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与造化争妙”:宋代生物色彩创新

 任何物质都由形状和色彩组成,色彩是物质形体的两大要素之一。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有一定的体色即生物色,是生物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相对千奇百怪的形状而言,色彩更显眼,容易识别和概括分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宋人喜欢用色彩来命名物品。例如,南宋方志所载杭州出产的豆类有很多种,名称分别为:大黑、大紫、大白、大黄、大青、大褐、白扁、黑扁、白小、赤小、绿、小红、楼子绿、白江、青豌、白豌、白眼、刀、羊眼,凡19种,除了“刀、羊眼”之外,其余17种都是以颜色命名的,其中白色多达6种,黑色2种,绿色2种,青色2种,赤红色2种,紫色、黄色、褐色各1种。这种命名不需解释,简单明了,是宋代农民的色彩意识和实践应用。宋人用色彩为动物命名的现象也很普遍,以昆虫中的蟋蟀为例,《促织经》中所描述的蟋蟀就有真红色、纯红(青天)、水红色、油丹色,青色、深青色、淡青色、紫青色、灰青色、黑青(明印)、虾青(明白)、蟹青(音明),真黄色、淡黄色、红黄(明令)、紫黄(轻明)、深黄(明哑)、狗蝇黄、拖肚黄,真紫(应响)、红头紫(飞天)、深紫(厚响)、黑紫、淡紫(明净)、紫麻(声撤),真白色、纯白(清花)、淡白(明乐)、白麻头、白牙膏,真黑色、乌青(明象)、乌麻(声撒)、乌鸦色,等等。凡红色4种,青色8种,黄色7种,紫色6种,白色5种,黑色4种,辨识度相当精细,命名雅致,显示的是宋代士大夫的色彩认知水平。

 天然和人文的色彩尽管已经甚多,宋人仍不满足。为适应生活和审美的更多需求,宋人创造了不少新色彩应用技术,在色彩的表现与应用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达、思想的解放,使宋人富于创造力。在色彩方面多有惊艳的创新,使色彩更加丰富美观。如蓬勃崛起的蓝色以及新创的“内蓝”色,新出现的橘红(黄)、杏红(黄)、柿红(黄)更新了橙色,红梅色应用到人文色彩并命名为梅红,使用并命名了新的色彩媒染剂山矾,新发明的黑紫受到权贵和民众的广泛喜爱,天水碧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内容。色彩的丰富和创新在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宋代瓷器工艺繁荣发展、绘画艺术登峰造极、艺术表现不断创新、纺织品图案更加丰富等,也与色彩认知水平提高、色彩审美能力增强等有密切关系。宋代色彩创新的最大成就之一是瓷器釉色,宋瓷之所以达到历史顶峰,主要就是色彩创新,青瓷雨过天晴的意境成为绝唱,成为古代东方审美的最高点之一,至今仍难以仿制;钧瓷更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创造了红紫等令人惊叹的色彩。光彩创新则有皮影、烟火等乃是世界级的贡献。绘画方面,宋人的色彩创新尤为突出,如四川画家赵昌设色之绝前无古人,僧人画家元霭染色的独门绝技,能使所画人物肉色如活,尤以李端愿画芍药不用笔墨全涂色彩的“没骨图”最为出色。故有学者称:“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最深刻也具有文化意义演变的是‘色彩革命’……可谓中国文化之奇观。”据专家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新增、细化的色相、色名中,先秦(战国)时期54个,东汉时期15个,两晋南北朝时期33个,隋唐五代时期49个,辽、宋、西夏、金时期95个。因此,认为中国传统色彩文化最终成型于唐宋。以宋代为主的辽宋夏金时期,新增与细化色相、色名总数占上述各历史时期总数246个的38%,可谓色彩认识的爆发时期。宋文化的发达,色彩的发展功不可没,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贡献很大。

 其中,科技含量最高、历史影响最大的,要数生物色彩技术的创新。根据人的需要,把长期形成的自然生物色通过人工技术短期予以改变,培育出美丽的色彩并形成新品种,是生物色彩高科技的技术创新,在经济、文化、科技大发展的宋代,生物色彩创新有突出表现,在中国色彩文化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然而,史学界对有关宋代动物、植物通过人工干预创新色彩的有关问题,未见系统性的论述,科学史学界也关注不多。现有关于宋代金鱼的论述中,科技史界成果最佳,其他多非严格的学术论文,资料引用也多有错误,而且均未见从生物色彩转变的角度论述者。在此,本文拟对宋人培育金鱼、栽培碧牡丹的变色范例,进行讨论,以就教大方。

 1.北宋金鱼的记载与养殖

 有“水中花”美称的金鱼,起源于中国。最早在晋朝见诸于史籍,当时江州刺史桓冲派人考察庐山时发现湖中有赤鳞鱼,被当做灵异上报。这应属鲫鱼色素细胞突变的野生个体,是偶然的特例。到了唐代,金鱼被半家化饲养并用于放生祈福。宋代开始了规模化的金鱼养殖,如明代李时珍所言“自宋始有畜者”。宋真宗时,已有美术作品描绘金鱼。著名画家王道真“亦善画鱼,得杨晖之奥。祥符中写金鱼一轴,献丁朱崖,甚见称赏。朱崖败,籍入内库”。王道真所画金鱼深得宰相丁谓(按,即丁朱崖)的赞赏,后又被皇家收藏。北宋中期,有关金鱼的事实记载大量出现。人们已将其视之为吉祥之物,“池中仙种,水面灵花,鲜妍文彩之象。士人梦此,占鳌头、夺锦标也”,给予极高评价。根据一本托名苏轼编撰的书记载,北宋中期人们对金鱼的习性和特征已经有了较多了解,如“金鱼生虱者,用新砖入粪桶中浸一日,取出令干,投水中。金鱼浮水面上者,则雨必至,盖其水底如沸汤也。橄榄柤,金鱼食之即死。肥皂水能死金鱼”。说明当时民间养殖金鱼已经比较普遍,而且是庭院池养,故而总结出了若干防治病虫害的办法,这些办法显然不能用于面积较大的天然池塘。

 宋仁宗时期,京西北路的颍州西湖有金鱼成群。大约在皇祐初年,刘敞有诗云:“育育水满湖,中有千金鱼。浮沈得意似太古,不畏网罟畏鹈鹕。绿蒲欲齐藻初密,红尾差差映朝日。疾雷骤雨人莫知,潜有蛟龙取之逸。”此处的金鱼之所以不怕人,当与其为放生有关,也与其色彩奇异、民众不敢捕捉食用有关。该诗的上一首《打魚》说得更明白:

大网如云遮要津,须臾牵网回水滨。

地高势蹙渐逼窄,忽复逸出黄金鳞。

钓叟篙师共惊骇,失声夺气俱逡巡。

素鲂赤鲤不足数,弃掷千万如埃尘。

岂知异物通变化,时暂网中还有神。

时人捕捉到金鱼急忙抛入水中,尚有恐惧心理。这属于公共池塘半野生的金鱼。北宋中期,四川也有关于金鱼的记载,约在英宗治平时,四川人文同曾作普州三亭诗,其中《东溪亭》载:“萍荇翻金鲫,兰苕超翠禽。”虽然不知是否人工养殖,但已成为观赏对象,说明金鱼的分布范围扩大了。东南地区的杭州,水文条件和气候条件比北方更适宜金鱼养殖。苏舜钦在此赏金鱼,最早留下有诗篇。熙宁六年,苏轼任杭州通判,也曾观赏:

旧读苏子美《六和寺》诗云:“松桥待金鱼,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倅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也。昨日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自子美作诗,至今四十余年。子美已有“迟留”之语,苟非难进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寿耶!

苏舜钦在杭州六和寺,竟然整天在那里等待鱼儿出现,可知稀见。四十年后,苏轼在原地投饼饵诱之,才略微浮现一次,仍属罕见。这些金鱼或许都是居民买来放生的,属于半家养。

 以上事实说明,在北宋时期金鱼已经比较普及,既有庭院池养,也多有大池塘的半家养。清代杭州著名医学家赵学敏认为,“金鱼:此鱼自宋南渡始有”,显然是囿于所闻,并非事实。

 2.北宋皇家对金鱼的养殖

 至少从宋仁宗朝开始,皇宫已开始养有金鱼。王珪曾有诗云:“禁沼冰开跳锦鲤,御林风暖啭黄鹂。金舆未下迎春阁,折遍名花第一枝。”可知皇家园林或皇宫中养殖有金鲤鱼,既非野生,也与寺院放生无关。宣和二年(1120年),金鱼正式登堂入室,首次隆重亮相于皇宫:“内出鱼,纯赤色,蔡京等乞付史馆,拜表贺。”红鱼是罕见的祥瑞,大臣上奏章表示祝贺,甚至认为值得载入史册。此红鱼不像其它祥瑞那样由地方进献,而是出自皇宫,应当是宫内新培育的金鱼,因成功而昭示天下。宣和年间,皇家园林金明池每年春季向民众开放,“京师西池春游,内酒库吏周钦倚仙桥栏槛,投饼饵以饲鱼。鱼去来游泳,观者杂沓,良久皆散”。能吸引众多游人长时间围观的鱼,不会是在桥上仅能看到黑灰背的普通鱼,应当是少见的金鱼如锦鲤之类。所谓金鱼,早期大多是红色的, 按五行德运,宋朝火德尚赤,以赤红色为宋朝的保护色和流行色,金鱼的培育普及自在情理之中,某种程度上是皇朝政治的需要。

 3.南宋金鱼的池养与产销

 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南宋。宋室南渡以后,贵族官僚云集杭州,生活奢侈,追求享乐,很快金鱼养殖商品化,普遍用于观赏,培育养殖的花色更多。南宋士大夫岳珂记载道:

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黑章,的跞若漆,曰玳瑁鱼,文采尤可观。逆曦之归蜀,汲湖水浮载,凡三巨艘以从,诡状瑰丽,不止二种。惟杭人能饵蓄之,亦挟以自随。余考苏子美诗曰:“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诗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则承平时盖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南宋时杭州的金鱼养殖开始影响及外地,其颜色变化也更丰富,而且明确是在人家庭院池养。宋宁宗时,四川军事长官吴曦甚至用三艘大船,装上西湖的水,批量购买金鱼,连同饲养者一同从杭州载往四川,可见其在四川,金鱼养殖尚属少见。明人所言“杭州金鱼,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可谓确论。宋理宗时戴埴指出,金鱼被杭州的达官贵人普遍养殖,而且金鱼变色养殖的水平更高:

(北宋时)金鲫始于钱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驻跸,王公贵人园池竞建,豢养之法出焉。有金、银两种鲫鱼,金鳅时有之,金餐为难得。鱼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涝起曝干,复换水,复生鱼,黑而白,始能成红。或谓因所食红虫而变。

他也认为金鱼始自杭州,主要在高官贵族的园林中养殖观赏。南宋时种类已不限于金鲫鱼,还有金鲤鱼、金鳅;色彩也不限于金色,红色之外还有银色以及白色黑纹的玳瑁鱼等。其变色诀窍,一说为将鱼籽捞出晒干再换水,一说喂食红色小虫子(即红丝虫、赤线虫,俗称水虱),整个过程费时若干天,便能使鱼的颜色由黑变白、由白变黄、由黄成金,这种人工控制的金鱼培育技术,属于商业秘密,不予公布,故无记载,无法详细论述。应包括配对、选择饲料、提供产卵鱼巢、人工孵化等关键技术。

 南宋都城杭州无疑是金鱼商业化养殖与销售的中心。沿袭北宋,南宋皇宫之内有金鱼池:“泻碧,养金鱼处。”民间更有着广阔的市场,史载:“今钱塘门外多蓄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豪贵府第宅舍沼池畜之。青芝坞玉泉池中盛有大者,且水清泉涌,巨鱼泛游堪爱。”在杭州城西出现了新兴产业“鱼儿活”,以及一批世界上最早的专业金鱼养殖户,主要供有钱的权贵庭院消费。宋孝宗时温州永嘉诗人许纶也曾买来养育:“买得黄金鲫,投将白玉池。久晴虞涸辙,转壑漾深陂。每施龟鱼食,偏怀网罟疑。今晨水澄澈,梭影泛琉璃”。将买来的金鱼养在精致的白玉水池中,之所以用白石砌池,乃是可以衬映金鱼色彩之鲜艳。随着金鱼家养的普及,价格却居高不下。南宋中期,刘学箕记载其友人“曩客中都十年,见贵戚豪右捜网此鱼为佳玩,每尾不下数千钱”。临安的金鲤鱼一条高达数贯,大约抵得上一只羊的价钱,足见珍贵,一般人家养不起。

 南宋金鱼养殖并不局限于杭州一地。官员和商人在杭州与各地之间频繁更替,因此欣赏和养殖金鱼的风尚也会四散传布。周密所载“吴曦出蜀入朝,多买珍异,孔雀四、华亭鹤数十、金鱼及比目鱼等,及作粟金台盏遗陈自强者”,虽然方向有误,但并非空穴来风。宋孝宗时,王十朋曾任官夔州,“买得巴陵金鲫鱼,又逢公子奋长须”。则是荆湖北路岳州也产商品金鱼。岳珂所谓金鱼“惟杭人能饵蓄之”之说未免绝对,恐非事实,应强调的当是杭州官员和富人集中,擅长养殖金鱼的更多。

 金鱼的色彩美和姿态美陶冶了诗人的情思文采,作为创作题材,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金鱼进入人家庭院,对平民来说多了一种产业以及生财之道,对于文人雅士而言,丰富了他们赏心悦目、修身养性、赋诗作画等新的休闲方式及新的创作灵感。比如著名江湖诗派诗人刘克庄,晚年在福建莆田乡间宅院的小园中筑池养金鱼,屡屡咏于诗中。如:“翠禽娱客有佳哢,金鲫知人无杀心。”其鱼供人观赏,知道不会受到伤害。“满池无处看金鲫,闲猗朱阑听唼声”。金鱼吃食和露头呼吸的声音也很美妙。“相忘金鲫忽然跃,惯见白鸥浑不猜”。跃出水面的金鱼是难得的景观。“藻密难呼金鲫,柳疏未待黄鹂”。池中水草太密,阻碍了金鱼露头。金鱼为宋代士大夫新增了许多诗情画意,正如赵汝腾夸赞朋友文才时所颂:“人皆山斗瞻吏部,谁敢文章近左司。君看玉池金鲫句,尽刊腥腐带仙姿。”人们把徐左司看作山斗一样,写文章无人敢接近,比如那玉池金鲫的诗句,全无陈腐之气,都带有仙人飘逸的姿态。池养的观赏金鱼绚丽夺目,游动姿色变幻无穷,如五彩缤纷的鲜花盛开在水中随风摇曳。此色彩之美很快又进入集萃的织锦之中,蜀锦的细色锦名色中,就有“真红六金鱼锦”,即深红色底上织着游动的六条金鱼,红金两色搭配出灿烂夺目的视觉效果。金鱼中的红鲤现代学名锦鲤,可谓相得益彰。

 一般而言,宋代处于金鱼池养的推广阶段,明清时代才普及到盆养阶段。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我们在理解时却不能绝对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宋代没有盆养,实际上宋代已有盆养的苗头。1961年,有爱国华侨捐给厦门中山公园花展馆一个宋代均窑鱼缸,此鱼缸高1.1米,缸口直径1.2米,缸身最突出的部分周长3.7米,缸底周长约0.37米。肚大底尖,色彩斑斓。这个鱼缸说明宋代已有人用盆缸养殖金鱼了,虽属个别现象,但开创了盆养金鱼的养殖方式。金鱼缸的烧制不会只此一件私人定制,理应是批量生产的,只是缺乏记载而已。

 还应该说明的是,宋代金鱼主要表现在体色不同于野生鲫鱼,尚没有体形的变化。野生红鲫鱼、红鲤鱼是自然存在的,经过长期的人工干预,金鱼体色变异的基因不断纯化,体色基因逐渐趋于稳定并传到下一代。宋人培育金鱼这一物种,无疑是进化现象,以至于引起了创立生物进化论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高度关注,并在1875年载入其第二部代表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第二版:

 所以可以预料,在新品种的形成方面曾大量进行过选择;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在一部中国古代著作中曾经说到,朱红色鳞的鱼最初是在宋朝(始于公元960年)于拘禁情况中育成的,“现在到处的家庭都养金鱼作为观赏之用”。

所谓“拘禁”,就是池养。该书作为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重要补充,是对《物种起源》的进一步论证,也是遗传学研究的经典文献。宋代金鱼在生物进化史研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宋代金鱼培育养殖从少到多,遂至池养化、家养化、产业化、商业化,这一过程也是金鱼色彩变换、丰富的过程,只有这样不断增强其观赏性,让更多人喜爱迷恋,才能普及。宋代金鱼培育是生物色彩的一大创新,是色彩文化的新发展,后来走向世界,至今被誉为国粹。

 宋代植物色彩创新,以牡丹尤其是碧牡丹最为典型。

 1.牡丹变色技术的提升

 宋代植物变色技术,突出表现在培育出许多牡丹新色彩品种。牡丹原为野生的山牡丹,最初只取根部作药用(如滋阴降火的丹皮),甚至当柴烧。唐代开始人工栽培白牡丹,十余年后陆续出现了红色、紫色牡丹,至唐代后期普遍被人重视。也即唐代才发现并开发牡丹的色彩美,周敦颐所言“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即是史实。到了北宋,日渐风行的牡丹已经登上花王的宝座,而以洛阳为中心,包括牡丹在内的植物色彩技术获得大发展。宋人周师厚写道:“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又若天下四方所产珍丛佳卉,得一于园馆足以为美景异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在这座品种丰富、举世无双的园林城市中,尤以牡丹最出彩而甲于天下。欧阳修早年曾在洛阳任职,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洛阳长期有着高水平的园艺技术,花色花型不断变化,技术创新力旺盛。北宋更是发达,《洛阳名园记》指出:“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明确指出之所以花木繁盛,依赖于善长“批红判白,接以他木”的良工巧匠。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宋代士大夫,宋代洛阳有“衣冠渊薮”的美称,众多的士大夫审美眼光高,对牡丹的欣赏、赞美、期望、批评、宣传,是洛阳牡丹繁荣发展的文化基础。他们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学者气质,把观赏牡丹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学术行为,记述了大量的牡丹生物色彩创新。

 所谓“接以他木”,就是采用嫁接技术。欧阳修曾记载了当时牡丹的嫁接技术:“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音篆)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从开紫花的枝条上忽然出现浅红色花朵,是少见的遗传突变,从而可以产生新品种。范仲淹的侄女婿周师厚,在考察记录牡丹品种方面成就更大,他列出当时牡丹品种109个,比40多年前欧阳修所列的24种多出四倍多,这是宋人对牡丹色彩积极追求的结果。此外,他还发现并记录了更多有生物色彩变异价值的科学现象,试举四例如下。

 其一,女真黄:“千叶浅黄色花也。元丰中出于洛民银李氏园中,李以为异,献于大尹潞公(按指文彦博),公见,心爱之,命曰‘女真黄’。其开头可八九寸许,色类丹州黄,而微带红色,温润匀莹,其状端整类刘阁而黄。诸名圃皆未有,然亦甘草黄之比欤。”奇异的女真黄实际是微红的浅黄色,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淡橙色,被在洛阳的文彦博命名为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女真黄”,言外之意是罕见。

 其二,御袍黄:“千叶黄花也。色与开头大率类女真黄。元丰初,应天院神御花圃中植山篦数百,忽于其中变此一种,因目之为御袍黄。”其色接近宋代皇帝御衣的淡黄,名曰御衣黄,平添了一份高贵。

 其三,间金红:“千叶红花也。微带紫,而类金系腰,开头可八九寸许。叶间有黄蕊,故以间金目之。其盖夹黄蕊之所变也。”间金红牡丹所开红花稍带紫色,与“金系腰”相似,但在数层花瓣中夹杂有黄雄蕊,所以称“间金”。其花瓣是由黄色雄蕊变成的,从而科学地解释了花瓣增多的原因,这是世界生物学史上最早发现雄蕊可以变成花瓣的文献记载,在植物学上也有价值。

 其四,二色红:“千叶红花也。元丰中,出于银李园中。于接头一本上歧分为二色,一浅一深,深者类间金,浅者类瑞云。始以为有两接头,详细视之,实一本也,岂一气之所钟而有浅深厚薄之不齐欤?大尹潞公见而赏异之,因命今名。”嫁接一枝,但花开二色,令人误以为有两个接头。是为嫁接而引起“斑花植物”现象,这就是后来的二乔牡丹。

 这些记载反映出以下四个问题。一是通过长期细致科学的观察,宋人发现嫁接可以引起变异,改变植物的色彩,也即人们利用能够遗传的显著变异,主动加意培育新品种,创造出牡丹新色彩。二是宋神宗元丰年间洛阳牡丹达到花色百出的鼎盛时期,产生出“女真黄”“御袍黄”“二色红”“间金红”等新品种,丰富了牡丹花色。三是洛阳银李氏园创新性最强,生物色彩科研成果最突出。四是前宰相、时任地方长官文彦博大力支持创新,两次为新品种命名,促进了新色彩品种的成名与流传。

 2.碧牡丹的成功培育

 宋代牡丹生物色彩创新,最突出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培育出了碧牡丹。碧牡丹起源于何时?学界有不同观点,必须辨明,阻断以讹传讹。或以为碧牡丹最早见于唐朝,其实不然。常用史料是记述唐朝韩愈侄孙韩湘之事:

 韩湘乃韩愈之侄孙,自言“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愈曰:“子岂能夺造化而开花乎?”湘乃聚土以盆覆之,俄而举盆,有碧牡丹二朵,叶上小金字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愈后谪潮州,到蓝关遇雪乃悟。湘又言染花红者可使碧,献于退之。后堂之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为作金稜碧色。明年花开,果如其说(《太平广记》)。

这里所载韩愈名句,在他未被贬、尚未作之前就已出现,明言“能染花红者可使碧”,但实际上却是“染白牡丹一丛”为碧,其荒诞不经、前言不搭后语的谬误可想而知。这是辑录《太平广记》的史料,但《太平广记》的实际记载却与此大异,并没有提到“碧”牡丹,而且明确记载转引自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且看《酉阳杂俎》的记载:

 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公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

韩湘给出的预期选项是青、紫、黄、赤四色,没有提到碧色,然后用紫、粉、红矿物颜料不断对根部进行处理,培育出由白而粉、绿的牡丹。虽无“碧牡丹”之字眼,但碧就是绿的美称,故而多出一色。改称“碧牡丹”的史料,是宋代编纂的书籍,反映着宋人的理念和水平。该书是志怪小说集,主人韩湘子是道教八仙之一,其诡异恐难令人信服,但可以认定为源头或创意。

 碧牡丹的真正问世,是在宋代洛阳。牡丹花以红色、紫色为主,也有黄色、白色,但在北宋时期,出现了奇异的碧牡丹。景祐元年(1034年),曾在洛阳任职4年的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其中列举24种花色,元丰五年(1082年),在洛阳做官的周师厚所作《洛阳花木记》,列出牡丹109个品种,都没有提到碧牡丹,说明当时尚未培育出来。最早的碧牡丹一词,竟是作为词牌出现的。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晏殊出任长安长官,举荐著名文人张先为通判。因晏殊钟爱的侍妾被夫人赶走,张先便以《碧牡丹》词牌作词一首,即题为《晏同叔出姬》者,是最早见到的该词牌。按理应当是先有碧牡丹实物才有概念及词牌,不会凭空想象出如此具体的实物品种。至少是听说过,而且是大家能接受的词语。或许,当时碧牡丹正在试验培育之中,信息却已经传出并引起关注。确切记载碧牡丹者,是两宋之际的张邦基: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赏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

作为史料这一记载比较完备,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方法、有社会影响。宋徽宗时,洛阳欧家的能工巧匠使用了生物技术,用特制的药物堆围在白牡丹花的根部,即改变土壤水分、调节酸碱度影响其光合作用及生长状况,次年其花色便转白为碧,因美妙罕见,每年上贡给皇帝,赏赐给少数大臣,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作为商品,碧牡丹价格高于姚黄。其技术方法与传说中韩湘的大致相同,都是在根部下功夫,区别是韩湘直接用颜料,简单粗暴,欧家则用药物,潜移默化。所言三种底本白牡丹,“一百五”著录于景祐元年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其他两种晚出,著录于元丰五年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在传统色彩体系中,碧色原本是青白相间的浅蓝色,“合青、白而成碧,为西方之间色”。实际上其本意为“碧:石之青美者”,指美丽的青绿色即碧绿。所谓碧牡丹,即青绿色,现代称豆绿牡丹,是唯一纯正的绿色珍品,花为绣球型。奇妙在于花叶同色,新颖、别致、高雅,至今为我国独有的稀世珍品,有“花中之王”的美誉。不言绿而名之以碧,避开直白而脱俗。

 这个新色彩品种的诞生实为罕见的奇葩,不能不引起轰动,成为朝廷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官员翟汝文曾向宋徽宗上表祝贺云:

 天休锡祚,昭眷命于有邦;坤厚荐珍,发鲜荣于植物。光超遐武,事绝前闻。(中贺)恭惟皇帝陛下恭己向明,垂衣御极。湛恩汪濊,浸厚泽于黎元;协气薫蒸,化嘉生之草木。乃眷方舆之効祉,杂然众卉之扬芬。采色相辉,华萼并秀。虽均被一气,悉陶天地之至和;而封殖九重,独先雨露之渥泽。臣等仰缘瑞应,获睹殊尤。彫刻众形,顾莫穷于功力;生成万物,徒咸被于恩光。宏休无疆,景命有仆。披图考古,已陋灵芝嘉禾之祥;纪号升中,宜有泰山梁甫之事。

解析所言,可以得出三点认识。一是把碧牡丹当做像灵芝、竹米一样乃至更稀奇的祥瑞,被认为是天地谐和的象征,上天赐予的美妙色彩,值得祝贺。二是所谓“事绝前闻”者,断非常见的芝草、竹实,只能是前所未有的碧牡丹。三是“臣等仰缘瑞应,获睹殊尤”,显然亲眼见到碧牡丹等,意味着翟汝文当时在朝廷任职,从各种迹象考证,时间当在政和年间。张邦基所载“宣和中”恐为“政和中”之误。考虑到前此已有《碧牡丹》词牌,很可能张邦基以及翟汝文所强调的是宋徽宗朝培育成功,开始上贡、发布,毕竟一个新品种的培育需要长期的试验。

 碧色牡丹虽然并不出现在唐代,但宋代碧色牡丹的培育与唐代《酉阳杂俎》所载多色牡丹的培育工艺相似,应当是对唐代多彩牡丹培育工艺的继承和新突破。这一新技术或新品种有很强的生命力,深受世人喜爱,随着宋室南迁传到了另一牡丹基地,即有“小洛阳”美称的四川彭州。陆游记载的彭州牡丹中,“碧花止一品,名曰欧碧。其花浅碧,而开最晚,独出欧氏,故以姓著”。这一技术发明人是洛阳的欧姓人家,故历来以此命名。其后遂与姚黄、魏紫、赵粉并称为四大牡丹名种。碧牡丹形象因其奇妙不胫而走,很快冲出园林,进入社会。南宋初有一则关于碧牡丹的奇异事件的记载:“扬州参议厅舍,其中堂每日暮有碧牡丹出地中,视之如水影,以足蹙之,蓬蓬然散如金尘而灭。前后政往往见之。其宇起于兵火后,疑地中有埋没金宝,但未有人决意发之尔。”地上幻影每天黄昏定时映现,并与地下可能埋藏“金宝”联系在一起,又将碧牡丹笼罩了一层珠光宝气的神秘和朦胧美,珍贵性更引人注目。碧牡丹以其独特的淡雅而惊艳,显示着文化张力,不久即在社会上复制传颂。锦是最高贵的丝织品,而宋锦又是锦中之最。宋锦花色中就有“黄地碧牡丹方胜者”,成为高雅的美饰。在“世间形象尽成灯”的上元灯会中,也出现了碧牡丹灯。如宋孝宗时常州长官杨万里言:“红锦芙蓉碧牡丹,今番灯火前番,雪泥没膝霜风紧,也有游人看上元。”在因气候等原因削减灯会规模的背景下,仍保留着红锦、芙蓉、碧牡丹等灯笼,使之增添了别样的美妙。而碧牡丹作为词牌名,更扩展了其在文化界的流传。后代甚至有菊花名种称为“绿牡丹”。被借名傍依,是其出圈的声誉和文化价值的体现。

 政和年间的碧牡丹和宣和年间的纯赤色金鱼,均在热爱高雅艺术的宋徽宗朝呈现,既可谓时代的产物,又可谓“德不孤,必有邻”,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两者均引起宋政府的高度关注,作为祥瑞展示并为大臣上表祝贺,乃至一并载入史册,无疑是当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并非简单的观赏奢侈品。实际上,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价值更大,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从色彩而言,鱼之金色、花之碧色,把自然的偶然个别按人的意愿保持固定、选择推广,其飙升的价值就在于新色彩。两者皆为生物色彩新品种,皆引起政治庆贺,皆被编织入锦,达到美之极致。既是自然色彩,也是人文色彩,妙在把源于自然的人文色彩又回归自然状态。作为色彩创新的生物标本,无疑是色彩文化的新进步。

 其二,从生物上讲,两者都是环境影响和基因型之间相互作用发生变异,即生物种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差异,这是生物进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此对生物遗传变异利用的成果,实为生物科技的新贡献。作为生物色彩技术的开创性发展,其外在的色彩美,内在的科技美,具有历史的标志性意义,更有着世界性的深远影响。

 其三,从生活上论,两者无不活色生香,带给世人视觉享受和精神愉悦,让休闲更高雅,让生活更美好,不无“治愈”,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显示着宋人闲情逸致的高妙,提升了宋代审美水平。借用当代新出现的“低美感社会”概念,宋代无疑是“高美感社会”。

 其四,从园林上看,笔者曾提出北宋开封的“园林绿政”概念,即中国园林在北宋进入成熟期并达到第一个高潮,开封园林取得巨大的栽培成就、造园成就、美学成就,影响深远。尤其是皇家园林的平民化与城市园林的公共性,皇家园林定期面向大众开放,将园林的多功能作用发挥到极致,是治国理念的优化。金鱼与碧牡丹,正是宋代园林发展的代表性结晶,在世界园林史有一席之地。也提示了宋式文化柔美、雅致的特性。

 无论是碧牡丹还是金鱼,其设想和源头都出自唐朝,正如颇有洞察力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为现实,”遂使“帝国的文化和科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主观创意到客观实现,在传承的基础上持续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升华。宋代文化、科技大发展显著的成果即系列创制,诸如活字印刷、火药武器、航海指南针、瓦子勾栏、市民文艺、法医学、农学、金石学、方志学等等,而金鱼、碧牡丹则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高技术尖端代表,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史实一再显示,中华民族的创新力在宋代呈现井喷状态,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如此生生不息、逐浪飞翔,创造了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东方文明,造福世界。

 总之,所谓“与造化争妙”,即宋人不满足自然的原生态安排,勇于打破常规,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超越自然,从而以人力夺天工。风花雪月中的高科技,为世间、为历史增添了色彩美,为后代创造了美的新享受,且又最具人文性、艺术性,理当重视与深入探讨。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南大学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吕琪女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们的帮助,特此鸣谢!）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