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4秋拍丨元刻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研讨会于上海召开

陈先行先生

延祐本《韵府群玉》失传已久，今所见最早传本是元统二年（1334）梅溪书院所刻，业已对阴氏原本作增补修改，并于《凡例》有所说明。阴氏之书《凡例》原本九条，梅溪书院本增加四条，故题作“增修韵府群玉凡例”。

迨至二十二年后之至正十六年丙申（1356），为更好迎合科考需要，争夺出版市场利润，刘氏日新堂据梅溪书院本再事增益重编，以“新增说文韵府群玉”题名刊行。其《凡例》末有牌记云：

该牌记所云“元本”，并非阴氏之延祐刻本，而是梅溪书院本，因其翻刻之《凡例》，与梅溪书院本无异。由此可知，延祐本在刘氏刊刻此书时已难以寻觅，梅溪书院与刘氏日新堂对阴氏之书的传承与扬播之功不可没。

刘氏日新堂乃福建名肆，元明两代刻书颇伙。其根据梅溪书院本《韵府群玉》所作的增修重编是否合理，仁者智者，难以评判，而从书板一印再印，流传于世之本皆为后印本，以及直到明代还屡加翻刻的情况看，该书广受举子欢迎，极有影响。

可惜的是，除了天灾人祸因素，吾国人至少在明代中期之前，从未视古籍为文物而妥善加以保藏，一旦觉悟，宋元旧本皆成凤毛麟角，即便是当年大量刷印的刘氏日新堂刻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也不例外，时至今日，欲求一足本而不可得。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辽宁省图书馆、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藏有该书残本。《善目》著录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大德本”，实即刘氏日新堂本，因卷一缺失而配明刻本，当时受客观条件所限，编目者失考，误以为即《四库》馆臣所言之“大德本”。如此，则中国大陆公藏仅有三部残本，上图藏本相对完整。

今年保利上拍之刘氏日新堂原本，不特二十卷完足，书品为境内所见最佳，令人叹为观止。以其与上图本相较，有同有异。同者是，全书多为半叶十一行，惟卷十第十五叶始至卷十五末为半叶十行；卷十尾、卷十一至十四首尾、卷十五首，皆题“韵府群玉”而不是“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凡十行之叶，文字同梅溪书院本《韵府群玉》而无《说文》增入。两本刷印风格皆前后统一，并非配补，则当时刘氏所刻乃未完稿耶？异者是，此本第十一、十二两卷与上图本并非同版，如果因该两卷版刻漫漶而重刻，或许可能，问题是此本从整体上看，比上图本刷印稍早，若需修版或重刻应当是上图本，但上图本似乎也没有重刻迹象。如果严绍璗先生所撰《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无误，则日本国会图书馆、大谷大学附属图书馆及御茶之水图书馆也藏有刘刻足本，未知其藏本面貌又是如何。总之，此本与上图本之同异现象，牵涉到该书之刊刻原始状况与流布过程中的变化，有待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本亦曾流入东瀛，旧为三井文库插架之物。人们皆知三井文库以收藏碑帖著称于世，其实它亦富藏中国古籍善本，只是在“二战”以后，由于战败国所造成经济衰退的影响，三井财团于1950年代初，将文库所藏之全部中日韩书籍出售给成立于1947年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其中有一批中国古籍善本，多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旧藏，不乏宋元旧本与名家稿抄校本（详见《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从时间上推算，这部刘氏日新堂刻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的散出当在三井财团整体售书之前。如今，四川师范大学（前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残本先后载入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而上海图书馆藏本甚至印入《中华再造善本》，则此三井文库旧藏本之可珍贵又当如何耶！

王德先生

百字刊记世罕见，日新堂本传久远

元至正十六年刊《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牌记及刘叔简考略

文 / 王德

各位专家好，很荣幸能有机会得到保利拍卖公司的邀请，参加本次研讨会。今天借此难得的机会把我对这部元版书的一些感受，与各位分享并求教。

承蒙陈先行老师的厚爱，得以先睹其文。陈老师在文章中做了扎实的工作，从元代恢复科举考试的时间及赵孟頫官衔这两个细节，对此书初刻的时间做出正确判断，纠正馆臣谬论；充分肯定了此书及其版本价值。在此我想就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些探讨：第一是这部元版刊记的特殊性；其次对此书刊刻者刘叔简做些生平简介，以便进一步理解其版本价值。

第一节：此部元版牌记的特殊性

首先谈一下牌记，它是出版者用以说明版本情况的一种专门标志，又叫牌子、刊记、书牌、碑牌、墨围等，名目众多，初无定名，随人而异。它起源于唐五代，到了宋、元已广为推行，但最多还是出现在明、清两代的刻本中。最初的牌记只是无边框的题识；后来发展成在文字周围框以边栏，常见有单线形、双线形、钟鼎形、香炉形、琴瑟形、瓦当形、莲龛碑式形等多种样式。字体通常有楷书、隶书和篆书三种。

一部古书若有牌记，即便没有年款，对判断该书的版本时代也往往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里试举一例以窥一斑。上图藏《颜氏家训》七卷本，行款、避讳与王大隆所见宋本同，书后有宋代刻书官衔。曾经清代何焯、孙星衍、钱大昕、黄丕烈等人鉴定，宋椠元刊，莫衷一是。因为这些学者和藏书家都注意到了书中一个琴形牌记“廉台田家印”，因廉台之制昉自元代各道所置廉访司，为弥缝此矛盾，不得不折衷判为宋刻元印本。最终傅增湘结合观风望气，以此本相较宋刻字体偏软，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将其定为元翻宋淳熙七年沈揆台州刻本，遂成定论。更何况牌记中若有确切年款，则为确定其版刻年代提供了最直接的凭证，再结合字体、纸墨等观风望气的实际经验，与此书的行款、版式、序跋、避讳、历代著录及藏书印、题记等诸多因素，得出的结论将更为精准可靠。

牌记的重要性，前辈多有留意。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在校宋旧抄本《诗律武库》题记中，将前集的四行碑牌誊录一遍，可见荛翁也很重视牌记。对于特殊刊记，藏家更会重点突出。如明弘治七年(1494)刘氏安正堂刻、嘉靖三年(1524)修版印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卷末有“嘉靖甲申刘氏重刊”牌记，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谓“此牌记持于纳福童子手中，式样颇为新奇，孙氏《平津馆鉴藏记补遗》所称‘作人抱式’者，即指此也。”叶德辉尤其关注牌记，在《书林清话》卷六专列“宋刻书之牌记”，转引牌记详略各若干种。其详者如宋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春秋经传集解》94字（此本宋刻已逸，今所存皆明翻宋巾箱本）；《东莱先生诗律武库》49字；钱唐王叔远刊《后汉书》40字；《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60字；宋麻沙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54字。书中叶德辉虽未明确统计字数，但既称详略，表明他已意识到牌记字数多与少的差异。黄裳《来燕榭书跋》描述明嘉靖蒋孝覆宋本《陶渊明集》：“牌记多至三四，亦可为百嘉中之上驷矣。”——以上这些案例，足以说明带有刊记的善本书往往更受藏书家的青睐。

冀淑英在《宋元明清版本发展概况》一文中谈到建本时说：“福建书坊刻书大部分都有书牌子，这也具有广告性质，现存建本许多没有刻书牌记，无书牌的原因有二：一是久用脱掉扉叶和后叶等；二是书商作伪，去掉牌记，以后来刻本充较早刻本。”随后指出牌记书可作标本的重要意义，尽管她只是针对福建坊本而言，却具有普遍意义：“福建坊刻本，一般都有刻书牌记，把版刻年、刻书主人、出版地都刻出来了。有这样牌记的书，可以作为一个标本，与其他无牌记的刻本对照比较，借以判定其他的书是否与标本书有同样的时代、地点特征。”可谓言简意赅。

现在我们再看这部元刊《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其《凡例》末叶阴面有长方双栏刊记：

瑞阳阴君所编《韵府群玉》，以事繋韵，以韵摘事，乃韵书而兼类书也，检阅便益，观者无不称善。本堂今将元本重加校正，每字音切之下续增许氏《说文》以明之，间有事未备者以补之，韵书之编诚为尽美矣。敬刻梓行，嘉与四方学者共之。至正丙申莫春，刘氏日新堂谨白。

这条牌记共8行104字，采用少见的行书书体，将本书的刊刻时间、刻书堂号、原书编纂者及书的特征交代的清清楚楚：书刻于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出版社日新堂乃建阳著名书肆，主人刘叔简，所以雕版地点也随之确定；作者阴时夫，书的特征是韵书而兼类书，方便检阅，因而深受读者的喜爱。最后申明重刻此书的原委：校正讹谬，在每字音切下续增《说文》，添补遗漏的典故。同时还夸赞此刻的与众不同，认为类书的编辑至此已到达了尽善尽美，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赏识。这样的题记极具广告性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如此完整的刻书信息，在历来刻本、尤其是宋元本中实属罕见。

据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统计，元刻有牌记者38部（内三部蒙古本从时间上当归入宋本），其中有确切年款的24部，乍一看似乎元刻本中带有年款牌记的占比很高。其实不然，有更多元本没有任何刊记，它们的数量目前没有确切数据。更何况拍场所见宋元本（刻经除外），有牌记的原已稀见，而有确切年份的只出现一次，那就是元泰定三年（1326）庐陵武溪书院刊《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加上这部总共2部。

又据《图录》记载，牌记字数在100字以上的2部；采用行书的5部；而兼具年款的行书刊记2部；字数在100字以上的行书刊记1部，连这部也不过2部。

数据显示，这部采用行书、具有确切年款、字数多达104字牌记的元刻本，其刊记是何等的珍贵。且未收入《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可补其缺。

第二节：刘叔简生平简介及刻书概况

北宋地理学家朱彧在《萍州可谈》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元符初姚佑为杭州教授，有一天他给学生出了一道《周易》考题：“干为金，坤又为金，何也？”最终经学生指点，才知道自己使用的是建阳本，将“坤为釜”的“釜”字误刻成“金”，闹出了笑话。从那以后，在世人的印象中，建阳本以数量多和质量差而闻名。的确建本中有不少相对粗制滥造的版本，不如浙刻和蜀刻校勘精当，但其中也不乏精品。早在元初，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校刻九经，例举《春秋》善本二十余种，就有建安余仁仲万卷堂本，因此对待建本我们不能一概将它们视作劣本。

这里简单介绍下本书刊刻者刘叔简的生平及其刻书经历，由于数据匮乏，刘叔简生卒年月翳如。目前只知道他名锦文，字叔简，以字行。为元代后期建阳崇化书林的一位知名刻书家。从泰定元年（1324）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的四十年间，刻书不下二十余部。明嘉靖《建阳县志》称其“博学能文，教人不倦，多所著述。凡书板磨灭，校正补刊。尤善于诗，有《答策秘诀》行世。”汪克宽《环谷集》中有他所撰的《刊春秋胡传纂疏启》，是其传世的唯一文字。该文是元代书坊向当世大儒约稿的信札，有兴趣的藏家可找来一读，欣赏他的文采。入明后其后裔继续以日新堂名义刻书，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歇业,前后延续了二百四十年。

其实，叶德辉早就敏锐意识到刘叔简在元末建阳刻书业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书林清话》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中首列刘锦文日新堂，并例举了其刻书的一份并不完整的细目，此不赘述。

刘叔简刻书的特殊处，是他接受许多外地学者的委托，刊刻了不少传世的理学名著。如至正二年（1342）刻倪士毅《四书辑释》三十六卷，后作者自觉不妥，修订成二十卷本，仍委托他刊行。《四库总目》卷三十七称：“至正辛巳已刻于建阳。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宽为之序。卷首有士毅《与书贾刘叔简书》，述改刻之意甚详。”一部著作前后两次出版，均由日新堂承担，可见作者对其刻书质量的高度认可。另据倪士毅《建安刘叔简书坊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序》：“至元后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归自泗滨。明年春，出其所录之本……乃随所可知，正其错简三条……以寄建安刘叔简锦文，刊之坊中，与四方学者共之。”至正三年刻赵汸《春秋金锁匙》一卷，卷末有“至正癸未日新堂”牌记。至正八年受汪克宽的委托，为其开雕《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

汪克宽、倪士毅、赵汸三人均为元末著名理学家，并称“新安三有道”。他们的著作都交由刘叔简刊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即使在元末全国刻书业中，刘叔简的刻书质量亦属一流，绝非寻常坊刻能望其项背，因而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信任。

正因如此，刘氏日新堂所刻书向来深受藏家珍爱。《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著录此本，赞其“刊手精整，摹印匀净，当为元版无疑。”又谓“是押韵之书，盛于元时，至明成祖最爱《韵府群玉》，故流传最久，见解缙《大庖西封事》。此至正中刊板，犹时夫原书。近坊间惟传《韵玉》定本，乃河间知府徐可先之妇谢瑛所删。旧籍更稀见矣。”今此清宫旧藏日新堂本已不知踪迹。

至刘氏日新堂本一出，此书就产生了两大版本系统：一为元统二年梅溪书院本，无《说文》；另一为此日新堂本，增入《说文》而成《新增说文韵府群玉》本。其后两本均有翻刻，而尤以新增说文本最为通行。据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著录，有明正统二年（1437）梁氏安定堂覆刻本，目录后牌记题语与日新堂本完全相同，仅最后署名改为“正统丁巳孟春梁氏安定堂谨白”。随着翻刻日益增多，祖本渐稀，故馆臣感叹：“旧籍更稀见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高丽翻元统本，亦感叹道：“今所传是书刻本，元椠有如凤毛。”降至今日，国内公藏已无全本，惟此与广韵楼本并行于世。而广韵楼本无论书品抑或印工，均逊于此本。

最后略述此书在我国书籍编纂史上的重要影响。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极盛之际，政府都曾有过编辑大型书籍的文化壮举。分别是永乐年间修撰的《永乐大典》和乾隆时汇编的《四库全书》，而这部《韵府群玉》跟这两部大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韵府群玉》“以事系韵，以韵摘事”，令明成祖深受启发，在编辑《永乐大典》所下的诏书中写道：“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瀚，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韵府群玉》开启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思路。对此，潘景郑在《著砚楼读书记·元刻韵府群玉》里讲得非常透彻：“阴时夫昆弟合纂《韵府群玉》一书，开后来分韵隶事之编，便词人泛览约取之业。系事容有遗漏，采摭间或未备，然筚路蓝缕之功未可湮没也……《永乐大典》一编，实亦权舆斯书。《大典》辑佚之功实非浅尠，则是书犹其开山之祖矣。”

进入清朝，康熙间张廷玉等人奉旨修撰音韵巨著《佩文韵府》时，将《韵府群玉》全部录入。乾隆年汇纂《四库全书》，此书又被收录。《四库提要》高度评价了这部书：“然而元代押韵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世所通行之韵，亦即从此书录出。”——可见，《韵府群玉》深受明清两朝官府的重视。

李娜华女士

从元刻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想到的中国科举制度

文 / 李娜华

这次保利古籍善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的拍卖是举目关注的事情，它也是关注点很高的拍品，显示了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古籍日益受到重视。陈先行老师对此书版本的来龙去脉做了很好的阐释，在此不再赘述。此书跟科举考试有关，我就简单地说说与此书关联的元代科举制度。

我曾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工作多年，不是科举制度的专门研究者，只是谈谈粗浅的认识。科举制度大家可能略知一二，古代许多文学作品都对之有过描述，比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对科举制度有生动的描述。科举制度起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它是隋文帝创立，他废除了权贵把持的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任用官员。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延续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年）才废除。它是国家促进社会流动、选拔人才、遴选官员的政治行为，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因为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最初是进士科，后来科目繁多，唐初完善宋代完备，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进入高峰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取得正统地位，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依据，宋理学大家朱熹编制《四书五经》后，明代官方规定考试内容只能出自四书五经，由此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局限在四书五经之内。

科举制度的等级一级是乡县官主持，产生秀才。二级是乡试由省官员主持，产生举人。三级是会试由礼部官员主持，产生贡生。四是殿试皇帝亲自主持产生进士。殿试前三名就是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

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在唐宋之后，明清之前，有一个朝代偏偏没有科举考试，它就是元朝。

在学术上对于元朝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就是它是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这个不是今天说的话题。我的重点在于蒙古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的认知。

1206年，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高原各部落纷争的局面，统一蒙古高原。在此基础上蒙古兵锋指向西方、南方，成吉思汗曾经说过：“人生最大之目的，在于逐敌、胜敌，乘其马，纳其妻女，见最亲之人以泪洗面。”剽悍的蒙古人以战争开启了煊赫的蒙古时代。在中原地区及南方地区，蒙古（元）先后剪灭金、南宋，金和南宋的科举制度在蒙古旋风的冲击下中止。南宋是蒙古（元）人最后征服的政权，蒙古人见识了文人的清谈与软弱对于国家的危害，作为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对于农耕文明下汉人所创立的科举制度十分鄙视，认为科举制度选取的人才，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蒙古人采用实用主义的手段治理征服的土地，在制度上以蒙古法为内，汉法为外，弃用汉人，重用蒙古人和色目人（西域人）担任官员治理汉地，这些官员都是大汗（皇帝）任命，或者凭借血缘关系和宗亲关系担任要职。科举制度在制度建设中没有任何地位，在这种情势下，科技制度的旁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元朝享国九十八年，但是长达四十二年的时间没有科举考试。没有科举考试，汉地文人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圣贤之书无用，蒙古治下汉地文人的痛苦可想而知，于是才有了元曲的历史。汉人要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越来越高，元仁宗，元朝的第四位皇帝，“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在汉族大臣的辅佐下，吸收汉法儒学，施行新政，在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考试，延祐元年（1314）恢复乡试，延祐二年（1315）恢复会试。汉人期盼的科举制度在中断四十二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原有的位置，为举子考试晋升开启上升的通道。以后三年一次，只设进士一科，共进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直至元亡。

元仁宗施行汉法，恢复了科举考试，但是他对科举出身的文人并不重视，出自民族心理他更加重用从基层选拔上来的胥吏，科举考试只是元朝选拔官员的点缀和修饰，在元代政治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元朝科举实行的时间短，规模小，录取人数少，据统计，元代官僚总数为26690人，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不足5%，汉族所占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元朝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既中亚西域的民众，第三等是汉人，淮河以北的契丹、女真、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是最后被征服的南宋的汉人。元仁宗开科考试之前，等级制度已推行了半个多世纪，而在科举考试中也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其一，考场分为两种，一种是蒙古、色目人的考场，一种是汉人、南人的考场，蒙古、色目人只考经义、对策两场，而汉人、南人还需要加试赋与杂文各一篇。不仅如此，前两级公民面对的题目比较简单，汉人与南人面临的难度则像万人争过独木桥一般。如果蒙古、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的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校”，而汉人、南人根本无权参加高等级公民的科目考试。所以说，科举制度在元朝出于安抚汉人的临时举措，对于元朝的政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刊行十二年以后（1368年）元朝灭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然而元代押韵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世所通行之韵，亦即从此书录出”，我认为这部书的出版承载了一段历史，它的出现无疑的为明代乃至清代的科举考试提供参考，也同时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它的存在价值无疑是不可估量，难以用金钱衡量。

董建交先生

“以事系韵，以韵摘事”

韵书兼类书之《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简述

文 / 董建交

《韵府群玉》是元代江西奉城人阴时夫编辑、其兄阴中夫编注的一部韵书，同时也是一部非常实用的类书。原本《韵府群玉》初刊于元延祐元年（1314年），其后有多种刊本。根据牌记，这部《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刊行于元至正丙申年（1356年）。

《韵府群玉》首先是一部韵书，它以“平水韵”106韵为纲，分韵收字。“平水韵”是唐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体诗的押韵规范，宋代《广韵》韵目下注明“独用”“同用”，标明某些韵在作诗时可以合并押韵，某些韵必须单独押韵，这种押韵规范可以追溯到唐初武则天时期。到金代，平水（今山西临汾）人王文郁《新刊韵略》（刊行于1229年）首次把《广韵》同用的韵合并在一起，把《广韵》206韵合并为106韵，平声30韵，上声29韵，去声30韵，入声17韵，这种106韵系统就称为“平水韵”。“平水韵”为近体诗的创作提供了明确的押韵规范，这种押韵规范是以文人读书音为基础的，在历史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古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时，在科场写作诗赋必须严格遵守“平水韵”，否则就是出韵，就会名落孙山。直到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现代人写旧体诗也应当严守“平水韵”。金元时期，《新刊韵略》一系的韵书流布很广，有多种刊本，阴氏兄弟的《韵府群玉》的分韵完全遵照106韵，应当是以《新刊韵略》为蓝本的。

《韵府群玉》的另一个特色是以“以韵系事”，收录了大量韵藻、典故、专名等等。它的基本体例是在韵字下先用反切注音，再作释义，并引用古书中该字的用例。韵字后罗列大量以该字为末字的“韵藻”，如东韵“东”字下先以“德红切”注音，而后引用《说文解字》“动也，从日在木中”及其他古书中的用例，而后收录以“东”为末字的词语，如“道东”“易东”“乃东”“活东”“小东”“门东”“天东”“山东”“辽东”……等等，并说明出处，有时略加注释。相当于现在的逆序词典，这样编排的好处是便于以韵脚字为线索检索辞藻，入诗押韵。《韵府群玉》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以韵系事的韵书，其中所收“韵藻”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常用词语、历史典故、人名地名、动植物名、典章制度、器具名物等等。诚如当时人姚江村所赞：“阴氏兄弟研精钩玄，掇韵系事，搜列群策，攻剔奇僻，牛渚犀燃，幽怪靡遁，骊山冢发，珍贝自献。”《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将《韵府群玉》归入子部类书类。元统二年刻本内封有题词：

瑞阳阴君编辑是书，以事系韵。世间之书搜猎靡遗，宇宙之事该载悉备。不特使人易于押韵，又且便于检事。欲览其事，则求其字韵得之。盖韵书而兼类书也。

“韵书而兼类书”是对《韵府群玉》的恰当概括。按韵收录韵藻是一项非常繁难的工作，需要披览大量的经籍，摘抄誊录，分类排比，逐一系于各韵字下，一切全是手工操作，工程十分浩大，阴氏兄弟编辑此书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的。

这本书编成出版以后因其实用性而广受欢迎，成为文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刘氏日新堂在刊刻时增加了《说文解字》的释义（“每字音切下续增许氏《说文》以明之”），就是《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不但提供了“平水韵”的权威押韵依据，还提供文字释义及大量韵藻，从实用角度看，确实可以称得上“尽美”了。王文郁《新刊韵略》一系的韵书后来大多亡佚，这应当与后出的《韵府群玉》之类带有韵藻的韵书广泛流行有关。韵书有更新迭代，后出转精的韵书会替代前代的韵书。后来明代凌稚隆编纂的《五车韵瑞》以及清康熙钦定、张玉书主持编纂的《佩文韵府》都是在《韵府群玉》的基础上编成的，《佩文韵府》基本吸收了《韵府群玉》的全部内容。

国内现存的元版《新增说文韵府群玉》有三部：（一）元大德刻本，实为元至正十六年刘氏日新堂刻本（上海图书馆），配明刻本；（二）元至正十六年刘氏日新堂刻本（四川师院图书馆），存十二卷：一至二卷、五至九卷、十六至二十卷；（三）元至正十六年刘氏日新堂刻本（辽宁省图书馆），存五卷：一至五卷。这三部都有残缺。现在所见这部日本三井家旧藏《新增说文韵府群玉》据书前题签入藏于大正十三年（1924年）三月，距今年2024年恰好百年。书中钤有“听冰壬戌以后所集旧斩古鉩”“听冰”“为学日益”“好古敏以求之”等藏书印，全书首尾完整，品相完好，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