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及其代际差别

混混群体的“江湖”规矩

目前，第二、第三、第四代混混共存于“江湖”之中，他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处世规矩和文化，其中最为核心的特征是：混混群体通过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无形却又实际存在的组织结构。每个混混的关系网络都以自己为中心，其外围主要是同类混混。这样，混混之间就通过关系网络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这些关系网叠加在一起，还形成了大致的分层体系。每个混混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活动范围不同，在不同范围内维持着一张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他们首先与自己“同一阶层”的混混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与“上一阶层”的个别混混保持良好关系，同时笼络一批“下一阶层”的混混“在手下”。市区混混中的“佼佼者”是这个层级体系中的领袖，其他混混是他下层的“士兵”；当然，那些相对独立的在镇混混和在村混混也是“领地”大小各异的一方“诸侯”。

这样的层次关系网络，是乡村混混在混世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降低混世风险的“护身符”。因为混混混世主要依赖暴力威胁，而混世实践使他们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将其他混混的力量也抓在手上，才能形成一个网络和“帮派”，在需要的时候相互照应。这就要求混混们必须讲义气，“够朋友”，这样才能笼络到同类混混，需要时才有援手，他们的“事业”才可能“有所发展”。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混混仅仅依赖个人力量“混”，他们或因心狠手辣或因不怕死而闻名于周围村镇，一般小心过日子的村民固然不敢惹这种人，就是一些外地经营者也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而忍气吞声。这种混混因其痞气、匪气震慑乡里，但终究难以进入乡村混混的“上流”，其能量有限。一旦遇到不顾一切抵抗自己的村民，他们往往容易大伤“面子”，遇到有“帮派”背景的混混也难以应对。

乡村混混与市区的大混混一般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许多乡村混混与大混混维持着一种松散的依附关系；退一步，如果条件不足，无法与大混混形成依附关系，至少也不要形成敌对关系。如果得罪了大混混，尤其是本村本乡混出去的大混混，乡村混混很容易遭到打击。这种打击甚至不需要大混混亲自动手，大混混指使依附他的小混混便能轻易制造麻烦。乡村混混对市区的大混混一般都有所畏惧，这是因为双方势力大小有别，混世方式残忍度也有差距。在镇混混“混”的手段主要还是灰色的，而市区混混的手段已经超越灰色，常常达到了黑色的境地，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市里的混混有枪，这些小混混能不怕？”

混混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组建关系网络的方式很多，可能是依赖血缘关系天然形成的，如本来就是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同村等关系；也可能是通过战友、同学等关系形成的；还可能是特意通过联姻、拜把子、结干亲等拟血缘关系形成的；或者仅仅在混世过程中偶尔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总之，关系网络建立起来，混混也就有了自己的“组织”。在社会学意义上，组织就是由许多个人经过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因此，关系网络也可以算是一种组织，它类似于团体和单位，也能粘合、凝聚人群，形成一个特定的结构。这种特定结构对于乡村混混而言，也更能规避政府的打击风险。连一般的村民都清楚，真正“厉害”的混混就是能够将关系网络结构“玩转”的，而那些正儿八经地制定章程、成立组织、宣称团体目标的，不过是涉世不深的小混混或年幼无知的小孩闹着玩而已，他们很容易遭到政府的打击。

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网络所结成的这个结构中，不像正式的团体有明文的章程和准入证。它并没有正儿八经的明文制度，甚至没有成员和非成员的明确分界线，只有模糊不清的习惯，心照不宣的规矩，和通过交换而来的特权和利益。关系结构的建立和运作依靠的是人情交换制度。混混圈子内部流行“赶人情”，结婚、生子、生日、父母生日都属于赶人情的场合。借此，乡村混混之间建立了一种“熟人关系”，以熟人关系规则行事。不过，大混混与小混混的人情交换在数额上并不平衡。大混混向依附于他的小混混赶人情的数额比一般水平高很多，他们在赶人情和日常生活中都应该表现出慷慨。大混混平时对小混混会非常“仁义”，比如经常请小混混们吃饭喝酒、给钱花，这样，才能获得对小混混的支配力，一旦要求他们出去打架，他们就听命前往。小混混们甚至以被他叫出去打架为自豪，认为是看得起自己。大混混和小混混的关系，构成了布劳所说的社会交换关系。布劳认为，在社会交换中，为了获得利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会甘居臣属地位，选择尊敬、服从等作为回报，这就等于认可了强势地位者的支配权力。

混混的关系网奉行习俗和惯例，没有人刻意去制定规章，但背后却有看不见的压力，在这个压力支配下诞生了“规矩”，规矩实际上就相当于正式团体中的“制度”。关系网内没有严格界限，两人间守规矩就是关系，不守规矩就不再有关系，来去自由。比如在打架时，大混混叫不动某个小混混，他以后就不会继续给小混混恩惠，甚至可能将他辞退。而在关系网络结构中，大家都知道，是小混混违背了关系结构中的人情交往原则，从而会逐渐被这个关系网络结构甩出去。关系网络结构随意、自由，其运行靠的是模糊逻辑。说它模糊，但在乡村混混的圈内，人人都很明白。这样，通过关系网络结构，混混群体就完成了组织化重构。

在混混的关系组织结构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一种是合作型关系，一种是依附型关系。合作型关系中，混混个体本身是独立的，他的混世行为和混世空间具有独立性，他与其他混混之间保持合作，在混世过程中出现困难，需要“人多力量大”式的援助时，其他混混基于合作关系出面帮忙。此种合作是混混个体保持独立性基础之上的合作。在依附型关系中，混混个体本身并不独立，他们的混世行为受一个或几个大混混的庇护，混世空间来源于大混混的“恩惠”，是大混混的“势力范围”。大混混要维护其势力范围需要更加日常性的威慑力和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手下有许多小混混依附于他。无论是合作型关系，还是依附型关系，关系本身都具有互惠性，人身控制有限度，并不像黑社会组织那样严格受江湖规矩和“帮规”的控制。

一般来说，市区大混混手下都有许多与其保持依附型关系的小混混，部分势力范围大的在镇混混也是这样；而在镇和在村的混混大多是独立的个体，互相之间保持合作型关系。乡村混混与市区大混混之间常常也保持合作型关系，虽因“势力范围”不同，平常联系不多，但必要时保持互相合作。当然，混混之间保持何种关系，还与混混所把持的资源条件相关。依附性关系的成本更高，需要高资源才能维系，只有可以谋取更多的非法利益，才能支付保持依附型关系的成本。在合作型关系和依附型关系的盘根错节中，乡村混混逐渐组织起了新时期的乡村江湖联盟。

在江湖中出人头地

混混与新穷人时代

目前，这种“成年不退出”、继续在街头游荡的现象越来越常见。1980年代，混混属于青春期问题。很多混混等过了青春期，也就开始过老实农民的安分生活，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世纪之交以后，成年不退出现象越来越显著。其中一部分“混上道者”是因为有足够的江湖利益可以谋取，而且通过关系组织结构来规避江湖的风险。另外更多的混混，不再以暴力混世，过上了在街头游荡、漫无目的、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

这种变化背后有社会变迁和心理结构方面的原因。世纪之交以前的农村社会，虽然与传统社会相比已有很大的变迁，但基本上还是“穷人”的社会、贫乏的社会。大家都还比较相信勤劳致富、勤俭持家这些理念。“混混”因此多是青春期问题，混世是年轻人在贫乏社会中对生活的一种想象和突破。多数人也仅仅在青年阶段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很少在整个生命历程里突破这种“穷人社会”的限制。因此，当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就很容易返回传统时代农民的老路上，突破穷人社会的想象也就戛然而止。

但是，随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混混通过混世而成为富人、企业家。人们越来越发现勤劳致富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可能，他们相信混世的成功，相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与身边那些生动的致富故事相比，“勤俭持家”的人生太无趣了，甚至很多小康生活的人也越来越有失落感。人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过去大家都是穷人，如今身边有了很多富人，勤俭持家、努力工作的人也越来越成为穷人。在这种“新穷人社会”中，那些随着年龄增长丧失了暴力能力的混混，不可能再以暴力混世，也不愿意与祖祖辈辈那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他们生性懒惰，没有技能，不愿意努力工作，因此成天在街头游荡，靠打牌、赌博混日子，以家里供给为生活来源。据估计，咸宁城区内可能就有上千这样的“老混混”。这些不愿意成年退出的“老混混”实际上也正是“新穷人时代”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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