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观众会感到遗憾，在银幕上没看到里斯本丸的全貌，只拍到了有点模糊的船体。这几个镜头，是方励和国家文物局合作拍摄的。舟山水域能见度很差，此外还有管辖权的问题，根本不允许进去拍摄，国家文物局都不能进去。“还有件更可怕的事，几十年下来，里斯本丸船身挂满渔网，人都不敢靠近。光渔网就拉了十几天，拉了好几吨上来。各种覆盖物，什么都看不见。”目前只有水下摄影师吴立新摸过里斯本丸，他是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的志愿者。由于水很急，吴立新冒了很大风险。
让方励无法释怀的是，这段历史在1943年被日本政府否认。在他看来，最好的方式是日本人给英军的后人道歉，但现实是，虽然有黑泽教授和船长经田茂的子女这样的日本人在片中勇敢出镜，方励更多却是吃闭门羹。“有两三个日本的研究机构想去拜访，但对方表示不接待。”
“不会。你知道的信息越多，挖掘历史的欲望越强。”
2017年，关于是否要打捞里斯本丸，方励在英国做过一次民调。《泰晤士报》为此刊登了一篇《日本战俘谴责打捞里斯本丸的提议》。在纪录片中出镜的两位幸存者之一，丹尼斯·莫利认为，“那是个战争坟墓，应该保持原样。”身为《里斯本丸沉没》军事顾问的费恩祺少校（Brian Finch，米德尔塞克斯军团退役军人）持相同态度。方励说，民调中赞成骸骨回家的人只占一半。“英国军队的传统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追求骸骨回家，英军的传统是在哪儿牺牲就在哪儿安息，算是战场坟墓。”
这就是他的秘诀。不是用一种新闻调查的方式去提问，他甚至没准备台本。“从来没有一条台本。我就是走入别人的家庭，走入别人的生活，然后和人交流。就像交朋友，当别人觉得你是真诚的，然后也知道你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就很容易和你配合。”
里斯本丸被鱼雷击中的确切时间，是1942年10月1日早上7点。直到次日早上9点，它才在一阵剧烈的倾斜之后完全沉没。这正是让方励心痛的地方：船被击中后26个小时不沉，如果有人道救援，战俘生还的希望很大，而日军的做法是，将所有舱口用帆布和木条封死。“你们完全有能力把他们运到岛上去。离岛只有2海里，搞一个通宵，往返十次就运完了，也许用不了十次。”他有点激动，仿佛身后不是故事板，而是置身于历史现场。
据日本军方统计，船上的英军战俘共有1816人，历史学家托尼·班纳姆（Tony Banham）最初认为是1834人。去年成片前，方励才正式确认，日本的数据是准确的。“真实情况是，战俘在登船时，有人在发烧，其时白喉马上要暴发。由于担心传染病蔓延，从深水埗上船前，做过一次检疫，所有发烧的人都会剔除。”有出入的18人就在“剔除”之列。
关于参与营救战俘的中国渔民究竟有多少人，方励和团队也颇费周折。渔民数字在方励接手后，能查到的只有198人，这个名单来自1947年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定海县政府。方励最后之所以用了255这个数字，是把没有下海的妇孺也算在内。“这些大娘和孩子，送饭的，送衣服的——所谓救援，不只有海上救人，岸上也是救援。”他说。这些漏报的人中，就包括在纪录片中出现的渔民林阿根。参与救援那年，他只有15岁。有了结论后，方励于2023年11月特地通报给浙江档案馆。
寻找里斯本丸的勘测工作始于2016年，同年10月确认了沉船残骸的坐标是「30°13'44.42"N 122°45'31.14"E」。船找到了，方励没想到要拍电影，“当时只是想记录这个过程”。
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来说，研究的过程，是更多死亡细节不断浮现的过程：关押英国皇家炮兵团战俘的底舱，通往甲板的梯子坏了，船沉的一刻，有幸存者听见战俘在唱《漫漫长路到蒂珀雷里》（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里斯本丸战俘的死亡率高达46%，仅以皇家苏格兰军团战俘为例，其死亡人数为183人，远多于香港保卫战中战死的107人。正如方励所说，这些战俘不是在战争中牺牲的，他们被囚禁在底舱，是被虐杀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刻，会让人觉得《里斯本丸沉没》是部恐怖片。
日本军方为何将战俘钉死在底舱？日本军事史学会会长黑泽教授和方励有个共识——日本陆军恼羞成怒。方励认为，全世界很多战争的爆发都是非理性的，带着情绪的宣泄，或者报复欲无法控制。“不然怎么会爆发战争？理性地去思考，谈判就好了，为什么要打仗？”他反问。
方励很在意今天的日本人如何看待里斯本丸沉没，这也是他采访这位研究战争的学术权威的目的：从研究者的角度怎样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并且告诉全球的观众。黑泽教授的配合与认知让他感到欣慰。
“我们在2018年和2019年做群访，英国媒体对我们很关注，《星期天泰晤士报》采访过我三次。现在首映邀请他们都不来。”
影片上映后，英文媒体对它的报道十分鲜见，迄今只有英国《独立报》等少数几家：《里斯本丸沉没》是在这份报纸的广告版面出现的，作者来自《中国日报》。目前，还没有西方电影节接受这部电影。
票房仍然不是方励最在意的，他惟一的担心是院线不排片，老百姓想看却看不到。事件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渔民是见证人。如果说里斯本丸是物证，那么三位90多岁高龄的亲历者，住在英国的丹尼斯·莫利、住在加拿大的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营救战俘的东极岛渔民林阿根就是人证。物证和人证俱在，这段历史就清晰了。
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你发现
Twitter｜Caixin Global
LinkedIn｜Caixin Global
Facebook｜Caixin Media
点击“阅读原文”，去主站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