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16日，从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里，抬下了一具尸体。这尸体魁梧壮实，但已经是遍体鳞伤。从面部表情看，生前的痛苦全然解脱了，也不像以往上吊的人那样吐着舌头，好像他是非常平静而又深思熟虑地去迎接死亡的。

他躺下了，不失是一位汉子；他站起来，更不失是一位英雄。

他就是傅其芳——我国登上世界乒坛最高峰的重要设计师，男子团体、男子单打“三连冠”的总教练。在乒乓球坛，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大师，有几个中国队的强敌绞尽脑汁地想把他斗败，但都被他屡屡捉弄，他们后来都感叹没有傅其芳这样一位帅才。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容不下他，把他推向了绝路……

暴力，不能保证诋毁的成功。他那曲折的人生轨迹，已经为他做出了回答。

人的痛苦莫过于用自己的手来结束生命。4月15日晚，傅其芳在牛棚里做着生与死的最后抉择。

“傅其芳，交代出你们这个潜伏的特务组织！”刚才他还听到这声色俱厉的审问。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在回忆着他在香港的所有经历，但他既没有与任何特务组织挂钩，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特务。自己为什么从香港回大陆，他心里最清楚。

傅其芳1923年生于宁波，自幼丧父，后随家庭迁居上海，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在上海的钱庄里，他当上了小伙计，也对打球着了迷。他个子高大，身手矫健，正手扣球与反手推挡都疾如流星。不管生活多拮据，也不管失业的危机时时袭来，他只要站在墨绿色的球台旁，便荡尽了所有烦恼。

家里对他饿着肚皮打球都不大赞成，直到他第一次喜笑颜开地拿着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时，家人才知道他打球的厉害。以后他就靠着这块几两重的球拍，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这在40年代的上海滩是多么不容易！

1949年，傅其芳去了香港，因为香港的乒乓球水平高于内地，球员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更吸引他的是常有机会与外国名手比赛。出于对乒乓球的爱好，也为了不致在球坛沉沦丢掉饭碗，他练得很苦，球技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代表香港去参加第1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那时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看不起他们殖民地内的中国人，但傅其芳却用他的快速推挡和凶猛扣杀，打得获得过世界冠军的英国队的保格曼和李其无以喘息，赛前还对他藐视几分的英国名将最后无精打采地败下阵来。

他成了香港人心目中崇拜的球星，他击球的英姿在各家报纸上登载，他受到了同胞们祝捷式的欢迎。但他的激动却莫过于一位华侨女教师对他一句力重千钧的话语：“你如果能代表祖国就好了！”是啊，那时他的脑海中一直在翻滚着一连串的问号：是代表几百万人的香港好还是代表几亿人的中国好？若要攀登世界水平，在香港可能性大还是在大陆可能性大？

1953年，傅其芳毅然回到大陆。他忘不了通过罗湖桥时那兴奋愉悦的感情，忘不了他穿上印有“中国”两字运动衣时胸前沉甸甸的感觉，还有他第一次亮相，祖国人民对他的到来所发出的长时间掌声。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心献给这片土地了。自己哪有过当特务的半点心思呢？

这一夜他仍然无法入睡。惨淡的月光照进凌乱不堪的牛棚，照在供他交代用的一叠厚厚的白纸上。还想提起笔再写点检查，以得到造反派的谅解，他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期望，但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祸。检查写得越长，专案组就盘问得越仔细，来龙去脉交代得越清楚，追查的头绪就越多。

哎，这永远赎不完的罪！他猛然想起自己头上不仅仅有“特务”这顶帽子，还外加“资产阶级分子”和“贺龙修正主义集团红人”两顶帽子，历史的、现行的、政治的、生活的，样样俱全，这么多帽子，何时才能脱干净呢？

如果傅其芳平平淡淡，既无棱角也无光辉，他绝对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归根到底，他犯的还是“冠军罪”！

中国乒乓球队受到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接见

傅其芳1950年代中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中国尚与冠军无缘。要想跨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世界上各种打法争奇斗艳，各种流派雄踞一方，学欧洲的固守还是学日本的猛攻？学荻村的全面还是学别尔切克的稳健？傅其芳这位既有眼光又有魄力的教练指出：“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那就是‘快攻’。”这提法在今天也许是司空见惯，但在人们没有认识它的时候便能预见，这正是一个优秀教练员最重要的素质。

为了完成他的设想，他艰难地、一步步地探索着。他既重视优秀运动员，也把眼睛盯在那些不知名的后生身上。1953年，他听说北京少年宫有个中学生庄则栋，便特意去看他的比赛。一些行家说，这个小孩打球不正规，劈里叭拉乱打一气，世界上也没有他这样的两面攻。但傅其芳一眼就认准了他，非要把他选进国家队。

他找到庄则栋的教练庄正芳，庄正芳告诉他：“小庄的父亲是医生，人家有志于让儿子上清华、北大，不想打球。”傅其芳却说：“你磨也要把他磨下来。”过了些日子，庄正芳告诉傅其芳：“磨了多少次才磨下来，但小庄正上高二，家长要求上完高中再去。”傅其芳斩钉截铁地说：“高中也不能上完，要让他马上来。”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实在值得。

傅其芳胆大心细，在与外国人斗智斗勇时，他绝不让分寸。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他得知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他们横扫欧洲，使各队谈“弧”色变。但弧圈球谁也没有见过，傅其芳绞尽了脑汁，通过在香港的老朋友打听一些情况（这在“文革”中自然也列人“特务”行径），又派庄家富去观察，带回了情报。接着他让几个选手苦练弧圈球，使主力队员适应各种怪异刁钻的打法。但是傅其芳不露声色，任凭日本队去渲染鼓噪。

1961年4月9日中日两队决战，由弧圈能手星野对小将庄则栋首先亮相时，日本人才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怕弧圈球。中国选手速度之快常常使他们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这场团体赛仍然打得很艰苦，日本队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抵消了速度的不足，他们死死地咬住中国队，整个比赛大厅紧张到仿佛划一根火柴就会燃烧似的，连一些身经百战的中央首长都退居休息室，让秘书给他们来回通报比分。

傅其芳临危不乱、泰然自若，他沉着冷静地给队员们布置战术。当中国以5:3获胜时，整个中国为之沸腾了。当时正值困难年代，人们不仅为夺得冠军而振奋，更重要的是从中国乒乓球队身上汲取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傅其芳和他的队员们

傅其芳更感到责任重大。日本队决心在第27届比赛中洗去耻辱，他们耗费了数百万日元拍下中国队的技术动作，并频繁地与中国队交往。傅其芳虚虚实实，让秘密武器张燮林只露一面，把木村、三木弄得不知所措后，马上见好就收，造成对方心理上的压力。

1963年春，中日两队又在布拉格相遇，日本教练神机妙算，预料到中国队庄则栋将打第一主力，而荻村又比较惧怕这头小老虎，所以排阵时让荻村避开庄则栋，先碰张燮林，以扬长避短。但傅其芳更敢下赌注，他把实力最强的庄则栋排到第三号主力，让张燮林充任头号主力，这一下日本队慌了手脚，他们在谋略上已经完全失算，结果以1:5的更大的劣势败下阵来。

只有出奇方能制胜，傅其芳是熟谙此道的。当中国人刚刚走向世界体坛，经验缺乏，信心不足，甚至有些外国不友好人士常常从中作梗时，我们多么需要这种能够开创局面、有魄力、有见解的优秀教练啊！

196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个教练取得傅其芳这样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他才受迫害最早、结局最惨，这亘古未有的“冠军罪”啊！

从4月15日晚到16日清晨，傅其芳不知醒了多少次，精神上的痛苦会把他催醒，身上皮开肉绽的伤痕更不止一次地使他疼醒。他昏昏沉沉，幻觉中有彪形大汉在围着他痛打，他惊恐地捂着头，卷曲起身躯；他也偶然做着美梦，自己在颁奖台上扬眉吐气，但一看最终的下场，也只能是一声长叹。

他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招恨”。乒乓班斗完了体委斗，体委斗完了各运动队斗，批斗时挨打，审讯时棍棒如密密的雨点，莫非自己真是十恶不赦？

他脾气不好，给傅其芳当过队员的人都知道，他非常严厉，急了说话都带刺儿，显得有些刻薄和飞扬跋扈，但这只是缺点不是罪过啊！况且，哪一个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指挥没有个性呢？从暴躁得像狮子般的魔鬼大松博文，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彭德怀，有几个是温吞水式的性格呢？

他不拘小节，酒瘾上来能喝10瓶啤酒，常常弄得酩酊大醉。有一次和一个同辈人打赌，他喝一大碗，那人喝一小碗，看谁最终获胜，但要允许上厕所。两个人到后来都飘飘然了，胜利者却是傅其芳。这的确有失一位名教练的风度，但事后他总是悔愧地看待这类事。

前排左二起为郭小川、傅其芳、徐寅生、李富荣，后三为庄则栋

他在旧上海、香港多少沾染了一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气，有时弄得囊中如洗，不得不张口借钱。他工资不到200元，要负担两个家。而中国由于多年的历史沉淀，对结过两次婚的人过于敏感，到了“文革”中更可以有不负责任的胡编渲染，他又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这种种污水向他泼来，他难以承受。

过去他觉得组织上信任他，贺老总理解他，当他迟迟不能入党时，贺老总说：“为什么不发展傅其芳？你们不当介绍人，我和荣高棠当。”多么体贴人的老总啊！可现在还有什么盼头？不仅无处向老总伸冤，老总自己都不知被关在何方？

回大陆十几年，他始终发自内心地紧紧跟随时代步伐，他茫然过，他痛苦过，他却不曾怀疑过，就在1959年，他以教练身份去参加在西德举行的世乒赛，但有关方面突然要求严格控制出国人员，傅其芳作为教练竟被留下，他难过了许久，他依然留在北京训练年轻运动员。后来，他终于被信任了，他珍惜自己多年努力得到的“信任”，并惟恐失掉它。如今岂止是没了“信任”，简直成了恶贯满盈的敌人。哪一个正常人能经受这种精神折磨啊？

一夜快过去了，晨曦一点点地增加着这间屋子的光亮，窗外响起了雄壮的乐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又要开始了。他为了不再挨斗、挨打、受辱，只有一死！他想起了远方不足10岁的儿子，还有即将守寡的妻子，心中涌起无限的惆怅。

傅其芳听到屋外已没有动静，原来看守他的专政队员去出操了。要死就不能错过机会，他迅捷地跑进旁边的小屋内，用插销将门插上，在窗户上系好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了进去。

当人们找到傅其芳时，他已经直挺挺地挂在窗上……

1968年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大院里，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中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大字报。一个比他稍稍年一长的人用浓重的广东话低声地说：“听说国家体委造反派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将来咱们也麻烦。”

姜永宁

那个看大字报的中年人，是1950年代初中国乒坛的继往开来者姜永宁；另一个也是名将，叫王锡添。这两位宿将早在香港就名声大震，姜永宁直拍削球，足智多谋，号称“狐狸精”；王锡添横拍削球，骁勇善战，人称“小霸王”。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锡添的雅号，告发他在香港是个大恶霸，否则何以叫“小霸王”？王锡添已经受了审查，又闻傅其芳进了“牛棚”，他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便来告诉这位挚友，让他有所准备，但姜永宁历来相信党的政策，他反倒安慰起老朋友来。

在那个年代，虽然天天在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没有一个角落不在践踏法制和人的尊严。没过两天，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醒目的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文革”中凡揪则“大”，“大特务”“大右派”“大汉奸”，轮到姜永宁自然也是“大”。

一向喜欢看大字报的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他始终把回到大陆作为最值得庆幸的选择，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作为最令他留恋的日子，他怎么会被视为大汉奸呢？他委屈得直想流泪，但又能找谁诉说呢？那令他辛酸的往事又在他眼前翻滚：

姜永宁的童年充满着屈辱，他父亲遗弃了他的生母，他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当木工的继父收入微薄，怎么可能养活他和哥哥呢？两兄弟很要强，他们常常背土筐子，到乱糟糟的码头，用手扒开垃圾，拣出一粒粒煤渣。拣完一筐筐煤后，小小的身体也像刚从煤堆里拉出来。稍大一点，他又开始给资本家倒尿壶，给日本人擦皮鞋，这大概就是汉奸的由来吧？他实在想不起和日本人有什么来往了。

姜永宁、孙梅英夫妇与女儿姜小英

读了大字报的标题，姜永宁的额头已经冒开了冷汗。他胆子小得出奇，向来都是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他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对立面，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罕见的大好人，但大字报为什么也不放过他呢？“姜永宁40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

那龙飞凤舞的黑字像蹿出纸面的毒蛇，狠狠地吞噬着他的心。

他回大陆是为了破坏吗？那还是1952年，他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后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同年，中华体总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他取得了新中国第一个冠军。

有人给他带话，贺老总希望他留下来，代表中国队比赛，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都可以保留。姜永宁当时已是《星岛日报》的职员，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他觉得强大的祖国才是久留之地。至于待遇，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只是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

那是1955年，中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遇到的净是美国、南韩、南越这样的队，这不仅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溶人了冷战时代志气的较量。在与南韩队对垒时，他们向国内转播现场实况，一口一个“打败共匪”。姜永宁毫不退缩，用惊人的毅力一板板地与对方周旋，为得到宝贵的一分，常常要打几十个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浑身湿透了，还是咬紧牙关与对方磨。三场重要比赛，他都是独拿3分，他用无比的艰辛维护了祖国的声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一级前六名立下了头等大功。有哪一个对祖国不怀好意的人会如此珍惜国家的荣誉？

姜永宁当晚回到家中，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凶狠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她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姜永宁

但姜永宁心里盛不下事，他敏感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整人的人对他已经透露出了凶残的光，一些熟人生怕与他说话受嫌疑，他教过的小队员也总是充满疑惑地看待他。这日子多难啊，遭受歧视真是最大的痛苦了。不久，他又听说了傅其芳自杀的消息，他的处境无法对这事做任何评价，但他无意中在几位队员面前说：“傅其芳自杀的时候把绳子勒在耳朵后，那样死不伸舌头，样子也不难看。”莫非这时候他已经考虑着走傅其芳的路？

姜永宁为人善良，凄苦的童年造成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去揭发任何人，他只是反复寻思是不是说过错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

他对孙梅英说：“我准备把往来的书信都烧掉。”性格倔强的孙梅英说：“有什么好烧的，不要理他们那一套。”

但姜永宁仍旧拉开一个个抽屉，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有文字的东西。孙梅英看着他那副如临大敌、优柔寡断的样子，既觉他诚实得可爱，更觉得他紧张得可怜。丈夫就是这个样子，几年前他们在国家队分别带一个队员，本来孙梅英的学生很怕姜永宁的学生，但孙梅英深知丈夫处理事不果断，便抓住他的弱点布置战术，结果自己的徒弟反倒大胜丈夫的徒弟。

如今，他又在嘀咕，在他眼里没有一封信符合毛泽东思想。这绝不是伪装积极，他从心灵深处钦佩党、信服党，平常都按照党章来对照和行动，在家里也不说一句不利于党的话。有一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贺龙接见兵乒球队员

还有一次，孙梅英管了一个品质不好的队员，她回家唠叨：“教这样的队员非让我少活几年不可！”姜永宁坐下来，很有耐心地开导孙梅英说：“别生气，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老三篇中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

思想上如此追求进步，胆子又这样小，如今又遇上这么大的事，真成了惊弓之鸟。他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孙梅英开门疏通一下空气，哪料隔墙有眼，被邻居汇报上去，又添了一条“销赃灭迹”的罪状，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

5月10日晨，姜永宁离开家，他又忧心忡忡地叮嘱妻子：“四旧的东西再清理一遍扔掉。”为了不让丈夫挂念，孙梅英决心把照片等东西全烧掉。整理到下午，她的队员、女乒国手仇宝琴来看她，关切地说：“我来帮你整理。”一会儿，曾获世界冠军的林慧卿也来了，爽直地说：“你给我，明天早上我扔到锅炉里去。”孙梅英想，现在什么事都“有风就是雨”，如果万一让人看见，又成了转移黑材料，还是自己处理吧。为这件事，孙梅英后悔了多少年。

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孙梅英想起中央曾发过不让抄家的“六·六通令”，便说：“‘中央六·六通令不让抄家。”孙梅英太书生气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专案人员向她大喊：“不抄革命群众的家，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他们又乱抄一气，并拿走了那一包照片。

专案人员拿到照片欣喜万分，他们从里面寻找着立功的机会，有人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他们逼迫他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可怜瘦小的姜永宁被打得在地上爬，又下意识地钻到床底。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国男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左起：梁友能、王传耀、容国团、傅其芳、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姜永宁

这是5月15日的夜晚，姜永宁在拘留室里像一座呆呆的木雕，他都顾不得去擦脸上的血痕。谁见了这位善良老实人的遭遇，也会禁不住流泪。他曾经如此深沉地挚爱着这里的一切。3年前，他从国家队被调到这里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出国、出名的机会少了，但他心情舒畅地接受了。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运动队，每天5点半钟起床，6点半钟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兴趣盎然。

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遍。”入夜，他又要写训练计划，他知道他不善辞令，一个十几分钟的发言他会写上3个小时，他沉默寡言，显得有些冷峻，但他内心却犹如一团火，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他有信必复；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买到后工工整整地钉在木箱内寄出，这在造反派看来也是罪状，因为姜永宁是典型的“好人党”。“文革”的“好人党”是指不能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姜永宁的确是个头上不长角、身上不长刺的老实人。

5月16日清晨，王锡添看着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

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4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

前排左起：容国团、傅其芳、王传耀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候，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无奈，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像潮水般的汹涌。

1968年6月20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整，一双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因为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他，拖着像灌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惠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悲怆！

但，他是个男子汉，又有着十分执拗、甚至过于执拗的个性，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郑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妻子黄秀珍回来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风云变幻，她已做好准备，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过“牛棚”生活。她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把晚饭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来。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吗？”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脸色问。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里闪动着愤慈的光泽。

“你怕什么，事实总是事实。”妻子像往日一样抚慰着。

妻子要开会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蕴含着深情、哀伤和歉疚。因为他决定远行了。

他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为中华民族体育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容国团，你这响亮的名字，曾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容国团，你不该匆匆离开你热爱的球台，不该离开你心爱的亲人，更不该舍弃你的青春与生命。走上这一步，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一个名人之死，人们总是想把来龙去脉弄清楚，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在那特殊的时代，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

可是，在人离世前，不会像摄像机一样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录。而那个年月也太黑暗了，别世的人，留下的遗书也只能是经过筛选的话，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到尽量少株连自己的亲属。他们甚至不能像革命先烈那样，在公开的敌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倾诉自己的愤恨。

在人们印象中，大凡寻短见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从各国强手的密林中冲杀出来的人，一个代表中国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年轻的容国团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1950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13岁因生活困难而退学。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过杂，搬运过又脏又腥的鱼。在老板的呵斥声中，他没有半点的媚骨。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时刻，16岁的容国团兴奋地参加了一场迎国庆的乒乓球表演赛。鱼行老板暴跳如雷，向容国团发出警告：“你马上给我写悔过书！”容国团毫不示弱地回答：“爱国无罪，不能写悔过书。”老板再度紧逼：“你要考虑后果。”容国团更是斩钉截铁：“人头落地也不写！”

他果真辞退了工作。鱼行老板自知赌注下错了。他并不看中容国团的力气，他只是为自己的球会少了根台柱子而后悔。老板不得不反过来加薪，求容国团去球会打球。容国团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绝：“不去！我人穷志不穷。”

1957年，他怀着当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陆。在跨过罗湖桥的第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多年后，他还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我一生最感激父亲的，就是他支持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来。”

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容国团(左2)和亚军、匈牙利选手西多(左)等合影

容国团的意志和品格更体现在对待理想与事业上。他回来后，周密研究了世界乒坛的现状，感到自己应该为国争光，去争取中国人从未得过的世界冠军的金杯。他在省体委提出，要在3年内夺得世界冠军。不少人摇头、怀疑。他身体不好，名望较荻村、别尔切克逊色多了，又没有参加过世界性比赛。他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对他能力的怀疑只能是一种新的动力。为了使自己适应未来的鏖战，他练长跑，练举重，练跳绳。半年过去，他的体质增强了，变得强壮潇洒。而他的技术，也因其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样样精通，而被誉为“八臂哪吒”。

在25届锦标赛中，他先是拉下3位欧洲大将，接着又淘汰欧、亚两颗明星：星野、别尔切克。半决赛中，遇上连挫中国强手的迈尔斯。打法刁钻的迈尔斯，起初以2:1领先。在大势将去的危急情势下，容国团不气馁，不手软，以大力推挡和多变的搓球，终于使迈尔斯节节败退。最后，在决赛中又碰上曾9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人们已为西多准备好祝捷的鲜花。然而，容国团却奇迹般地连扳3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被容国团掀开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

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

容国团这位叱咤风云，受人钦佩的人物突然被推入污泥浊水中，这使他极端苦闷无法解脱，只好以死消除苦闷。

周恩来贺龙与容国团等运动员握手

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我们把时间推到1959年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当他与西多激战3局拿下最后1分，斯德哥尔摩的威斯法伦大厅里掌声四起时，容国团却异常平静。他仿佛在向轻视中国的外国人宣告：为世界创造了灿烂文明的民族，也能拿世界冠军！两年后中国男队与日本队相逢，容国团在第8盘中迫使星野把最后一个球击出界外，从而结束中日决赛时，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扔掉了手中的球拍像个孩子似地在球场内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而欢跳。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把集体的荣誉看得比个人的荣誉重要得多。

在他获得世界冠军后不久，他与队友郭仲恭去北京大华电影院看电影。当他出现在影院时有几位观众惊喜地指着他说：“容国团来了！”先是附近的观众把目光投向他，很快影院里的人都站起来看他，有的向他鼓掌致意，有的要求他讲话。他内心很激动但仍平静地坐着。放映的时间到了，影院的经理走过来对他说：“容国团同志，您不讲话电影无法放映。”郭仲恭也在一旁帮着经理求情：“你好歹讲几句吧。”但容国团真诚地回答：“我是个普通人，我不应在这个场合享受这种待遇。”

容式打法

他就是这样，把个人的名利、声望看得很轻很轻，他鄙视恃才傲物，从不以名流自居，也不爱挤到名流圈子里以示高雅。他喜欢结交普通人；在队里与一些名气不大的队员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与比他晚一辈的区盛联亲如兄弟。这种性格使他在恋爱问题上也与众不同，他获得世界冠军后，向他求爱的有各式各样的姑娘，他却异常慎重，选择了一位并不出名、相貌也不很出众的运动员黄秀珍，他相中了黄秀珍的贤惠、朴实和善良。

他的眼光很准，当他撒手人寰，留下老父、女儿后，是黄秀珍以一种超人的坚毅，担起了沉重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几年后黄秀珍再度组织家庭的时候，她要全家人都像亲生父母一样对待容国团的父亲，使老人的晚年过得舒适安逸。

如果他过于珍惜自己，也不会在1966年6月以后的非常年月里，表现出非常的气节。若想解脱自己，他可以随声附和地大骂“黑线”；他可以信誓旦旦地表示划清界限，甚至可以把已成为“黑标兵”的乒乓球队的所谓内幕揭露出来。他偏不！他宁肯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写下肯定体育战线17年的建议书，即使忠骨毁灭，也决不出卖良心。

毛泽东接见容国团等运动员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容国团是最讲究用脑子打球的。他打球不如王传耀凶狠，也不如徐寅生多变，但他扬长避短，善于琢磨对手，使他率先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中国女队1960年代初实力不如日本，他担任女队教练后，便针对日本队的状况制订了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规划，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中国女队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打翻身仗的前一天，足智多谋的容国团画了一条龙：以梁丽珍、李赫男的名字横贯龙身，而林慧卿、郑敏之的名字充当龙睛，喻意两块直拍一路攻克欧洲各队后，由两块横拍在最后决赛中制服日本队。他的这一杰作，指挥中国女队打了漂亮的翻身仗，第一次赢得女子团体冠军。

中国乒乓球女队第一次赢得团体世界冠军

容国团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好学，一本书、一杯茶常常能陪伴他度过一个假日。他精神世界追求的东西很丰富，知识面之宽广常令人吃惊。一次出国访问，他同一个意大利人交谈，他讲起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讲到了他打仗时的战略战术，讲到了他的为人品质，这位意大利人听后感慨地说：“你比我这个意大利人更了解他。”原来，他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时，曾作过详细的笔记。

周恩来接见容国团

他喜欢音乐，常常陶醉其中，一些年轻的运动员见他如醉如痴地听唱片的样子，曾感到奇怪。他会详细地讲述作品的内涵：《英雄》的激奋、《命运》的壮丽、《田园》的辽阔，逐渐使一些年轻运动员也跟他一样入了迷。他还爱踢足球、游泳、跳舞、书法、剪报，尤其喜欢看电影，他就是这样热爱生活。他有坚定的信念，有奋斗的目标，有充实的生活……而一旦这些东西全部破碎的时候，他的心理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爱之越深，苦之越大。

毛泽东接见容国团

容国团也是凡人，凡人总是有缺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他崇敬毛泽东，深信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是不会把中国引向歧路的。尽管一些怪诞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多让死人听了都会发笑的谬论充斥在每个角落，他仍想跟着运动去扭转思想，但正直的心又不能轻易就范。

刘少奇接见容国团

从感情上去接受自己接受不了的东西，这有多痛苦！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

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老领导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上吊，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曾为他的领导，他的战友落泪，然而他又无力扭转。

是男子汉就要抗争，“人生能有几次搏”，这是他以往为人的信条，如今，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他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执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他希冀着党中央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和战友们一起盼着、盼着……

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它肯定了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有《5·12通知》“指航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的名字被点，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交代，他依然公正地评价他的战友：“他们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像变了一个人，他很少说话，眼神中总凄婉地若有所思。他感到已经走到了毫无指望的绝路—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又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的决定大概是万古不会更改的真理了！他更无法平衡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忧愁，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

他离开了家，走到了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他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的压抑，成荫的柳树像是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像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像死一般的寂静……

晚上9时，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并没有来。11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

“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

凌晨4点半钟，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整个体委都震惊了。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

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又清楚又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他的性格。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叹息：“哎……天哪……”

他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记录。

一直在与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周恩来总理愤怒了，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

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容国团一个人的死，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

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经详细调查容国团的死因，他的遗体在几天后才火化。极“左”势力那时也是强大的，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他家里进行了一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

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30岁，离他拿世界冠军的日子仅仅9年……

来源：《春秋》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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