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勇
文学博士后，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自古以来，与中国文学创作的繁盛相呼应的，是绵延不绝的选本编纂传统。从孔子删《诗》这个意义上来讲，删定的《诗经》即为选本，足以垂范后世。选本促成文学传播的展开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历程，这对于当代的文学选本来说仍然适用。新文学诞生后不久，中国的新文学选本也随之问世。在功能、体例、特点等方面，新文学选本与古代文学选本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也发展出新的类型、产生新的特质。文学年选是进入现代才出现的选本类型，其突出特点是对文学发展的逐年把握与同一时间段不同文学地理空间的审视，从而实现文学编年史的建构，而新诗年选又是文学年选中最早出现的分支，百年年选展现的是中国新诗百年来的变化与发展。
新诗年选的诞生及其背景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八首白话诗，展示了中国新诗与新文学的创作实绩。1920年1月，第一部新诗选本问世了，这就是新诗社编辑部编的《新诗集（第一编）》。此后随着新诗创作进入初步的繁盛期，大量诗作问世，诗集也陆续出版，新诗选本编选的条件更为成熟。1922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北社编选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年度诗选，也是中国现代第一部文学年选。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以其选诗严谨、点评精当而在当时就得到朱自清、阿英等人的赞赏，深受读者欢迎，到1929年4月已出至第五版。当代学者对这部选本也十分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主要是围绕其编选、点评和诗歌史意识而展开，而关于这部选本本身作为“年选”的特点与意义还缺少探讨。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编者“北社同人”在该书《弁言》开篇即说：“北社是个读书团体，是个鉴赏文艺的团体，毫无取乎发泄。我们广集新诗固不无采风之意，而为受用实占一半。赏鉴之余，随其所好而为批评，也是很寻常的。”他们并没有解释这本年选创意的来源，但以年为单位，显然是年鉴的思路，同时《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一文又具有年鉴“年度大事记”的意味。
由此来看，《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作为年度诗选的出现并非偶然，应该与当时年选出版的时代背景有关，而早期的年选与年鉴又往往是混同的，年选应当是从年鉴发展而来。一般认为，年鉴源于古代的历书，16世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年鉴于19世纪由欧洲传入中国。1867年创办于美国的《世界年鉴》，1868年创办于英国的《惠特克年鉴》都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古代就有编年体史书《春秋》，方志编纂也十分兴盛，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传统。“年鉴”一词，作为文献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1909年奉天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年鉴”为名、具有现代意义的年鉴。到20世纪初，文艺年鉴/年选逐步规范化，同时对中国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但是，作为一部中国新文学年选，它并不是对西方同类著作的机械照搬，而是进行了具有本土化意味的开创：
一是“选”的理念。《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打破了《新诗集（第一编）》等早期选本“写实”“写景”“写意”“写情”的四分法，代之“以‘诗人’为中心的编选体例”，实际将“抒情”作为诗歌的内在特质，于是“有关‘诗’的构想随之转换，从对‘更多经验’的向往到‘纯任抒情’，‘新诗’形象便在现代‘诗’观念中得到了某种‘纯化’”。
二是评语。这部选本得到后来研究者的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它是将中国古代评点方式与现代文学观念相结合的典范。姜涛在《“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中对这些评语进行了分类：第一类是“随意写下的阅读感受，或是印象式的风格把握，或是对诗的主题、背景作简要评述，在评价上没有鲜明的倾向性，目的都在为读者提供‘阅读’的门径”；第二类是“侧重于‘新诗’特殊品质的解说，推重具体、清新等新的美学可能”；第三类是“在与古典诗歌或外来资源的比较中，寻求‘新诗’的价值定位”。评语以中国古典传统为参照，是要“帮助读者辨识新诗的价值”，同时借用传统以维护“新诗历史合法性”。
三是建构出一部早期新诗史。早期新诗选本中胡适的诗作入选最多，《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也不例外，但它更是明确地以胡适串起一部中国新诗史：1.评语中的诗歌史意识，将胡适定为中国新诗的首倡者；2.《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对新诗历史与发展的追溯，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以远古歌谣作为白话诗的源头，延伸到1916年最早作白话诗的胡适，再到1917年沈尹默《月夜》成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诗的美德”，最后是1919年周作人的《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另一条线索是新诗的传播，从《新青年》首发新诗，到《新潮》《每周评论》，再到五四运动后新诗“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可见年选选择1919年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把它视为新诗创立的标志。
年度选本编纂的四次热潮
1933年8月10日，《中国文艺年鉴（第一回）》由现代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年鉴，也是第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年选。但由于编者作为“现代派”，对自身大加吹捧而贬低他者，因而招致左翼阵营的猛烈抨击。鲁迅对此予以辛辣的嘲讽：“那篇《鸟瞰》把与现代书局出版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写文章来吹捧自己。”
茅盾也发文批评，在他看来，该年鉴称1932年的中国文坛“衰落”是“根本错误的”，以《现代》杂志创刊为“文坛恢复”的纪元也是毫无道理的，对文艺的性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失当，资料搜集与整理粗疏不全。中国诗歌会的蒲风则将批评的火力集中于诗歌部分。《鸟瞰》把诗坛分成了三派：象征诗派、新月诗派和新兴阶级诗派，给予的评价也依次递减，在象征诗派中最看重戴望舒，认为施蛰存以“意象抒情诗”而独具特色。可见编者是以戴望舒与施蛰存为1932年度诗坛的代表的。但在蒲风看来，编者无视革命诗歌的蓬勃发展，现代派的趣味太过浓厚，年鉴中大部分都是自己圈子里的诗人，如戴望舒五篇、施蛰存三篇、李金发两篇，“简直可以说是现代书局的现代月刊的诗选了”。以郭沫若为罗曼诗人的代表，年鉴选了一首《牧歌》，但是“较有时代意识的一篇都不中选”。在蒲风看来，年鉴中所选诗作境界狭小、意象陈旧、脱离时代，形式上的追求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新兴诗人的作品也未曾选入，这都是对大众的欺骗。现代书局版的《中国文艺年鉴》只出了一本，此后北新书局出版了杨晋豪所编的1934、1935、1936年度《中国文艺年鉴》。杨晋豪显然注意到先前年鉴的问题，极为关注文学与时代、现实的联系。他对年度文学主潮的把握和概括是十分精准的，如《1934年中国文艺年鉴》注意到“战争小说的常有发表”“幽默闲适的风行一时”“小品文字的极度兴盛”；《1935年中国文艺年鉴》则指出“生活传记的蓬勃一时”“报告文学的滋生”“反帝情绪的高涨”等；《1936年度中国文艺年鉴》则有“新现实主义的倾向”“国防主题的把握”“戏剧的高潮”“诗歌的特盛”等。选录的诗人有卞之琳、李金发、林徽因、臧克家、戴望舒、路易士、金克木、蒲风、亚丁、田间、姚蓬子等，兼容并包。总体上看，1930年代的这几部文艺年鉴，既参与当时的文艺论争，同时也是当时文艺论争的产物。“七七事变”爆发后，文学年鉴被迫终止，但文学年选却仍有出版，如谊社编选的《第一年》《第二年》，展示了1938年、1939年涌现的抗战题材作品。此后文学年选也陷于停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年选重新启动，最突出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发起并于1956—1959年出版的四部选本：《诗选》(1953.9—1955.12)、《诗选》（1956）、《诗选》（1957）和《诗选》（1958）。这四部年选都是当时出版的年选丛书中的一种，展现了新中国文艺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陈宗俊在《“十七年”诗歌队伍的分化与重组》中认为，四部年选体现出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解放区诗人更受重视和肯定；二是青年诗人、工农兵诗人成为主力；三是少数民族诗人被纳入；四是“五四”诗人的消隐；五是一批“超级作者”的存在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这些方面，其实在四部诗选的序言中也得到了揭示。四篇序言的作者分别是袁水拍、臧克家（1956、1957年选本序言）、徐迟。袁水拍强调“典型形象”的创造，而要创造这样的形象，诗人就必须使自己高尚起来，“诗人只能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这是当时文艺界面临的首要任务。臧克家从他维护的“五四”精神出发，注意到“诗的意境不完美”的突出问题，提出郭沫若正是“抓住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写出了那些辉煌的诗篇”。徐迟在民歌运动的背景下展开，宣称“新诗的发展，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这便是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方针”。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洗礼与重组，诗坛的秩序已基本上确立。
新时期以来年度诗选再度恢复，首先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1980年新诗年编》（1981年出版），其次是《诗刊》社1982年编选的《1979—1980诗选》。此外还有吕进、毛翰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始于199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自1985年编选的年度《全国诗歌报刊集萃》等。《1981年诗选》的编选者对年度诗选的功能与特点也有自觉的认识：“它应是新诗史中的一个横断面，尽可能反映出新诗创作在这一年的概貌，有一定的史料性；同时力求成为可资作者借鉴和足堪读者欣赏的一个较好的读本。”年度选本由此需要确立这样的编选标准：外部标准是“1.尽可能反映出这一年内我们社会生活的重大方面，如农村新貌、城市改革等；2.尽可能反映出新诗创作在这一年的实际成就和普遍趋势，如各种形式、体裁、风格等量的统计；3.尽可能反映出有别于往年的特点，如新人和‘新作’”；内部标准则是“好诗”。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度编选由于文学被边缘化、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等原因而被中断。
新世纪年选与中国诗歌的跨世纪发展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断的诗歌年选又一次得到接续，并在新世纪之初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态势。1999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新诗年选，即“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中的《1997年中国诗歌精选》。此后各类年选也纷纷出现，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太阳鸟文学年选”、漓江出版社的“漓江年选”、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花城年选”、《星星》诗刊社编选的“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散文诗精选”等，一时蔚为大观。
世纪之交的文学年选，看上去是以往年度选本浪潮的回归，但里面其实有不少的差异。一个重要差别体现在前者更讲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在运作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漓江诗歌年选一开始就是漓江出版社与《诗刊》社“合作出版”的，“合作”一词意味着以往的编选格局与方式被打破，出版方、编选方是双向选择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携手合作，致力于图书品牌的打造。
与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化一样，新世纪的诗歌年选也是气象万千、多元呈现，但从纵向的时间轴看，各家年度选本关注的问题是比较接近的：
1997—2000年度选本：世纪末诗歌的多元化格局；
2001年度选本：新世纪诗歌展望；70后开始崛起；网络开始对诗歌生态产生影响；
2002—2003年度选本：新诗仍在平稳发展；公开刊物与民刊出现合流，网络平台进一步兴盛；港台诗歌受到关注；对叙事泛滥的警觉；
2004—2007年度选本：新诗出现回暖、升温；网络诗歌迅猛发展；80后、女性诗歌、文化地理、底层写作成为热门话题；
2008年度选本：地震诗潮与写作伦理的讨论；90后崭露头角；
2009年度选本：网络诗歌影响扩大，公开刊物、民刊、网络的界限打破；
2010年度选本：新世纪诗歌十年总结；
2011—2014年度选本：诗歌向抒情回归；00后受到关注；
2015年度选本：余秀华事件，诗歌事件再度成为公共话题；
2016—2018年度选本：新诗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2019—2020年度选本：新世纪诗歌二十年总结。
虽然年选具有编年史建构的特点，但各选本在同一年关注的话题未必全然相同，即使是同一问题，各选本的观点与立场也会有所区别。下面以几个话题为例进行分析：
（一）新诗年度总结。例如2001年是新世纪的开局之年，《2002—2003中国诗歌年选》的编者王光明认为，期待新世纪新一年到来时就遇到全新的诗歌是不现实的，新世纪初的诗歌，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探索的延续：仍然在城市化、世俗化的语境中走向边缘化；仍然是一种转型的、反省的、过渡性的写作，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仍然具有疏离‘重大题材’与公共主题的倾向，以个人意识、感受力的解放和趣味的丰富性见长，而不以思想的广阔、境界的深远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有好诗人、好作品却缺乏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年头”，但这也许是诗歌在自身应有的位置上展现真实自我的机缘。
不少新诗年选还有序言或后记，这样的文章形式灵活、风格多样，或是年度综述，或是专题研讨，还有理论批评阐述、作品举例细读等，正如梁平在主编《中国2013年度诗歌精选》时所指出的，“年度梳理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年度创作中发现它的‘意外’和‘新鲜’”，刺激和挑战诗人的惯性写作，从而警醒诗人 。该文指出，60后、70后诗人仍是诗歌现场主力，城市书写的兴起、诗坛的活跃、批评的介入等，都是对中国新诗年度状况的总结，宏观而精准。
（二）新诗百年回顾。选本在对年度状况进行微观探察时，也注重宏观把握，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一方面，各家对新诗百年的时间点存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年度选本是对当年度诗歌的梳理，即使是“百年”，对于年度诗选来说也只是一个年度、一个时间点而已，而新诗百年却是对新诗史的总体性回顾，所以要开掘这个交汇点的意义并不容易。
事实确实如此。张清华是以胡适写作《蝴蝶》的1916年算起，他在2015年度的诗歌中能发现佳作，但他也感到“从一百年的尺度看，写得好的诗歌就不能以这样的一种常态尺度来衡量。我们所能够着眼的，便应该是那些更具有体积、硬度以及陌生感和实验性的文本，而这恰恰是一本年选诗集所难以体现的”。
当然，百年新诗的时间节点是可以与年度编选结合起来的。《2017中国新诗年鉴》专门把第一卷设为“向百年新诗致敬”专辑。漓江诗歌年选在1999年进入第二十个年头，特意将选本二十年融入新诗百年：这个选本“所涉及的这二十年，是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第三次高潮。漓江年选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年度选本的意义。
（三）新世纪诗歌十年、二十年总结。陈思和用“先锋”与“常态”概括新文学的发展状态。他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处于“常态”，至2010年仍然如此，但文学此时“真正完成了文学与生活的新关系，那就是在边缘立场上进行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这样一个总体判断同样适用于新诗，燎原就是用“常规化”来概括这个诗歌时代。不少选家也是如此看待新世纪十年的新诗。韩作荣在2009年选用“被遮蔽的写作”来概括当时的诗界状态；宗仁发认为十年来的诗歌“越来越呈现出多面性、双重性和矛盾性的特征”，同时长诗的创作显示出值得注意的特色。
到2020年，对二十年来的新世纪诗歌又需要有一个回望与总结。《文学报》特邀评论家何言宏主持“文化工作坊”栏目，张清华做了题为《“新世纪诗歌二十年”的几个关键词》的主题报告。他提出新诗的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五四”的“诗体大解放”；第二次是“新时期”的“朦胧诗”时代；第三次解放“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时代的显形”。张清华概括了这二十年新诗的特点：1.“极端写作”的彰显和先锋写作的终结；2.“文学地理的细化”；3.“写作的碎片化、材料化或者未完成性”。可以看出，“第三次解放”的说法为新世纪诗歌作了定位，值得重视。
此外，年选活动日益丰富与多元化，纸质出版之外，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App等构成的电子网络空间更是成为诗歌编选的重要平台。诗歌选本也不再限于单一的纸本印刷物，而是融纸本、音频、视频、图像等于一体的立体文化产品。诗歌编选形式更为多样，除了传统的读诗选诗，还与朗诵会（诗会）、评奖颁奖、发布会、诗歌节等诸种活动打包，成为一场文化盛宴。如《星星》诗刊社举办“星星年度诗歌奖”“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星星年度诗歌精选”，漓江出版社举办“年选系列”图书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设立“漓江年选文学奖”等，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活动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新诗的创作与传播，也起到了优中选优、促成经典化的重要作用，年度选本也被打造成为知名的文化品牌。
因此，作为有着较长历史、在20世纪末又重新兴起的年度诗选，其本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缩影，有重要的意义，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但是它们对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以编年史的形式展现了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需要加以充分关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选本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285）阶段性成果。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