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美国的内外政策依旧深刻影响着海湾地区。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日期的临近，海湾阿拉伯国家（以下简称海湾国家）对选情走势保持着密切关注，试图对大选可能出现的结果做好战略预制。那么，特朗普或是哈里斯入主白宫将会以何种方式对这些海湾国家产生影响？
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相仿，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不同的总统领导下所体现出的实际差异并没有外界所描述的那般夸张。众所周知，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研究分析都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为了吸引眼球或满足受众偏好，常常会使用夸张的修饰来描绘美国政府换届后的外交政策摇摆震荡。事实上，美国政府换届后仍会大体保持一贯的风格和政策，出现重大的180度转折的可能性并不高。
原因很简单，即使新总统与他/她的前任在政治立场、政策主张方面截然相反，作为国家领导人所面对则依然是相同的基本挑战和潜在的政策选择。简而言之，国家机器的运行环境并不会随着领导层、政府或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尽管如此，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和她的共和党对手、前总统特朗普之间存在的一些重大的潜在差异，可能会对美国与海湾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面产生影响。
无论哈里斯还是特朗普，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或者放弃华盛顿方面与这6个海湾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一点，从两人的竞选纲领和公开演讲、电视辩论中都可见一斑。退一步讲，即使候选人在演讲词中出现了严重背离—例如2020年，拜登在民主党初选中用“贱民”一词来形容沙特—一旦他们赢得大选并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美国和海湾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的共同核心利益就会迫使他们摒弃当初这种“不恰当”的政治措辞，并努力修复个人乃至国家间关系。大家都清楚地记得，拜登就职之后的第18个月就前往沙特吉达，与他口中的“贱民”会晤，以维持两国重要的伙伴关系。
当然，个体差异是客观事实。不同的候选人在上台后会展现出一定差异化的政策取向，其中某些政策差异会对海湾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是现任的美国副总统。由于美国赋予“副总统”这一职位的职能和地位非常有限，因此哈里斯在过去数年间的存在感并不高。要想找到和研判哈里斯当选后可能会做出的政策线索，比起特朗普这位前总统会更加棘手。近期，有报道称，如果哈里斯当选，她可能会搁置现任政府对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偏好，转向更具弹性、对海湾国家专制政权更为友好的立场。
军售交易
特朗普投身政界前本身就是一个商人，对于讨价还价达成交易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因此很可能会在对海湾国家的军售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
哈里斯则与之相反。在担任副总统之前，她在参议院任职期间，就出于对也门内战以及2018年沙特记者Jamal Khashoggi被谋杀案的担忧，与其他同僚联名呼吁限制对沙特的武器出口。2021年，拜登政府暂停了对沙特出售进攻性武器，后来由于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恶化，又于2024年8月重启了进攻性武器的出口。
即便也门胡塞武装不断袭扰驶经红海的商船，不时向以色列发起导弹袭击，也没有改变哈里斯等民主党人的普遍看法。他们依旧不认同沙特于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的做法是明智的。
有利于沙特的一点在于，胡塞武装的“活跃”至少向美国证明了，沙特等海湾国家坚称胡塞武装是对地区构成重大威胁的说法是正确的。2024年1月，美国国务院将胡塞武装重新列为全球恐怖组织，反映出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对这一威胁逐步提高了警惕度。有理由相信，无论哪位候选人入主白宫，都不会在下一任政府执政期间，将胡塞武装从这份全球恐怖组织的名单上移除。基于此，哈里斯亦不大会再度收紧对沙特出售进攻性武器的管控。
三角协议
胡塞武装是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中的重要一员。尽管“抵抗轴心”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就已存在，但这一政治军事联盟在近几个月以来表现得更为活跃，并逐步演变为更为直接、更不加掩饰的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支持以色列打压伊朗及其领衔的“抵抗轴心”，特朗普和哈里斯二人对此并无异议，但他们很可能在围绕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和以色列占领等根本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
作为拜登政府中最直言不讳的一员，哈里斯倾向于给予巴勒斯坦平民更多关注，并相对较早地呼吁在加沙停火。此外，她还强烈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并建立巴勒斯坦国。
在这一议题上，特朗普则与之完全背道而驰。2020年，特朗普提议以色列吞并被占领的、包括约旦河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30%的土地。这一提议一旦付诸实施势必会使任何巴勒斯坦实体被一个“大以色列”所团团包围。
在巴以议题上，特朗普团队的相关成员与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社区紧密结盟，这些社区往往支持建立“大以色列”，与以色列右翼关系密切密切且仇视巴勒斯坦人，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极端主义主张，同情定居者运动。他们寻求的是广泛的吞并计划，而不是切实的“两国方案”。因此，面对巴勒斯坦政权和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愿望，很难想象重返白宫的特朗普会比哈里斯表现得更为温和。
同样，特朗普如果回来，其在第二个任期内亦不太可能向以色列施压，这一点很可能会让沙特等海湾国家失望。但存在变数的是，特朗普想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雄心壮志可能会做出一些出乎外界预料的举动。
无论特朗普变或不变，此前拟议中的美国—沙特—以色列三角协议大概率将胎死腹中。一是源于来自沙特的压力，二是源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权日益加剧的仇视情绪，这些都为上述三角协议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更“致命”的一点在于，这个三角协议是拜登提出来的，特朗普极大可能在上台后予以否决，并替换成自己的一套全新方案。如若是哈里斯胜选，的确有可能重新将三角协议送上谈判桌，但她也许会很快发现，要想改变以色列的态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三角协议的设想在政治上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或许唯一能拯救这一设想的人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Jared Kushner。他的回归有可能为美国与以色列、沙特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提供一条不同的路径。Jared Kushner长期以来与沙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利雅得方面已承诺为前者设立的投资基金提供数十亿美元。
如果三角协议没戏，那么特朗普“二进宫”后会促成美国与沙特达成新的共同防御协定吗？可能性依然不大。众所周知，特朗普极度不信任所谓的固定盟友，所以他本人对于与沙特达成一份正式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比意兴阑珊。这里还需要留意的是，一旦美国与沙特达成上述协议，阿联酋势必希望得到华盛顿方面的同等对待，甚至其他海湾国家也想间接受益。这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商人来说，似乎有些尾大不掉，显然算不得一笔划算的买卖。
核能与石油
相比于共同防御协议，特朗普应当会对沙特的核能开发更感兴趣。只要能让美国公司有利可图并有助于降低油价，特朗普一定会全力以赴促成与沙特围绕核能和石油的合作协议。在哈里斯这边，得益于拜登政府推动上述三角协议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展，因此她也可以在就任后将其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双边项目来推进。
在更广义的能源政策框架下上，特朗普大张旗鼓寻求“主导地位”，但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实际上已经悄无声息地大幅扩张了其在全球石油生产中的份额。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可能会选择向OPEC+施压的方式来提高国际原油产量、降低石油价格。特朗普或许会表现得更为激进一些，至少在言语层面一定会如此。哈里斯则会更倾向于强烈反对沙特与俄罗斯在OPEC+机制下的合作，相反特朗普则很少批评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这样的差异意味着，特朗普的上台会留给OPEC+更大的容忍度。
伊核谈判
伊朗一直对与华盛顿重新进行核谈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一点在现总统于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露无疑。如果德黑兰方面和以色列的冲突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哈里斯政府也许会认真探索其可能性。
尽管特朗普对伊朗有着明显的敌意，但他的商人本性和交易野心也会促使他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最大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本人可能会更加分心处理美国经济、就业、财税等内政问题，将包括伊核在内的外交事务更多放手给其团队，而共和党人的反伊情绪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复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实行的、旨在削弱伊朗经济的“极限施压”单边制裁。
对海湾国家有利的是，“抵抗轴心”在过去一年的系列军事行动已使外界充分意识到了代理人问题的严峻性。一旦伊核谈判重启，海湾国家最关切的这些得到伊朗支持的非国家行为体，将作为一个重要议题纳入任何新的谈判中。
模糊地带
对于阿曼、科威特、巴林而言，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胜选，带来的影响都不大。三个国家会继续与美国保持着稳定、友好的双边关系。
在寻求战略多元化以及摆脱对华盛顿的单方依赖层面，阿联酋向来是最具“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据透露，阿联酋总统在前不久访美期间，曾寻求与拜登政府建立“坚如磐石”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但这一请求被美方拒绝。作为补偿，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做出了倾斜，两国达成了诸多合作协议。无需置疑的是，阿联酋会继续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华盛顿的密切联系。但很显然，阿布扎比的决策者们对哈里斯和特朗普这两位候选人都抱持着怀疑态度。
总的来说，以上4个海湾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任何一个候选人都没有太强烈的偏好。卡塔尔则不一样。这个国家时至今日仍对特朗普上一任期支持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对其进行外交和经济封锁的这段历史记忆犹新。随着2021年初卡塔尔与沙特复交，似乎过去那段并不美好的回忆可以烟消云散了。但共和党选区对以色列的亲近很可能衍生出对力挺哈马斯的卡塔尔的敌视，这或许会给多哈方面带来一些问题（编者注：近期会推送一篇关于卡塔尔与土耳其强化合作的短文）。
特朗普如果胜选，很可能会施压要求卡塔尔彻底将哈马斯政治领导层驱逐出境。哈里斯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但她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过度坚持。
特朗普和哈里斯对待海湾国家的最大分歧在于可预测性和对传统伙伴关系的态度上。与拜登一样，哈里斯代表了二战后基于联盟和伙伴关系的美国外交政策战略的延续性，而特朗普则对这种战略怀有独特的敌意。现如今，海湾国家并不会完全依赖于与华盛顿方面的固定条约联盟，因此它们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中遭受的损失比北约成员国等许多其他国家要小。
哈里斯代表的是强调政策延续性和明确性的美国传统方式，所以她可能会为美国的所有长期盟友和合作伙伴带来更大程度的可靠性。而特朗普的施政高度个性化，其政策主张不仅非传统，而且还十分跳跃缺乏延续性，一切均取决于他的政治利益和个人冲动。这样个性化的做法给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带来巨大的不可预测性。一些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最初对高度个性化的特朗普政府充满热情，尤其后者在第一任期内选择沙特作为上台后的首次出访国。但是，“特朗普式”外交的不可预测性也导致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对白宫未能就2019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主要石油设施做出回应而感到震惊。
总而言之，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广泛差异并不意味着海湾国家在二者之间有了明确的“首选项”，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潜在的优势和劣势。但海湾国家依然可以相信，与华盛顿关系的大部分方面都不会受到大选结果的挑战。这六个国家与美国之间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建立的长期伙伴关系会持续下去，因为这完全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
本文于2024年10月刊载于The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网站，原文标题为《For Gulf Countries, There May Be No Clear Preference Between Trump and Harris》，有兴趣可点击文末链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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