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的记忆中，这样一幕必定让他终生难忘——1957年，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仪式，荣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奖。
由于杨振宁一直在美国进行科研，此后很长时间里，许多国人纷纷争论杨振宁获奖时的身份，是美籍华人还是中国人？
直到 1995年6月9日 ，杨振宁在华中理工大学露天电影场演讲时，首次申明：1957年他获诺贝尔物理奖时，并未加入美国国籍，他是持中国护照，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在那里，他用流利的国语发表了演说：“我虽然献身于现代科学，我对于我所承受的中国传统和背景，引以为自豪。”
1995年6 月9日上午，杨振宁先到华中理工参观了图书馆和细胞信史实验室，登临南一楼俯瞰了校园，他对该校4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和科研上的累累硕果深表赞赏。杨振宁是与爱国人士、香港著名企业家刘永龄先生一行来到华工，在此颁发湖北省首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当时在露天电影场从杨振宁手中接过获奖证书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李玲玲的高中女生，没有人会知道，日后李玲玲以华工学生的身份成为中国在校大学生创业第一人。
晚上，该校在露天电影场举行盛大的授聘仪式。当时全场黑压压的全是人，水泥板凳上坐满了师生，连过道上也挤满了热情的学生。校长杨叔子院士向同学们一一介绍了来宾后，便向两位贵宾颁发了聘书，聘杨振宁博士为校名誉教授，聘刘永龄先生为校名誉顾问。擅长古典诗词的杨校长还赋诗两首，当场激情朗读了自己的诗作，赠送给两位贵宾。
接着， 杨振宁博士开始了他激动人心的演讲，当晚，他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此时，七十二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神态儒雅，思维清晰敏锐，语言准确流畅。与杨叔子校长无比激情的风格不同， 杨振宁教授显得平静深邃。
杨振宁给在场的学生谈起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以及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泰勒等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杨振宁依据自己所经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法，特别比较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与西方治学方法的区别，自己在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的融合中获得的收益。
“1938年到1944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学校采取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哲学影响的一种传统教育体制。学生首先要在脑子里分清什么是懂的，什么是不懂的，懂的就是你要钻研的，不懂的就是你要舍弃的。”
接着， 杨振宁博士又谈到另一种学习方法：“1945年，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到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老师要你注意的不是最高原则，而是一些新的现象，抓住这些现象进行探索、研究、归纳、总结。这种归纳法使人常走弯路，误入歧途，但容易掌握新的研究方法，我的老师泰勒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大约要诞生10个新的想法，但其中却有9.5个是错误的，可他并不害怕，而是面临困难，探索困难。一个人如果每天有一个正确的新想法也就不得了了。”
针对青年学生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好高鹜远的现象。杨振宁博士提醒道：我的学生常常问我，我们马上就要读博士后了，我们该做什么题目，大题目还是小题目。我告诉他们，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做，但应该常做小题目。” 杨振宁 博士幽默地说：“光做大题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得精神病的可能性却很大。”
日后，杨叔子院士谈起杨振宁华工之行时说到：杨振宁先生到我们学校来，在电影场作报告，你们坐了三个小时，我坐了两个小时。杨振宁先生后来跟我讲：“我非常感动。1945年我到美国后，包括到大陆来，还没有开过这么大的会议，而今天开了1万多人的会议，规模如此之大，秩序如此之好，热情如此之高，我从来没见过。”
更让全校师生振奋的是， 杨振宁博士走的那天给学校题词：“很高兴看到华中理工大学欣欣向荣。我深信在30年内，华中理工大学一定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曾经过武汉，再经广州、香港、海防，绕道到昆明，那个时候我15岁，念高中二年级。当时的武汉是满目疮痍，因为日本人已经打过南京，所以沿江有很多逃难的老百姓，还有许多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人，所以当时武汉街面上非常之混乱。
今天晚上，见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场面，我有很多的感触。今天晚上来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我想不只是因为我在学术上有些成就，刘永龄先生在企业界有成就，我想，我们两个人怀有对于祖国的殷切希望，恐怕也是大家愿意来听我们讲话的原因。
1938年2月，我们家到了昆明，我在当年秋天进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念了4年大学、两年硕士学位。这6年时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曾多次地回想过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的精神和认真的精神的好处。
1945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我之所以选芝加哥大学最主要的是因为费米教授在那里执教。费米教授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又会动手，又会做理论研究的大物理学家，他在两方面都有第一流的贡献。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删节）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我常常回想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训练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训练。在我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训练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是不同的影响。
怎么讲法呢？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给我的物理学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取名叫演绎法。什么叫演绎法呢？就是从大的原则开始，从已经了解了的、最抽象的、最高深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下来。因为有这个原则，所以会推演出结果。比如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推演的方法，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可以学习前人已经得到的一些经验，一步一步把最后跟实验有关系的结果推演出来，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很快就发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方法跟昆明的完全不一样。费米和泰勒他们的注意点不是最高的原则，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最高原则。这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他们不会忘记。可是这些不是他们眼中注意的东西。他们眼光中随时注意的东西常常是当时一些新的现象，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抓住这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抽出其的精神，可以用过去的基本的最深的原则来验证。我把这取名叫做归纳法。
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因为你是在探索，所以你走的方向往往是错误的。比如说，泰勒教授（卷毛教授注：杨振宁先生于上文删节处提到此人，为“氢弹之父”）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早上到学校里来，走到走廊上立刻抓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说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于是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过了一个钟头，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就讲另外一套理论。所以我说，泰勒教授一天大概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就会不得了，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办法跟我在昆明学的，跟从前我在北京小学、中学里学的是相反的。怎么说相反呢？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下，这个办法还是很普遍的)，你要在你的脑子里分清什么东西是你懂的，什么东西是你所不懂的，不懂的东西不要去沾它，你要沾的东西是懂的；然后来了一个老师，拉着你的手，走到一个你还不懂的领域里，一直到你完全懂了为止。这是中国从前的传统的教育哲学，也是今天儒家传统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的教育传统。对这个传统，大家知道有名的一句话，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办法有没有好处呢？有很大的好处。我之所以在昆明有很好的底子，原因就是受了这个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它可以使你少走弯路，使你一步一步地，完完整整地把一门学科又一门学科学好。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惊讶，美国的学习方法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讲泰勒教授常常有很多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错的，而他不怕把他错误的想法讲出来。他跟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指出他的想法有什么缺点，他很快就会接受；然后通过跟你的讨论，这些想法就会更深入一层。换句话说，他对于他不完全懂的东西不是采取害怕的态度，而是面临它、探索它。这个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删节）
1957年，杨振宁在诺奖颁奖现场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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