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迎春，郭庆贺||冷战时期的美苏卫生交流（1958—1971）

二战时期，美苏便在卫生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1944年，在苏联的建议下，一个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的西方联合医学代表团到达苏联，与苏联科学家进行了交流。这是美苏政府间首次医学代表团交流。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美苏逐步限制己方科学家向对方透露最新的成果。至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在卫生领域的往来完全停滞。

二战后，在自然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和生物学得到飞速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免疫医学、治疗医学等领域取得诸多突破。然而，美苏两国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成就的同时，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随着两国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美苏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本国面临的医学难题。与此同时，美苏各自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不同优势则表明两国卫生发展存在合作互补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局势的变化为两国在卫生领域突破冷战铁幕创造了条件。

随着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人们认识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危害。在这一认知的影响下，两国逐渐达成了共识，两国医学科学家开始在国际会议上碰面。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还表示美国会向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提供技术信息和专业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人们摆脱脊髓灰质炎的威胁。

鉴于冷战形势变化及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双方在1955年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了包括卫生在内的文化交流事宜。尽管此次会议未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作为美苏在冷战时期的首次首脑会晤，仍然推动了两国走向缓和。在这一氛围中，美苏民间往来逐渐增多，涉及艺术、农业、卫生等领域。其中包含了非官方卫生代表团的互访。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正式确立了“和平外交”的方针。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欢迎，打开了苏联外交的新局面。1956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07号文件指出美国政府在促进美苏文化交流时反应迟缓的问题。最终，美国于1957年10月取消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官方访问者入境时必须登记指纹的条款，为此时美苏文化交流的推进扫除了障碍。

在双方政府的推动下，美苏两国间的卫生交流迅速密切起来。美苏两国在卫生领域的友好往来，不仅反映出两国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的热情，也成为两国在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升温的缩影。

随着美苏对外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双方均希望达成一项协议，进一步消除两国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阻碍。1957年10月28日，美苏就两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的接触问题展开谈判。1958—1971年间，在1958年《文化交流协定》及其续约的基础上，美苏从官方层面在卫生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随着两国卫生交流不断升温，卫生议题被纳入其文化交流的谈判中，并最终成为两国文化交流协定的一部分。此外，双方还可依据协定总则实现科学家访问和交流。根据1959年续约，两国将就“重大医学问题”展开联合研究，举办年度联合科学会议；根据本国需求互派代表团和科学家以及交换医学出版物加深两国在卫生领域的了解。在此后的续约中，双方基本沿用了联合科学会议、代表团和科学家互访以及出版物交换等交流与合作形式。

联合科学研究是美苏卫生交流期间针对重大医学问题合作的重要举措。其内容包括两国科研机构针对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领域交换科研工作计划、研究信息以及研究和实验标准等，从而提高两国应对严重疾病威胁的能力。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途径便是联合科学会议。

美苏联合医学研究最初集中在癌症、心血管疾病和脊髓灰质炎领域。双方在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领域的合作源自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1月9日的呼吁。此后，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并最终达成一致。脊髓灰质炎得到双方共同重视的时间则要推迟到1959年。到1964年，由于苏联境内的脊髓灰质炎基本得到控制，美国也用活疫苗替代了灭活疫苗，脊髓灰质炎不再被视为“重大医学问题”。

总体而言，联合科学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与当时的医学研究需求紧密相连，因此会议议题的制定更加灵活，有利于推动医学问题的解决。因此，双方在卫生交流的过程中，持续推动联合科学会议这一形式的发展。到1971年，双方在持续加强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领域合作的同时，又陆续将病毒学、风湿病以及器官移植等列为联合研究的对象。除联合研究外，代表团和科学家互访是美苏卫生交流的主要形式。不同于联合科学研究，代表团和科学家互访的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双方在卫生领域的相互了解。由于双方的卫生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因此两国在交流中关注的重点并非完全一致。

相对而言，两国卫生代表团考察的主题更加广泛，加之双方感兴趣的卫生领域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无法像联合科学研究那样相对频繁地召开会议，并交换科研计划等，不利于某一特定疾病或公共卫生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外，美苏在《文化交流协定》中只限定了科学家访问的人数上限，未对其任务进行统一规划，因此科学家与代表团的访问任务互不关联。但是，代表团的调查报告和科学家的出访见闻有力增进了两国在卫生领域的相互了解，对两国卫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苏卫生交流不仅是人员上的往来，还涉及广泛的出版物交换。作为医学知识的重要载体，医学出版物的交换同样受到了两国的重视。

1958年以来，美苏卫生交流日益密切，但同时也深受两国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关系起伏不定的困扰。长期的对抗导致两国互信缺失，从而迟滞了相关医学项目的推进。直到1961年年底，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下，美国才批准了活疫苗的生产，并与苏联专家讨论活疫苗的使用经验等问题。

1965年后，在赫鲁晓夫下台、越南战争升级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美苏医学科学家往来的人数和频次明显减少。直到1972年莫斯科峰会召开，美苏卫生往来才再度繁荣。

1958—1971年间的美苏卫生交流虽然深受冷战环境的影响，但仍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成绩。如推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促进了两国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此外，美苏卫生交流还在深化两国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首先，活疫苗的应用解决了脊髓灰质炎这一世纪性难题。这也是美苏卫生交流最直观的影响。其次，推动了美苏两国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最后，不断深入的卫生交流助力了美苏关系的缓和。在美苏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医学可以起到促进两国沟通的“桥梁作用”。

自1949年美苏卫生交流中断以来，两国医学和公共卫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应对国内日趋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为两国恢复卫生交流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促使美苏改变全面对抗的政策，开始与对方进行对话和交流。尽管在冷战时期的诸多因素影响下，美苏卫生交流呈现出曲折发展的态势。但是十余年的持续交流仍然推动了两国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促进了两国关系的缓和，并且通过抗击脊髓灰质炎疫情为全球卫生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冷战时期美苏卫生交流表明，即使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迵异的两个国家，仍然可以超越冲突与对抗，在涉及人类共同福祉的领域展开交流与对话。

同时也应注意，在美苏制度不同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下，两国卫生交流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美苏都将卫生外交视为赢得冷战的手段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卫生问题被打上了冷战的烙印，成为双方在非传统领域博弈的手段。

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无论多么强大或者先进的国家，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应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威胁。面对人类健康和生存的共同威胁，各国应抛弃冷战思维，建立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从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