇见、也即是“遇见的可能性”的方式存在着的。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问《星星》的老师要来了历届夏令营的营员名单。看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名单显示我是第六届营员，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届中，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甚至太熟悉的名字。但我们从未在这里相遇，我们相遇相识在很多年以后。很多年啊，很多事都不一样了，我和他们各自也不一样了——那最初始的印象角度和相处模式都因此会大为不同。有时我也会想，如果当年在夏令营中就遇见了，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友情，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彼此眼中的对方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我们终究遇见了，但遇见与遇见又毕竟不同。像一句诗与另一句诗是不同的，一句诗里换一个词、换一个标点，甚至诗后所落的时间换一个年份，那呼吸便都是不同的。

只不过，没有那么多“如果”。况且“如果”背后的故事也并不一定真的就更好。更好的“如果”永远都只在诗里。诗是一切可能性都能实现的地方，因为语言是比人更自由的东西，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怀有偶然，我们站在时间和空间的特定点位上，永远都有猜不透料不到的部分，但言说和言说的美本身就是一种必然，并且它知晓一切。

所以继续听吧。在离开夏令营十多年以后，我依然在侧耳倾听。我信那种必然，信它总有一天会把它知晓的东西讲给我听——哪怕是用一种我难以翻译的语言。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4年9月中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