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培养中扩大责任朋友圈
20年前，CSR（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中国新闻周刊率先在国内创办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活动，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传播和推动CSR理念的时政媒体。11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布《致成长：企业社会责任20年发展报告》。《报告》以调研、访谈、案例等形式，回溯责任成长，解码可持续发展，彰显责任之星。以下为《报告》中的系列访谈。
他创设的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中，有近三分之一来自企业高管或社会责任部门的负责人。“角色转变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道教育对于培养具有人道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有着重要意义。”
王汝鹏与人道公益事业结缘，可回溯到40年前。
20世纪80年代是求知若渴的年代。罗田县许多年轻人渴望自学考大学、拿文凭，却苦于无人辅导。王汝鹏与几位青年朋友发起“自学青年联合会”，组织青年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举办高考自考辅导讲座，义务为上千名自学青年授课。
“这是我最早组织参与的公益活动”，王汝鹏说，“也因此，我由一名中学教师成为了共青团干部。后经团省委推荐，1990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从此步入了公益慈善的大门。”王汝鹏表示，最有成就感的是参与了九十年代著名的希望工程。
2019 年 10 月，王汝鹏参与创办红十字国际学院并担任院长至今。他坚信，在参与全球治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人道公益慈善必成行业、必为专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希望更多年轻人成为人道公益慈善教育专家，以应对数智时代给企业社会责任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红十字国际学院首任院长王汝鹏。图/受访者提供
“企业社会责任觉醒与践行的20年”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年，那一年《公司法》第一次把社会责任写入准则，国资委也出台了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过去20年的成长，您会用哪两个词？为什么？
王汝鹏：“觉醒”和“践行”。2005 年企业社会责任入《公司法》是标志性事件，让企业意识到承担社会责任不再只是道德考量，更有了法律的约束与引导，促使企业思考经营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从企业角度看，过去侧重经济指标，如今逐渐重视对环境、员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从无到有、由模糊至清晰的觉醒。
伴随意识觉醒，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方式日益多元。早期多为简单慈善捐赠，20 年来，实践已涵盖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员工关怀、社区建设等多领域。在公益方面，企业不仅提供资金和物资，更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策划与实施。
中国新闻周刊：责任成长20年来，我们看到企业参与公益活动日益频繁，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发挥优势、避免形式主义与同质化？请结合一个实例来阐述其可持续公益模式，实现公益价值最大化的路径及借鉴意义。
王汝鹏：企业应依据自身业务与专业技能开展公益。比如科技企业可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在线教育资源或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医疗企业可发挥专业知识与医疗资源优势，开展义诊、疾病防治宣传、医疗物资捐赠等活动；大型综合企业可整合产业链力量参与公益。
企业要避免形式主义与同质化，需深入了解社会需求，精准把握痛点，避免盲目跟风。同时，将公益纳入长期战略规划，通过成立企业基金会或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持续投入，并跟踪项目效果，确保公益连贯性与深入性。
以腾讯为例，其构建了良好的可持续公益模式。腾讯搭建网络公益平台，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方资源，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款、项目展示和执行监督平台，为公众提供便捷捐赠渠道和公益项目信息获取途径。公众参与最大化与公益生态构建，是腾讯实现公益价值最大化的关键路径。腾讯利用自身优势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的模式为其他企业树立了典范，公益组织也可借鉴其项目管理和技术应用经验，提升募款能力、项目执行效率和透明度。
“慈善公信力进入修复与重建期”
中国新闻周刊：当下，仍有公益慈善组织因透明度不足和管理问题频频陷入信任危机。20年来，公益慈善的舆论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您认为慈善机构内部和外部分别有哪些原因？
王汝鹏：20 年前，公众对公益慈善关注度低，参与渠道有限。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公益慈善信息迅速传播，激发公众参与热情。
如今，公众对公益慈善关注度非常高，不仅关注结果，更关注运作过程和资金使用情况，对透明度和公信力要求更高。在政策法规指引下，公众态度从单纯质疑转向理性监督与支持，公益慈善舆论环境进入修复与重建信任阶段。
信任危机频发，有内外两方面原因。
于内，一是管理欠规范。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组织运营、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存在不足，内部治理结构有缺陷，决策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二是信息不透明。财务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善款收支情况未向公众详细公开，引发公众对资金使用的怀疑。三是项目信息公开不足。除财务信息外，项目实施过程信息公开不够，公众对项目进展、受益人群标准、实际效果了解少，易引发猜测质疑。
于外，一是监管力度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手段薄弱。二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公众监督渠道不畅、成本高，部分媒体监督缺乏深度、持续性和专业性。三是公众对慈善组织道德期望高，视其为道德楷模，一旦有不符道德标准行为，易引发不满。四是对捐赠效果期望过高，公众希望捐款立竿见影。五是社交媒体普及为不良信息传播提供便利，有人恶意炒作或散布谣言，误导公众，损害慈善组织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新修订的《慈善法》将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并列列明，要求遵循最必要原则。“募捐成本”本次入法的意义是什么？募捐成本与募捐总额之间的比例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在您看来“募捐成本”是否存在最佳比例？为什么？
王汝鹏：传统观念中，慈善常被认为是义务免费的，公众对慈善成本认识不足。“募捐成本” 入法能引导公众树立正确慈善理念，认识到慈善开展需成本支持，从而更理性看待慈善组织运作发展。
“募捐成本”入法后，慈善组织需在相关报告和募捐方案中列明募捐成本，使慈善成本结构更清晰地呈现给公众，利于监督资金使用，避免资源滥用，提升慈善行业公信力。
“募捐成本” 最佳比例是复杂问题，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实践中，应根据慈善组织和募捐活动特点合理确定比例，同时加强监管和信息披露，保证其合理性和透明度。
“在人才培养中扩大责任朋友圈”
中国新闻周刊：2019 年首个红十字国际学院建成，5 年来培养了多少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相关人才？学员构成情况如何？
王汝鹏：学院五年来共培养培训了4000 多名学生和学员。我们研修班的学员中，有约三分之一是来自企业高管或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涉及互联网、医疗、科技等领域。学院课程包括基础课程、进阶课程和前沿课程。授课之余，还举办学员论坛，促进企业、慈善组织和媒体间的交流互动。学院在此充当平台，学员通过学院平台，对接资源，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扩大企业责任朋友圈。
中国新闻周刊：数智时代的到来对人道公益慈善教育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该如何创新和改革人道公益人才培养模式？
王汝鹏：一方面，数字技术极大拓展了人道公益慈善教育的渠道和方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可突破时空限制，将人道公益慈善知识和理念广泛传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精准分析和决策支持，能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受众需求和兴趣，定制个性化教育内容和活动，提升教学效果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数智时代也带来挑战。信息过载、信息茧房和虚假信息泛滥，可能导致人们对人道公益慈善事业产生怀疑、困惑甚至偏见。数字鸿沟可能使部分人群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教育资源。
人道公益领域涉及灾害救援、医疗卫生、教育扶贫、环境保护等多方面，要求人才具备跨学科知识和技能，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爱心和奉献精神。
为应对挑战，需推进人道公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法，善用数字技术拓宽教学渠道，提高教学效率。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教师，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人道公益慈善行业已发展成可容纳上千万人就业的职场。您如何看待行业前景？
王汝鹏：人道公益慈善行业前景潜力巨大、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一方面原因是社会需求在持续增长。教育医疗资源不足、老龄化问题频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人道公益慈善组织在应急救援、人道救助方面作用重大，能迅速动员社会力量。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也日益重视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与引进。
另外，国家不断完善人道慈善事业法律法规，如 “慈善法” 等，为行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我国慈善捐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为行业发展筑牢了资金基础。
从更广阔视角看，中国人道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救援和慈善项目，为解决全球社会问题贡献力量，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人道慈善领域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国际联合会（IFRC）数万名专职人道工作者中，来自中国的职员比例非常低，可谓是凤毛麟角。个中原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经验积累、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在红十字国际组织中的融入。未来我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红十字国际学院也将为此而努力。
运营编辑：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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