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日本人是2001年春天。
当时，我在厦门的一家台资企业上班。
那一天，公司总经理告诉我，来了一个日本客户，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中午吃完饭，总经理让我陪这个客户，到厦门鼓浪屿逛一逛。
我不会说日语，他不会说中文，我们之间只能用简单的英语进行交流。
在路上，我发现，他做了一个让我十分费解的小动作：他的烟抽完之后，总是把过滤嘴摘下，放进牛仔裤的口袋，剩下的一点点烟头，则扔进垃圾桶。
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都扔进垃圾桶，多省事呢？为什么要故意分开？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烟头是烟叶这种植物做的。把它扔进垃圾桶，填埋之后，它会很快降解，变成土壤的一部分。这就是‘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过滤嘴则属于化工制品，填埋到土地之后，只会永远滞留在土壤里，影响土质。日本国内有专门处理过滤嘴的环保机构，我要把它带回日本，不能让它永远留在中国的土壤里，影响中国的土质。”
天哪，人家日本人到中国来，都如此爱惜中国的环境。我们中国人自己呢？
2018年7月，我第一次独自到日本旅行。
晚上九点多到达日本大阪。
天色已黑。我从大阪机场坐高铁到达酒店附近的地铁站。走出车站那一刻，我彻底晕了。
到处是我看不懂的日语招牌，而且日本人大多数无法用英语交流。
我打电话到酒店前台，却根本听不懂前台说的酒店地址，我也无法告诉他们，我的确切位置。
夜色越来越浓，我越来越慌。
然而，整整两个小时，我如无头苍蝇般到处乱转，仍然找不到北。
我想打出租车，可是，又舍不得花钱，因为日本的物价，相对于中国国内而言，实在是太高了。
已经晚上将近十一点了，大阪街头的行人慢慢变少了。
正当我越来越感到茫然无助之时，我突然想起，何不把酒店的订单截图下来，给日本人看。让他们帮我打电话，告诉酒店前台，我所在的确切位置，让酒店派个人过来接我呢？
此时，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日本大叔路过我身边。
他穿着白色衬衫，深色西裤，脚上一双黑色皮鞋。
这是日本职场人士夏季的典型着装。看得出，他刚刚下班，正在赶着回家的路上。
看到我求助，他马上停了下来。他不会英语，但是，看到我大包小包，加上一脸的焦虑，他一下明白了我迷路了，正在向他求助和问路。
他二话不说，接过我是手机，看了截图上面的地址，然而，拿起自己的手机，给酒店前天打了一个电话。
帮我问清了地址，他仍然担心我找不到路，用手比划着示意我，他亲自带我到酒店。
7月的大板，哪怕是夜晚十一点多了，天气仍然炎热如火。
在陪我走向酒店的路上，我似乎能听到这位胖乎乎的日本大叔身上的每一块肉都在微微颤抖，汗水不停地从肉里渗出往下滴。
走了十几分钟之后，晚上十一点办左右，他才把我送到酒店。
我一个劲地用简单的日语给他道谢，并提出与他合影留念。
他对我摇摇手，笑眯眯地拒绝，继续赶路回家。
从酒店走到地铁站大约要将近二十分钟，我不知道他是否错过了末班地铁。
在大板街头，我经常找不到路，往往只能求助街头路边的私家小店。
有时候，我想日本店家问路，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这时，店家会毫不设防地把我请进柜台后面的房间，打开谷歌地图，直接帮我搜出地址。
这还不算，他们会继续帮助我把地图打印出来，并在上面用红笔标出路线，在我要去的目的地上面，画一个大大的红圈。
在大阪那几天 ，我碰到好几位如此善良的店家。
如果实在搜不出地址，自己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竟然会一脸歉意地跟我连声说几个“すみません（对不起）”，仿佛是他们欠我什么似的。
我不敢说，我对日本人的认识，有多么的权威，但是，在有限的个人经历中，我遇到的日本人，大都非常友善。
我的直觉和理性都在不断地提醒我，我们不要活在仇恨之中。我们真的有必要把过去的日本人与现在的日本人做一个区分。
不能因为现在的日本人的爷爷奶奶辈曾经犯下的历史错误，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仇恨现在的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