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审判指导》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主办的针对职务犯罪案件审理的业务指导和研究性出版物。其中你那个“法律适用分析”版块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第1辑收录了编号为1-12号案例，第2辑收录了编号为13-27号案例，既涉及实体性质认定，也涉及证据审查标准，在实务中具有较强的参照意义。现将第13-27号案例裁判要旨汇总如下，与读者共同研究、学习。
《职务犯罪审判指导》第1辑收录的第1-12号典型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认定是否属于受国家机关委派到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应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看该社会团体是否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二是看行为人的任职是否体现相关国家机关的意志；三是看行为人是否行使公共事务管理等国家职权。
14.以出资分红为名收受贿赂行为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掩盖罪行而以出资分红为名收受贿赂，应当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根据案件事实计算犯罪金额。
在审查行为人的“入股分红”行为是否属于隐秘的行贿受贿性质时，可以从行为人投入资金是否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行为、行为人获取收益是否符合股东入股分成、入股款是否计入项目股份及用于项目支出等角度综合判断。对于行为人虽注入资金但未占项目合伙股份，“入股资金”未计入项目资金、未用于项目开支，未参与经营，与其他股东没有风险共担等共同投资所应具备的约定的，不能视为投资入股。
——国家工作人员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财物之后没有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调离原工作岗位，利用原任职务掌握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线索，承诺帮忙疏通关系，向线索指向对象索取财物，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索贿行为，应当以受贿罪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供一人公司使用，属于挪用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但有证据证实一人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的，应认定挪用公款供自然人使用。单位负责人决定将公款出借给自然人使用，并非为了单位利益的，仍然应当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审查认定单位负责人是否系为单位利益出借公款，要从单位视角出发，综合出借公款的起因、借款时单位是否有出借公款需求、款项出借风险情况、出借利益归属及大小、单位负责人对单位款项出借条件的主观认知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我国现行有效的明确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境外存款和投资情况予以报告的国家规定为201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隐瞒境外存款罪中的存款不限于合法财产，亦可包括非法财产，但该非法财产应当是证明构成其他犯罪证据不足情形下的非法财产，而非已查明构成其他犯罪情形下的非法财产。境外存款已经查明系贪污等犯罪所得，行为人隐瞒不报的，一般不以隐瞒境外存款罪定罪。
——考虑当前国家土地政策多次发生调整、变动以及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加强诚信政府建设等背景因素，在地方政府未能履行招商引资承诺并返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避免政府违约而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的，尽管客观上造成了公共财产损失，但鉴于其行为具有维护政府诚信、“新官理旧账”的性质，一般不宜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为人对于他人代为支付“跑官”“买官”费用具有概括故意的，即便双方对具体数额事前无通谋，仍应按受贿犯罪处理，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计算。
——价格认定报告应包括价格认定依据、过程及方法。就房屋价格认定而言，选取市场法对房屋价格进行认定的，价格认定报告应包括选取的可比实例房屋情况及依据可比实例进行价格计算的过程和方法。应对价格认定报告所附价格认定依据、过程及方法进行实质审查判断。
——党政领导干部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请托人为了与其搞好关系而进行长期“感情投资”的前提下，党政领导干部虽实际出资但未参与经营管理，即只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的“旱涝保收”型合作投资，且所获“利润”明显高于出资应当利润，或者所获“利润”与企业经营情况无关，可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但收取了超出出资比例分红的，则超出部分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合办的公司谋取利益的一种对价，属于权钱交易的范畴（受贿数额=实际收益-出资额-出资应得收益）。
——国家工作人员借助自身的公权力通过约定免除了自身本应承担的风险，其炒股导致的“亏损”是一种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到受贿金额中。此类案件犯罪既遂的认定，需结合受贿罪权钱交易本质特征进行判断。对于利用他人股票账户及资金炒股的亏损受贿数额的认定，应兼顾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及司法经济原则。
——民营企业员工在本单位内控部门谈话期间交代收受商业贿赂的事实是否构成自首，应在厘清监察机关谈话与内控部门谈话区别的基础上，分层依次进行审查。监察机关和企业内控部门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监察机关谈话与企业内控部门谈话在被谈话人的义务、谈话程序的要求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民营企业员工在本单位内控部门谈话期间交代收受商业贿赂的事实是否构成自首，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从举报线索指向是否具体明确、谈话方式是否带有强制性以及是否发生影响自首认定的后续行为等方面分层依次进行审查。
——在实践中，因房产价值较高，一些案件中出现了“贷款行贿”的现象。在认定受贿犯罪时，应当按照行受贿双方达成的合意，结合涉案房产的价值确定具体受贿数额。通常将受贿人实际取得涉案财物作为认定受贿既遂的重要标准，即使没有办理权属登记，只要有证据证实受贿人实际上对涉案房产实现了控制，即应认定为受贿既遂。受贿人收受未还清银行贷款的房产，抵押对应的未偿还贷款本金部分应认定为受贿未遂。认定未还贷款本金部分未遂，与认定收受房产既遂实质上并不矛盾，只是对房产价值做出的精细化认定。将尚未还清贷款本金部分认定为未遂，有利于追赃挽损工作的顺利进行。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向行政管理对象索取中标工程项目，自己组织施工获取的利润本质是权钱交易的结果，还应当进一步从是否有投入、是否承担市场风险的角度判断行为人向行政管理对象索取工程项目，自己组织施工获取的利润是商业机会还是财产性利益，进而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民企经营者谋取利益，没有收受民企经营者财物，后又通过该民企经营者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该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民企之间具有监督、制约关系，即使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民企经营者谋取利益，只要通过该民企经营者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该请托人财物，即构成受贿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民企之间不具有监督、制约关系，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民企经营者谋取利益，即使其通过该民企经营者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也与其职权无关，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该请托人财物，不构成受贿罪。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严格依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依法稳妥审理每一起外逃职务犯罪案件，做到以案释法、以案促追逃追赃，用法律的权威感召和震慑外逃人员。
外逃人员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即使在外国因为各种原因被采取强制措施，但由于外国不是我国司法主权可以控制的领域，犯罪分子不是被我国司法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其完全可能利用各种复杂的外国法律程序，拖延诉讼程序，甚至有些犯罪分子还可能由此逃脱被引渡、遣返等后果，使我们短期内无法对其进行追诉。因此，外逃人员只要在回国之前主动放弃反抗，达到节约诉讼成本的自首本意，就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人民法院在办理外逃人员归国案件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审查被告人的悔罪情节和退赃程度，切实体现宽严相济，严要严到让负隅顽抗、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付出惨痛代价，宽要宽到让能够投案自首、退出赃款的被告人真正体会到“回国投案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