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忙完一件挺重要的事。简单讲是一个“资本保护森林”的项目。
01
泰国有个地方叫“Nan”（楠）。楠府森林占土地面积85%，4万公顷，是泰国最大的水源林，湄南河的重要水源地——流经曼谷40%水量来自楠河。这里是《指环王》法贡森林的现实世界版——树人的家园。这里的树有生命，照顾着整个泰国的血脉。
虽是世外桃源，但人类却不受待见。村民穷，于是砍树求生；环境被破坏，生存条件更恶劣，于是更穷，恶性循环——如今28%的森林已经消失，原本茂密的树林被一片片扯掉，变成贫瘠的黄土。远看就像鬼剃头。
21个村庄，1723户，7392人。只有一个解决方案：让村民脱贫，变成主人，才会帮助保护森林。
于是资本来了，发起了楠府沙盒（Nan Sandbox Project）——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用钱来搞定：修学校建医院，开发生态旅游，协调政客保护森林，引进生物科技脱贫。人和森林应该能够可持续、更干净、更亲密地共存。
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看到了希望。
有人说：这是被泡沫揉搓太久的金融人正在回归根本。
有人说：又一例大资本商业化大自然来赚钱的手段。
02
这个项目让我此起彼伏。资本家真的能拯救地球吗？
“可持续发展”、“ESG”、“绿色”是出生于道德高地的叙事们，过去十年里无人挑战。
全球有几十万亿美元资产在用某种“可持续”的方法在打理；投资者、银行和企业纷纷加入各种“做好事”联盟。“绿色”、“可持续”、还有梦想用资本市场来惩罚“做坏事”的“ESG投资”——都是上市公司财报和电话会议上的高频词。
乍一看，我们正在朝着拯救地球的方向奔跑。乍二看，图景并不很美好，华袍下有许多虱子。拯救地球有成本，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从来都是“成本甩给社会”，而不是自己承担。
更何况在年报和大会上动动嘴就能赢得的“绿色”好名声，干嘛要付出行动？只要不行动，成本立省100%。有行动就有风险：太“绿”，投资人和股东不高兴；不够“绿”，社会又不高兴。
“善”的卖点实在有限——既可做好事，又能赚更多的钱，鱼与熊掌兼得——这个逻辑很扭曲：金融宇宙第一定律永远是“低风险低收益，高风险高收益，没风险就没收益”。
过去十年，也就是“ESG”成为热词的十年里，“做好事”和“赚大钱”是同频的。主要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代表“旧制生产力”的石化能源大宗商品，市场表现招人讨厌，而代表“新质生产力”和未来的科技公司，人人想拥抱。但是，俄乌战争和联储加息却把算盘全打乱了——能源燃料暴涨，科技公司裁员。“做好事”和“赚大钱”又负相关了。
就这么“拧巴”了十年之后，根本矛盾已经暴露：追求利润的公司太多，拯救地球的动力太少，“又做好事又赚钱”的奇观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时间窗口转瞬即逝。
03
这真是让人百思不解：为什么“做好事”和“赚大钱”永远矛盾？为什么“发展”一定要先“不可持续”？为什么慈善和公益都只是金融巨鳄们退休后的选择？
直到读了一本书后才破案了：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发展模式都是”熵增式发展“——这与“可持续”天然矛盾。
什么是熵增式发展？
生物学家兼复杂学家韦斯特（Geoffrey West）在《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Scale）中先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做了类比：
人类和机器一样，都是从外界获取能量，转化为身体内部机能所需，推动身体器官一起运转，从而长大。
而这个长大的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如果身体长大将近一倍，比如从一米长成二米，体内的细胞数量会增加一倍，但我们并不需要吃两倍的饭和能量，才能保证身体机能的运转，而只需要大概七成的能量增量。剩下的三成是“节省”下来的。这就是“克莱伯定律”（Kleiber's law）。
或者换成我们更熟悉的词：规模的经济性，或者规模效应——器官可以协同管理，于是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大大超过单个器官零件的运行效率之和。所以人类是节能型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衰老和死亡呢？
机器越复杂，连接各个零部件之间的电路系统也就越复杂。同样道理，人的身体结构越复杂，器官之间就需要更多的连接网络，毛细血管网络相互协调。反而消耗了大量能量；以至于到一定程度，整个系统网络就不得不放弃继续支持新的细胞、新的生长，仅维持原样。人体是个封闭体，容量有限，当规模效应一旦触达能量消耗的极点，我们就必然会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要修复磨损，恢复秩序，就要投入更多的能量，如果能量投入跟不上“磨损”的速度，我们就停止了生长，进入了纯损耗的“衰老”过程。
这个道理换到经济学语境中，就是 “边际收益递减”。不论是企业还是整个经济体，都和人一样，也有新陈代谢，也都会经历“发展—成熟—衰退”的过程。“初创公司”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爆发式增长；而当其变成了“集团”和“发达经济体”，之后的增长只会越来越慢，开始内耗，并大概率走向减速。
但是，经济体和人类身体有个巨大的不同。
我们会衰老死亡，因为我们是个“封闭系统”，能量容量有限；但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理论上容量是无限的。当经济体发展“飞龙在天”，眼看着要“亢龙有悔”时，可以通过颠覆式创新，再上一个台阶。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已经通过各种不可思议的创新做到了这一点：工业革命蒸汽机，电话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每次技术发明，都给经济这架机器重新加了油。
所以，当“旧动力”逐步减退，就要发掘“新动力”、寻找新能量来源。但找到了新能量，就能一劳永逸了吗？
并不能。还有个更棘手问题：
创新当然能使经济摆脱衰退的可能性，跳开马尔萨斯陷阱，但它依然逃不开“边际效用递减”的魔咒。如果我们想保持这种“开放式的增长”，就要不停地创新、不停地范式转移、而且速度必须越来越快——1000年前可以用100年酝酿的“大创新”，现在根本等不及，必须20年、10年甚至几年就要酝酿出来——于是我们很有可能会在一个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上气不接下气。直到到达极点，重新归于热寂。
这就是熵增式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朝着单一增长指标（比如GDP）着了魔似向前冲式“发展——不管资源够不够用，可不可持续。
破案了：只要衡量“更好”的指标不变，这就是个死胡同，前方无路可走。
04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遇刺前有一次著名演讲：
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个人优点和社区价值观，仅关心物质积累。我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超过8000亿美元，但是GNP——里面包含空气污染、香烟广告；包含清理高速公路上交通事故的救护车、大门上的锁、以及关押撬锁人的监狱；包含红杉的破坏和自然奇观的消失；包含汽油弹、核弹头、装甲车、在城市里打击暴乱的警察；包含惠特曼步枪和斯佩克刀、以及那些为向孩子们兜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然而，GNP里却不包括孩子们的健康、教育的质量、和玩耍的乐趣；不包括诗歌的美丽、婚姻的力量、公共辩论的智慧、和公职人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同情心，也不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奉献；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国家的一切——除了为什么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
肯尼迪这段话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灵魂拷问：我们是不是过度沉溺于经济增长的神话？追逐增长是否应该有别的标准？
只要我们衡量一切的指标和范式还是“回报率”和“增长”，就“药不能停”，需要回报率、更高的回报率、和更更高的回报率来支撑。如果我们愿意改变对整件事情的想法，不再以GDP、生产率、回报率和赚钱作为衡量标准。最后真正能救我们于水火的范式转移和创新突破，也许不是技术，不是黑科技，而应该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范式转移，改变我们对“成长”这件事本身的看法——比如开心、快乐、幸福和生活质量，比如“去增长”（degrowth）？
如果有一个愿意把增长扭转向更多“非量化”指标，比如说“幸福增长率”的先行者，再搭配颠覆式治理方法，也许真的会实现这个突破呢？
过于美好了，到这里自己都写不下去了。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弱弱地问一问。毕竟我们的肉身都在这个游戏里，所有人都“skin in th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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