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下的《四库全书》
政务
2024-11-09 14:52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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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阁《四库全书》被誉为“东南瑰宝”，是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然而就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肆虐的岁月，这批稀世珍宝曾有过一段长达8年又11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的“流浪生涯”。其间，很多无名人士参与了这场护送《四库全书》的过程，付出极大牺牲，最终使它完好无损地回到杭州。
1937年8月3日，虽然已是深夜，但位于杭州孤山南麓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内却是灯火通明。馆长陈训慈和员工们此时仍在紧张有序地忙碌中。按照陈训慈的计划，馆里所有珍贵的藏书，在全部清点装箱后，天一亮就要运送出城。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场空前的危机。对于陈训慈来说，除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焦虑，他肩膀上还有一副沉重的担子。彼时，36岁的陈训慈执掌浙江图书馆已有6个年头，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所藏文献的珍贵程度，以及之前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入杭州。丁申和丁丙两兄弟随着出逃的百姓，来到杭州城西的留下镇。在一个小食摊前，被卖家用来包裹食物的纸张，引起了丁申的注意。这位藏书家迅速判断出，这不是普通的纸，而是《四库全书》的书页。 《四库全书》于清乾隆年间修成，共抄缮7部，其中一部就藏于杭州文澜阁藏书楼，供江浙士子阅读翻抄。太平军攻下杭州后，文澜阁被毁，内藏的《四库全书》佚失，有的被人撕开用来包裹食物。 丁氏兄弟发现后，立即开始收集散佚的《四库全书》残帙，并倾力补抄残缺的书页。经数年努力，补齐缺失书籍合计26,380册。至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了原有的规模。此后的数十年，这部几乎毁于战火的《四库全书》经浙江士人的数次补抄，日臻完善，最终藏于浙江省立图书馆。 然而，70多年后文澜阁《四库全书》再次面临战火的威胁。
陈训慈迫切需要为这批馆藏精华寻找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浙江省图书馆馆员夏定域向陈训慈建议，将《四库全书》暂时送到渔山乡绅赵坤良家存放。 杭州市富阳县（今富阳区）渔山乡的石马头村距离杭州市区大约40公里，有水路直达，方便大宗货物运输，四周群山环绕，比较适宜隐蔽。赵坤良家有余屋，里边不住人，所以不起烟火，有利于书籍的安全，而且距江岸10多里，偏处山野，外人难以发现。 当时，陈训慈的妹妹陈玲娟正在距离浙江图书馆不远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她看到哥哥跑进图书馆的木工间，请木工师傅们制作了上百个木箱，就预感要有一个大的行动。 8月1日，图书馆的书库空了许多，全馆职员聚集到孤山分馆，开始点书装箱。因陈玲娟写得一手好字，也加入进来，她的任务是清点、登记、造册、装箱、贴封条。 8月4日，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88箱善本被装上了货船，沿钱塘江逆流而上，向渔山方向驶去，夏定域等人随船护送。 8月5日下午，货船在渔山乡靠岸卸货，再由本地的村民把库书扛到石马头村。由于距离较远，赵坤良提前雇好数百名挑夫，在此接应。大家齐心协力，搬运工作十分顺利，到傍晚时分，所有的书箱全部搬到了赵家老宅，每个挑夫得到二角五分钱。 为了存放这些古籍，赵家将闲置的旧宅楼上楼下全部腾空，用以存放228箱书籍。图书馆干事毛春翔负责古籍阁书的守卫工作，他请赵坤良雇了几位年轻人，经他审查后，每天带领这些人坚守在赵家老屋。大家还准备了数口大缸，装满了水，另有一些防火用具，并安排人夜间巡查老屋四周，以防火患。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机时常空袭杭州城，渔山经常能听到爆炸声。陈训慈担心一旦杭州沦陷，富阳不能幸免，遂决定再次转移古籍。10月，他找到时任省政府秘书沙孟海，修书给公路局局长求援，对方答应派车去富阳运书，但不久又告知，车辆已被其他机关先抢了。陈训慈无奈，只好向赵坤良和夏定域借了200多块钱，雇工搬运书箱至江边，再次装船后沿富春江上驶，运往建德县（今建德市）。
1938年1月28日，装载着《四库全书》的货船，从建德缓缓驶出。此时，钱塘江畔已传来隆隆炮声。 2月6日，陈训慈收到一封来自浙江大学的电报，国民政府教育部已三电浙江省政府，请其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并指令浙大协同办理。陈训慈的老师、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十分关注着这些古籍，此前他就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建议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内地。 不过，浙江省对于教育部的请求并不配合，于是重担便落在浙江大学身上。幸好浙江大学自己有卡车，最终将这些古籍装车运往了内地。 经过商议，此次迁移路线为先到龙泉县（今龙泉市），经福建浦城至江山县（今江山市）走公路，再走浙赣、粤汉铁路经江西至长沙，最后经湘黔公路抵达贵阳。 3月下旬，载着古籍的车辆沿着武夷山和仙霞山间的公路一路前行。当车队行驶到江山县以南30多公里处的峡口镇时，其中一辆不慎翻落江中，车上11个大箱、3000多册阁书落入水中。随行的工作人员急忙跑到附近的村庄招募村民，打捞落水书箱。因反应及时，书籍没有受损。第二天，在江山城隍庙的院子里，落水的书籍被打开曝晒。两天之后，大家就带着还没有晒干的书又上路了。 4月30日，在辗转浙、闽、赣、湘、黔5省，行程2500公里后，文澜阁《四库全书》被运抵贵阳。 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本飞机袭击贵阳，秘藏在贵阳西郊张家祠堂的《四库全书》虽未被击中，但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极度担心。在贵阳市城北的金鳌山半山腰，有一座天然形成的溶洞，由于洞内曾供奉泥塑地母像，也被称为地母洞。这个洞位于大山深处，四周森林覆盖，而且溶洞很坚固，是天然的防空场所。于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又被转移到这座天造地设的“书库”之中。 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向教育部呈文提出，把《四库全书》中有关西南的珍本、孤本的图书，选择部分进行抄写。教育部向浙江省立图书馆去函商议，陈训慈回函表示同意。张廷休得到获准后，亲自带领一班人马，很快整理了一个书目，共有120部。抄录工作从1940年5月开始，至次年8月结束。1948年，贵阳文书局出版《贵州通志》，填补了很多本地史料空白，其中不少内容就得益于这次抄录。 然而，在抄录的过程中，夏定域发现，对于这批在战乱和跋涉中饱经颠沛、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古籍来说，地母洞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过于潮湿。 在贵阳当地有一句谚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母洞作为一个溶洞，潮湿度更是非常之高。为解除湿气，在洞内建了一个长约2丈5尺、宽约3丈的木台，离地约2尺，以石块铺叠成台阶。另外，在台阶近洞顶处建了一个斜形瓦棚，用于遮挡滴水。为防火患，还专门砌了一个蓄水池，把岩石的滴水和山上的流水引来备用。 地母洞的下午，有阳光直射入洞内。所以，从1939年开始，守护藏书的人就在每年的秋季对书库施行晾晒。到1942年以后，发现晾晒能够很好地解决潮湿问题，所以改为了每年晾晒两次。 毛春翔等人用自己的工资买来木炭、石灰，撒在四周防潮。地母洞地处偏僻，他们就在洞旁搭起几间工棚，做宿舍和办公之用。由于风餐露宿，且饱受开箱晒书之劳累，毛春翔患上了牛皮癣和痔疮，其他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同年11月，广西桂林、柳州失守。日军继续西进，贵州省政府准备向毕节等地疏散。在此情况下，地母洞内的《四库全书》需要再次迁移。毛春翔当即给陈训慈发了几封电报，请示阁书该怎么办，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派卡车把阁书运往陪都重庆。 在毛春翔的护送下，古籍再次跋山涉水，历经人挑、马驮、车载，最终被运到重庆青木关。至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漂泊大半个中国后，终于抵达了其西迁之路的终点。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7日，阁书由6辆卡车载运，离开青木关，取道川南入黔，再经湘赣入浙，最终于7月5日抵达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在经历了长达8年又11个月的颠沛流离之后，重新回到了西子湖畔的孤山藏书楼。 在坎坷艰辛的搬运过程中，有很多无名人士参与到护送《四库全书》的工作中，他们跨越数省，翻山涉水，历经战火、天灾人难，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将这批国宝完好地保存下来，挽救了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其功绩值得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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