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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是第44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今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粮安天下，共建更好生活，共创美好未来。”
转基因技术及其支持者和推动者一直把它包装成保障粮食安全的最佳方案。然而，由美国环境史学者编著的讲述孟山都历史的新书《种子帝国》就用详实的事实和数据，有力地揭穿了孟山都的转基因神话。
围绕这本著作，几位中国学者和实践者也开展了讨论：普通人该如何去理解转基因技术？这些关涉食物和农业的科技又怎样塑造了我们的饮食体系？什么样的技术才能真正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可以做什么？
●本文根据8月9日腾讯新闻科学频道《餐桌上的物种》直播整理而成，可扫码观看直播回放。
转基因技术的复杂性被忽略了
天乐（食通社创始编辑，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召集人）：早在2005年，孟山都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种子销售商。它们的转基因种子被销售到了越南、巴西、印度等多个国家。关于孟山都的转基因作物，我在这里想引用《种子帝国》这本书里的两个结论。
第一，它没有减少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这是因为他们的转基因产品投放市场以后，很快就出现了抗药性的杂草和昆虫。以占领90%以上市场的转基因大豆为例，除草剂的使用，无论是单位面积还是使用总量，都只在转基因作物出现后下降了几年，然后又开始快速上升，远远超出了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出现前的使用量。而配套的草甘膦使用量几乎一路上升。
●大豆除草剂使用量趋势, 1992—2016 年: 每英亩草甘膦磅数和每英亩其他除草剂磅数比较 (上图）; 草甘膦磅数与所有其他除草剂磅数比较 (下图)。数据汇编自阿肯色州、 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纳州、 艾奥瓦州、 明尼苏达州、 密苏里州、 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数据来源: 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农药综合项目, 1992—2017 年主要作物农业杀虫剂年估算量。图源：《种子帝国》
天乐：第二，它也没有实现增产。一来转基因技术本身就不是为了增产的，二来很多科学家通过对比大量使用转基因品种的美国与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的欧洲的产量数据，结果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里产量的增长曲线几乎没有偏差，也就是说孟山都的转基因品种并没有增产的优势。
管奇（种子系统研究者，农民种子网络东部办公室负责人）：孟山都在推广自己的转基因种子的时候，会强调产量，这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我觉得其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的性质，实际上是被忽略了的。在做生物育种的过程中，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很复杂的。无论是转基因还是基因编辑的作物研发，都是一个特别复杂和不可控的过程，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做选择，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失败的结果也会很多，虽然它不会呈现在大众面前。
理解转基因议题的复杂性，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那边，过去近15年一直在流行一个开放授粉的玉米品种。后来有研究人员去检测，发现这个品种里面实际上导入了一个含转基因的片段，它来自一个享有专利权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应该是有掌握了育种技术的农民，把这个转基因品种和原来就有的开放授粉品种做了杂交，杂交后的结果是，这个品种一来可以自己留种，二来也有了抗除草剂的功能。因此这个杂交后的新品种慢慢就在当地流行起来了，没有农技推广，就是在农民之间传播开来了，有点农民互助的意思。因为这个品种既可以减少农民的劳动投入，又不需要花钱去购买种子。
这个案例比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同时挑战了转基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转基因的人会责怪政府监管不力，转基因品种的专利权受到了损害，但实际上因为找不到这个杂交品种的源头，所以又无法惩处任何一个人。对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来说，他也面临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种子，究竟又该由谁去满足他们切实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公共育种是不是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在另外一场讨论中，管奇老师解释了为什么农民无法从目前的商业育种中获益。
普通大众还会是
未来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吗？
天乐：从书里来看，孟山都对于他们认为“侵犯”了他们专利权的农民，下手是非常狠的。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老百姓一直都是科技进步的受益者，我们也确实可以找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也开始感受到技术与普通人之间呈现出冲突的一面，比如算法对于外卖员、萝卜快跑对于出租车司机，又或者在食物领域，大家都在抱怨东西越来越不好吃了，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技术进步的结果，因为它越来越强调的是效率，而不是追求食物的口味和品质。现在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了，我们怎么看待新技术带来冲突性的那一面？
许准（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对于科学技术的效用，的确不能一概而论。只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它才会变成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改善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但在另外一些社会条件下，它也可能变成我们的敌人。所以，问题还是要分析相应的经济社会关系。
举个例子，在上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同意推行绿色革命，引进高产作物品种，希望借助科技手段来实现增产。当时很多人都对绿色革命抱有很大的期望，包括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等等。但事实证明情况完全相反。这些高产作物品种比当地传统品种要贵，而且种植这些高产品种还需要大量的水和灌溉条件。可是印度农村的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差，事实上这些高产品种不仅没有帮助到那些原本就贫苦的农民，反而加剧了部分地方的贫困。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要一般性的、抽象性地去支持或反对科学技术，而是要具体分析这个技术在当下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以孟山都为例，我们在书中能发现很多技术的问题，甚至没有发生在科学的层面上。不管是除草剂还是杀虫剂，他们的研究人员只是在某个实验中发现了这个产品对除草或杀虫有效果，这个发现进而成为某种技术上的秘密，某种专利，某种赚钱的秘方，但为什么会有效果，背后是什么原理，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也不鼓励大家进行科学的讨论，因此对科学的贡献有限。
育种技术
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农民？
天乐：如果由孟山都这样的种子公司垄断了育种和种子市场，会给农民和农业带来负面影响，那如何发展育种技术才能对农民更有利？
管奇：应该有一种机制去支持农户在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过程中掌握一些适宜的选种育种知识。对于农户来讲，他们的需求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会比较多样。普通人会误认为农民没有什么知识或能力去留种甚至育种。可是当我们回溯历史就能发现，杂交育种的技术被产业化，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积累的技术和知识完成选种育种。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支持机制，让他们有能力重新掌握这些技术和知识。从菲律宾的案例来看，农民不仅有掌握这些技术和知识的潜能，而且他们掌握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育出自己想要的品种。
这个社会支持机制的建立，不能只有民间组织的参与，因为民间组织资金人力都有限，只能做一些局部的示范，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公共育种系统上来。我们国家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农业科研推广系统，但这些系统现时要怎么去发挥作用，怎么有效地了解农民的需求，需要反思。
比如墨西哥绿色革命的早期，哪怕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关于种子推广的思路也是有分歧的。在当时的项目官员里面，主要分成两个不同的学科背景：一部分是科学研究背景，他们希望直接把美国的高产品种移植过来，在墨西哥做推广；另一部分是社会科学背景，他们强调要推广当地农民最需要的品种，因此主张改良当地的地方品种，让它们能够符合墨西哥本地的环境。
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回溯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带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方案最后出局了，大家都倾向于不要再花费时间去改良当地的品种，于是很多墨西哥玉米的地方品种就被取代了。最后受益的就成了墨西哥的大农场，而不是众多的小农户。
除了把技术转移到社会大众或农户手里的纵向过程，育种行业还有一个横向的过程。育种家去做品种改良培育的时候，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种子资源的多样性要能够得到保障。因为要减轻育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最有效率的措施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种质资源做前育种（pre-breeding）和筛选。
现在种子企业或者农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因为相互竞争的关系，每个实验室和企业的信息都是不共享的，因为育种材料对他们来讲属于商业机密，很多时候就无法促进相互之间的协作。
比如，阿根廷GDM种业集团是全球非常大的一家大豆生物育种公司，它在15个国家有700个实验站。它储存了非常丰富的种质资源，也做了非常多的选育，已经积累了极大的优势。那这种积累了大量种子资源的公司，对那些后发的国家和企业，就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很多生物育种公司都是直接跟他们买种质资源再去做转基因的研发。
可这些种质资源是谁保存下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农民。我们在工作中有个原则叫藏种于民。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支持农民把自己现在还有的这些种子资源尽可能地留存下来保护好？因为只有先保存下来，之后才可能对这些地方品种做一些挖掘，这些都是为前育种和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做铺垫的。
所以，让农民参与进来，包括让我们消费者也参与进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消费偏好，比如说我不想吃那么甜的水果，反映给我们的育种家，育种家也有机会、有渠道去了解这些信息来调整育种的目标以满足社会需求。
●德国柏林附近的一个民间组织VERN的种子库中保存了2000多个品种，有些老品种通过他们得到了商业化运作并进入主流市场。
消费者
真的知道自己想吃什么吗？
天乐：管老师刚刚提到让消费者也参与进来，但我们大部分消费者在食物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被动的。或者说，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消费偏好甚至都是被市场塑造的。因为我同时也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工作，所以能看到有一小部分消费者在积极寻找自己的替代性食物网络，而不是被动的等着市场或企业来塑造自己的消费偏好和购物方式。这个趋势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周老师前些年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觉得消费者有没有机会去重塑自己的食物消费网络？
周沐君（食农体系研究者，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从乐观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的。我之前在做替代食物网络研究的时候，在成都周边就遇到了一个农户。他种植的土地只有二三十亩，然后他在成都这座城市里找到了100户左右的客户愿意从他那里购买农产品，并支持他用更加生态的方式去经营他的农场。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喜欢钻研农业种植技术，不需要出去打工，也不需要跟自己的家人分离。相比一般的农民，他的收入会更高一些，那些客户也能买到更好的更放心的农产品，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机制。所以，从小范围来看，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替代性食物网络，让消费者可以直接买到生态小农的产品。更多类似活动，请关注食通社公众号每逢节气发布的“全国食农活动汇总”。
周沐君：但要放大来看，这件事又是挺难的。我们一直在讲消费者的偏好，似乎消费者是自发的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某种口味。但事实上，我们的口味和偏好大多都是被外界力量所塑造的。我们会发现每一代人经历的环境不一样，他们从小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的口味也会非常的不一样。我小时候吃过的樱桃，稍微偏酸一点，有点水唧唧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很难吃到了。超市里面的樱桃全都是那种特别大，特别黑，同时特别甜的品种。
有时我也在想，对食物口味的挑剔，或者对健康食物的偏好，是不是也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如果你的生活质量比较差，可能你就没法太在意这些事情。在国外，确实我们能看到其中有很明显的阶层区分，有机超市总是开在更好的社区里面，它的价格也会更高。所以，我的态度其实是比较模糊和疑惑的，一方面我很赞赏那些消费者主动去构建自己食物网络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又很怀疑这种替代性食物网络能够对整个市场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
天乐：确实，西方很多研究会把口味和阶层、种族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会有一点点例外。就我自己的观察，反而是那些来自乡下、有农村背景的人可能对于食物的品质会更敏感。那些从小在大城市生活长大的80后、90后，反倒更容易被工业化的食物规训，以至于无法享受更加丰富的食物和口味。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老北京特色美食是肯德基和麦当劳”这样的笑话。
消费者可以怎么样来参与？我觉得知情权是第一步。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的意识是在提升的。比如今年4月份，上海率先推出了饮料的“营养分级”，要求饮料有ABCD的营养分级标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未来消费者有没有更多机会选择对环境和生产者更友好的农产品和食物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寻找答案。
●关于粮食安全与技术的更多讨论，请见今年食通社和三联书店、雅理读书、农民种子网络联合举办的《种子帝国》系列分享活动视频回放，或文末的系列活动回顾文字版。
- 这是食通社第 646 篇原创 -
*本文首发腾讯新闻《一起来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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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天乐
版式：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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