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平 杨琳韬 | 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困境审视

本文刊于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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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横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治理术的不断发展演化，“时间”原有的进步色彩与文明光环已经暗沉下去，而嬗变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异己力量，操控、规训、吞噬着人，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抛入多维度的时间异化网罗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囿于自身内蕴的矛盾性，则无法对此实现自我修复和困境突围。这便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至今无法绕开的时间异化困境问题。

相较于空间问题的高热度研究现状，当前理论界似乎并未给予时间问题以同等的、足够的、全面的重视与关切。在当下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批左翼学者围绕时间加速问题作出的思考探究，如尼克·斯尔尼塞克、保罗·维利里奥、威廉·苏伊尔曼、克劳斯·多利以及哈特默特·罗萨等学者深耕的社会加速批判思想体系，并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转向标之一。

然而，除此以外还存在多维度的时间异化境遇，应予以综合式的批判性审视。客观地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异化境遇已主要展现出量化时间的物化统治、自由时间的隐性剥夺和生命时间的全面治理等多重运作态势，集中表露出资本对人的生命生活时间的全面化、幽微化的吸纳与治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由此被规训成为服务于资本增殖活动的驯顺主体，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总体化渴求。

时间是人存在的基本维度之一，人在时间中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这里所谓的“时间”并非超脱于人类实践活动之外的抽象的纯粹时间，而是处于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感性活动得以展开的生存论境域，其总是具体地体现为劳动时间。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人正是在劳动时间中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

然而，在不同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阶段，劳动时间的展开方式及其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影响有着深刻不同。 

在自然经济本位的前现代社会，劳动时间体现为混沌模糊、过度缓慢的自然循环时间。

一方面，此阶段以渔猎农牧等为主的物质生产活动粗重散漫，劳动生产时间主要以自然节律的循环变化为准绳。与之相应的时间标志法是一种任务导向形态（task-orientation）：完成劳动任务不必刻意准确计时，只需在特定的劳作周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也就意味着古代社会的时间建制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与“生活”之分。

另一方面，在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中，土地是劳动者的天然“工厂”，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同一。在此境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劳作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身及相应共同体的生存生活需要。

那么，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则是内在统一的：劳动主体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自由创造度及其质的生命活动轨迹，相应地呈现或融合在前现代自然经济本位社会的劳动时间维度当中。

而到了市场经济本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操控中被物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活动的量化时间。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割裂了前现代社会中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统一性，使二者处于分离反转状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转的机制在于雇佣劳动制度，其前提则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在此条件下，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从而成为一种商品供资本家消费和支配。那么劳动者实际上是在转让、出售一种承载着自然生命载体的特殊财产权。在此过程中，劳动时间的内部便发生了一种分化和翻转：客体化、抽象化的劳动时间拔高为一种抽象的主导力量，支配着主体化、能动化的自由劳动时间。

另一方面，以商品交换和利润增值为主要特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时间提出了精确计量的基本要求。就此而言，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与劳动量的多少紧密挂钩，而具体劳动量则由劳动时间来精确计算。这就意味着，劳动时间开始从前现代社会的混沌散漫状态演化为可分割、可计量的量化时间，并在资本的逐利本性活动中受到精确蚕食。由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异化困境便拉开了序幕：主体的、质的“活劳动”被客体的、量化的“死劳动”反转吞噬，主体的、能动的劳动时间被客体的、量化的劳动时间所统治。

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的异化境遇便首先体现为量化时间的物化统治。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域延伸来看，量化时间在资本生产体系中充分彰显了其异化式的现代性特质。

其一，量化时间成为生产效率的衡量尺度之一。在计量化的价值生产特性中，量化时间成为衡量商品价值和生产效率的标准尺度之一，并以一种客观精确的效用标尺矗立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

马克思因而指出：“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在量化时间面前，一切生命生产活动及其运转节奏均被抛入精准计量的时间算盘之中，受到资本生产齿轮的精确重构与度量管控。在此境况中，量化时间已不再是确证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的空间”，而是作为主体自由时间的异化形式和对立面而存在。

在时间维度上，资本对生产效率与剩余价值的追逐就体现为对量化时间的吮吸利用，而量化时间的主体成分则源自劳动者的“活劳动”时间。那么资本对利润的嗜血本性就决定了它会最大限度地占有和延长工作日，并尽可能多地蚕食和支配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如马克思所说：“对象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在此过程，资本力量对“活劳动”时间的量化吞噬甚至不惜突破生理和道德的双重界限，以确保剩余价值的持续繁殖和其自身的统治地位。

其二，量化时间强化了时间与数字之间的互动依附关系。劳动时间的计量体系的出场，意味着“时间”与“数字”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依附关系：时间成为数字的主要载体之一，数字则是时间在价值生产中的规范化表征形式。

这种互动依附关系增强了经济单位表征的精确性和生产效率度量的规范性，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量化时间的数字化管控与裁定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机制均受到了深刻而幽微的影响。

一方面，时间的“数字化”展开状态使其自身发生了“祛魅”，丧失了在前现代社会的悠长循环特性及哲学宗教色彩。由此，时间蜕变为了一个游走于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标尺性、客观性的物化概念。

另一方面，时间由于其“数字化”呈现形式而成为个体之间平等的“天赋权利”。随着现代商业贸易生产体系的出场和数字与时间之间的同构关系的达成，时间开始变为个体的潜在财富，其在成为劳动量、价值量的衡量标准的同时也承载了货币属性，从而蜕变为一种“天赋的”流通商品,可以在市场成员之间平等地交换买卖。

这样一来，时间以一种客观化、明晰化的数字单位和物化的价值尺度，被资本物化为行走于现代社会的至高的价值标准。

其三，量化时间彰显了线性时间的永恒向前、快速流逝的现代性特征。作为一种计量化、数字化的价值尺度，量化时间宣告了悠长缓慢的前现代时间特性的谢幕，而其珍稀的价值属性催生了一维向前而快速流逝的线性时间主导局面，从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生活世界的运转节律。

在资本的“进步强制”机制推动下，这种永恒向前而不可逆转的量化线性时间快速运转、稍纵即逝，构造出了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 。于是，主体生命的时间结构遭到了物化式的深彻扭曲。

现代人被置于动荡不安的线性时间的高速运转节律之中，愈发体验到时间匮乏和身心焦虑。这种加速动荡的时间运转特性在《共产党宣言》里得到过深刻揭露：“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就此而言，它亦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一种类似呈现形式：量化时间主导的物化节律侵入了人的意义领域和生活世界，以精确量化、线性一维的高速运转特性渗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细血管，将现代人的主观生命体验夷为整齐划一而快速行进的单向度扁平化状态。

综上来看，量化时间已在现代生产活动中深彻地异化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运转节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结了前现代农耕文明中缓慢悠长的时间运转节奏，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带入效率至上的量化生产境遇当中。就其进步意义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构出的量化时间结构意味着生产效率的大幅攀升与物质文明的拔高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特性却使得这种原有的进步性趋于落空。劳动者被强行纳入这种抽象被动的时间结构，并在生产活动过程中遭受着这种异化时间观念的强化支配。在当今资本生产机制不断进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致力于通过现代技术提升对量化时间的管控水准。

一方面，日益先进的机器体系规定了“时间表”的精确利用法则：劳动者开始进入随时随地、随叫随到的状态；另一方面，劳动者在现代机器体系中逐步“去技能化”，丧失了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被迫按照机器体系规定的时间节律来运转。

因而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就是能工巧匠，是劳动时间走向物化状态的助力器。在机器体系的量化生产节奏支配下，劳动者的目的性诉求悄然退场，蜕变为整齐划一的零件原子被安插在资本主义量化时间的齿轮上永不停息地快速运转，从而沦为丧失了主体能动性的“赤裸生命”，被迫接受资本力量的物化统治。

量化时间的物化统治打开了多重时间异化困境的闸门，与之相随的是资本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窃取侵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量化时间节律启动了价值生产的引擎，现代人每时每分的时间节点都落入了资本生产的筹划之中。

就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而言，马克思已揭露出资本家殚精竭虑延长吞噬劳动者工作日的事实。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经济范式中，处于生产活动之外的非劳动时间作为一种商品，愈发成为关涉资本增殖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就意味着，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开始受到资本进阶式的觊觎和吸噬。这一过程呈现出资本对主体自由时间的隐性吸纳和幽微布控：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逐步蚕食劳动者的生活时间与自由时间，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随之不断萎缩，逐步沦为消费活动与资本增殖的附庸者，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总体化渴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资本对自由时间的蚕食手段比较粗糙单一，主要是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日界限来达成自身的增殖目的。资本的嗜血逐利本性则使其不惜突破工作日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将工人群体置于被无情宰制的凄哀境地。

为此，工人群体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抗争，直到情形有所改观，资本主义在压力中被迫调整了自己的生产策略：由延长工作日转变为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

从表面上看，工人群体似乎取得了胜利，其自由时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然而，资本在明处放下了屠刀，却又在暗处举起了镰刀。资本家开始通过机器手段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在此过程却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

这样一来，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又变相地被资本规划和占用了。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熄灭革命反抗的炽热火焰，并促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技术层级和治理术上继续改进。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进化发展炮制出了一丝狡黠的曙光：消费主义催生了闲暇时间，酿成了自由时间的支配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后工业社会”的资本运作重心已由“生产主义”范式转向了“消费主义”范式。

在此背景下，物质财富的不断充裕与劳动时间的相对缩短，使得工人群体在繁忙的工作时间之外能够投入各种休闲娱乐活动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占有或复归，而是表露出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诡谲进化：自由时间被物化为一种物欲式的商品，成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工具人”。

即资本将自由时间包装成为一种促进自身生产与再生产的商品，供劳动者“自由地”消费和使用。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在消费主义的运行机理中被深度操控、隐秘剥夺了。

具体而言，盛行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对自由时间的窃取侵蚀经历了一个递进的过程。

首先是刺激人的虚假需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登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位置，其对自由时间的消费利用则以刺激需要为前提。

在马克思那里，“需要”被区分为两种：“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前者是指用以维持人的生命机体正常生存运转的生理需要、自然需要与基本需要；后者是在自然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产生的进阶需要，体现为对物欲、消费、享受等层面的追求，其实质是资本激发的主体欲望的扩展膨胀，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虚假需要。

在消费主义经济范式中，资本增殖正是以刺激人的虚假需要为前提的。“一方面，人的欲望的扩张不断地推动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又使人的欲望空间不断扩张。”显而易见，人的虚假需要的不断扩张与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助推之势。这也是消费主义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借助网络科技、空间布局等各种媒介手段，炮制出各种鲜活诱人的商品形象，并在“符号化”的编码过程中诱导人们对物欲享受的贪婪追求，将劳动者推入“物体系”中的拜物教迷境。

其次是时间的商品化。自由时间的价值属性决定了它会被消费主义经济范式编织进商品范畴，成为资本增殖活动中的坚实助力器。

在鲍德里亚看来，由消费主义衍生的商品化逻辑已渗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层细胞，非劳动时间也“在劫难逃”，成为承载着价值标签的珍贵商品，诸如休息散心、购物娱乐等休闲活动都改头换面作为一种自由时间的消费品而被大肆贩卖。

就此而言，受消费主义操控的娱乐休闲时间事实上是一种乔装打扮的商品价值的承载者，它的存在只是意味着劳动者用金钱换取从劳动时间的束缚中逃逸出来的短暂机会，“所以它是不自主的：它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规定的” 。

并且，自由时间商品化的吊诡逻辑还在于，它在高效助推资本增殖目的的同时又缓解了劳动者在劳作过程中产生的疲惫紧张感，转而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或劳动效率。

由此来看，自由时间的商品化实际上仍然处于劳动时间的延长线上，以至于有论者抛出“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闲”的论调：除了睡眠时间，其余都是工作时间。此种见地深切地反映了资本逻辑隐性侵蚀自由时间的幽微事实。

对此，有部分论者持不同声音，将闲暇时间等同于自由时间，认为随着消费主义经济范式的不断发展改良，人们用于休闲养身的闲暇时间将真切地不断增多，这或多或少都意味着自由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归。这种观点误解了“自由时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真实含义。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实际上有着双重内涵：“生产性的自由时间”和“消费性的自由时间”。前者指用于从事艺术、科学等创造性的高级活动的时间；后者指用于休闲娱乐、消费享受的闲暇时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用于物欲享受的闲暇时间，却没有切实获得用于从事高级创造性活动和实现个人潜能的时间。而这种“生产性的自由时间”才是自由时间的本真含义所在。

并且，劳动者获得“消费性的自由时间”往往是以放弃“生产性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将前者从后者剥离出去，不仅是消费主义制造的时间骗局，亦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狡计。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消费逻辑对自由时间的蚕食利用正在愈发幽微化。在居伊·德波看来，受消费主义逻辑操控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单纯地作为一个消费社会的面貌而呈现，而是在符号网络的操控下嬗变为一种仿真的景观社会。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聚集。”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商品堆积，而更体现为改头换面的扑朔迷离的景观堆积：由大众媒介和现代技术所建构出的景象价值，展示着虚幻不实的自我个性和不断更迭的社会风尚，以此勾摄现代人的种种虚假需要。

在此境况中，资本对现代劳动者的自由闲暇时间的窃取与利用更为高超和隐蔽。符号和景观所具有的交互性、即时性和大众化等特质，使其能简易零碎、随时随地侵入个体的自由时间之中。

在居伊·德波的视角中，这种景观时间恰似一盒包装得精美完善的时间积木，诸如“情人节”“购物节”以及由各种广告影像打造出的炫目多彩的景观商品，背后都充斥着十分精明的商业计算，用于高效地摄取现代人的消费欲望和闲暇时间。

就此而言，作为一种消费时间的景观时间其实是一种异化的伪循环时间，劳动者在“闲暇消费—生产劳动—闲暇消费”的循环过程中，成为“消费—生产—再消费—再生产”链条上的一个齿轮。因此，不是劳动者在闲暇时间中消费了商品，而是景观商品在闲暇时间中消费了劳动者。

这正是景观时间的诡谲之处：在隐蔽窃取现代人的自由时间的过程中充当着资本增殖活动的微妙助力器，同时又消磨和缓解了劳动者的劳作紧张度和反抗意识，最终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资本的狡计”运作的结果。

量化时间的物化统治与自由时间的隐性剥夺实际上是一幅资本主义治理术嵌入劳动者生命时间的生命政治运转图景。资本主义治理术实质上是资本权力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命，目的在于规训出符合资本权力要求的驯顺主体。

在时间维度上而言，资本权力运作就体现为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吸纳和控制。因为“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 。这昭示着资本逻辑与时间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契合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商品的劳动力以时间的形式凝固，劳动者投入的劳动时间决定着劳动量，并最终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由此，资本权力运作就呈现为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吞噬、重构与治理，以便规训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驯顺主体，保证资本增殖机制的稳定和资本权力的稳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嗜血逐利本性决定了它会以最低成本换取最大范围的劳动力及其生命时间。劳动者的生命时间蕴含的“生产的潜力”及其展开将悉数转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利润原子。

一方面，资本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侵占是全面的。对于资本而言，时间原子即利润要素，赢得时间就赢得一切。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下，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处于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丧失了生产资料主宰权的劳动者则不得不通过出售自身的生命时间来换取基本的生存条件。

劳动力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其生命时间的安排、规划与使用将由资本来支配和摆布。如马克思所言：“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 

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权力总是以最低限度的工资来透支工人用以满足社会需要乃至维持自身生命健康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 不言而喻，劳动者的生命生活时间在资本的逐利活动中遭到了全盘蚕食。

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范围亦是全面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日益发达的技术手段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使得蛮力成为多余，遂将妇女、儿童等吞入资本生产体系，从而全方位扩充了劳动力的覆盖范围和劳动时间的利用效能。

如马克思所说：“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资本“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

因此，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奈格里和哈特十分重视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概念，他们认为当代资本已不再是简单地在形式上吸纳劳动，而是“将劳动完全整合进资本主义的躯体内” 。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将所有劳动者的生命时间强力吸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齿轮上，以满足资本永不停歇的增殖目的。

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全部劳动力及其生命时间则受到工资形式的治理管控。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运作体现在工资形式对劳动者的休闲娱乐、生活消费乃至储蓄退休等方面的筹划操控。而在工厂生产体系中，资本权力通过工资形式制定出的工人作息时间表、倒班轮换制等，迫使劳动者按照严格周密的生产节律来调节自己的生命时间。“权力通过管理时间从而控制时间的全部使用方式。” 

从整体上来看，劳动者的肉体与实践、生产潜力的展开，均在工资对时间的规划之中转化为资本增殖活动中的利润元素。这样，资本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休闲时间与工作时间、可支配时间与不可支配时间的差别，最终形成了“‘没有特性的’、永恒的同步时间” 。

资本权力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这种全方位透支过程，一直伴随着工人阶级的奋力抵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则在压力中被迫不断升级自身的运转策略。当劳动者在围绕工作日界限的抗争中取得胜利时，资本转而通过采用机器体系增强单位时间内的工作强度。

当劳动者的进一步抗争迎来自由时间的短暂复归时，消费主义的景观策略又逐步打碎了自由时间的支配美梦。今天，资本继续通过技术升级来深化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吸纳和治理，主要表现为其通过片面分工和时间加速而强力控制了人。

一方面，片面化分工体系提升了对生命时间的利用效率。在当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不断革新的现代技术所操控的片面精密的分工系统，对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展开了精细化治理。

周密细致的分工结构十分有利于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吸收和掌控，它使得商品从一个独立手工业者完成多个方面、多种操作的个人产品，转化为若干不同工人的局部性、反复性操作的综合产品，从而使得现代劳动者蜕变为“局部工人”，周而复始地在单一零碎的序列化工作程序上按部就班地运转着。

这种片面精细的分工系统和序列化的工作程序，十分有利于资本权力对劳动时间的吸纳支配。通过“局部工人”循环往复的“局部操作”“循环操作”，传统手工业因操作程序不断变更而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本大为缩减，大量分散的、零碎的时间被悉数积聚起来，得到了高效吸收、控制和利用。

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存在境况滑入了局部化与流动化的异化泥潭，在单一细化的劳动空间中缄默无声地运转着，逐步蜕变为丧失了总体性反抗意识的驯顺主体。

另一方面，片面化分工体系将其时间运转节律伸展到全社会，造成了全局性时间加速。资本的嗜血逐利本性要求单位时间内的经济效益产出最大化，机器生产主导的精密化分工体系则高效满足了这一运作要求。

在这种生产节律中，跟不上生产步调的人会被视为愚笨的、懒惰的和不求进取的。劳动者因而被迫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处理尽可能多的事务，以至于社会竞争愈演愈烈，形成了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罗萨所谓的“生活步调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科技加速”的三重环环相套、相互驱动的运转系统。科技加速作为基础力量促进了社会变迁的加速，后者的加速继而使得生活步调速度加快，而生活步调的加速又反过来推进了前两者的相继加速。

这三重环环相扣的加速机制嵌套在一起，将劳动者紧紧捆绑于资本生产的速度之网，“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任何试图反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力量都变得微弱而无力，资本权力由此在时间加速的漩涡中强力控制了人。

总体来看，劳动者的生命生活时间便被悉数安置在资本权力的全面管控与规训治理之网中。在这种非暴力性的治理过程中，劳动者的生物性身体被规制成为承载着经济价值的社会性身体，被牢固安插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齿轮上，久而久之沦为丧失了总体性反抗意识的驯顺主体。

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话语来讲，现代人的肉体被惩戒为了无意识的劳动器官，其生命形式从“bios”降格为了“zoē”——前者指人的政治性、社会性生命，后者指自然性、生物性的生命。劳动者在“zoē”的维度上成为一种“赤裸生命”，遭到资本权力的深彻规制与全面操控。这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便体现为以“死劳动”固有的时间节奏来操控“活劳动”的全部生命时间节奏的生命政治效应。

资本主义时间的多维异化困境总体上揭露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遭受幽微化时间剥削的生存异化境况，还有资本主义治理术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升级进化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时间的重构规划原本蕴藏着生产效率高效攀升的进步意涵，却在资本的嗜血逐利特性宰制下将现代人置入多维时间异化网罗之中。

究其实际，量化时间的物化统治是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体系对劳动时间重构与规划的结果。作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统一体的劳动时间正是在“无差别”抽象劳动的度量中实现了分化与重构。由此，精确量化的时间刻度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时间结构的方法基础，其不仅拉下了前现代循环散漫的时间性帷幕，也深刻地重塑了现代人的时间体验和生活节律。

自由时间的隐性剥夺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升级转换的必然结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主义”经济范式向“消费主义”经济范式的转变，使得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吸纳形式从“形式吸纳”蜕变为“实质吸纳”，体现为从“劳动时间”向“非劳动时间”的进阶吞噬。这反映出资本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升级生产方式、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以此隐性化剥夺自由时间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治理技艺。

生命时间的全面治理则实际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攀升，日益先进的现代技术手段大范围替代人力劳动，继而引发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周转速度的减缓，平均利润率便趋于下降。而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利润量却在增加。这在时间维度上就意味着，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吞噬程度在总体上是不减反增的。由此，自由时间的复归占有在片面化分工与时间加速的操持下成为梦幻泡影。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重时间异化境遇并非三个断裂分离的层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耦合运作体系，在不同的维度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运作态势，并将随着现代市场及其治理术的不断发展而持续演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发起日益隐微化、复杂化的剥削统治。

因此，就其发展趋势而言，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态势不是“已经完成式”，而是“正在进行时”，在总体上还将沿着两个方向持续发散渗透：一是垂直渗透，是指向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领域的不断发散渗透；二是水平渗透，是指向日常生活诸领域的横向延伸扩散。由此，时间异化的节律最终也将弥散至人的无意识层面，在日益细微的体化实践中镌刻进现代人的身体记忆。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囿于自身固有的内在限制——即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则无法从根本上修复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发展态势。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困境”之缘由即在于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特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攀升与人的自由发展呈现出一幅悖论式关系图景，即资本一方面不断为人的自由时间的复归占有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却又在其逐利本性的操控下竭力吞噬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性。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而就时间运作机制来看，这种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劳动时间披上了价值形式的外衣，使得主体自由时间成为资本增殖运动中的价值尺度，工人因而“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曾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非由其实际支出的劳动时间所决定。只有在抽象劳动中才能产出更多的利润，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更大的驱动力。这便成为“实际劳动时间”受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在原因。正是这种关系特性扭曲了时间之于人的意义，逐步打开了多重形式的时间异化闸门，使得劳动者总体上受到一种量化的、抽象的时间尺度的操控与规训。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时间的关系头足倒置：时间控制、规划着人，而不是人规划、控制着时间。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困境无法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架构内得到修复和突围。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依托其物质生产的社会联合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特性，则为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困境的克服与突围提供了可行性。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架构中，由社会成员之间联合起来的主体间性力量共同调节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改写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导的价值生产特性。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工具理性主宰的“利润”，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则在于价值理性主导的“使用”。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制中，“死劳动”主宰的价值生产丧失了藏身之所，让位给了“活劳动”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这样也就打破了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实际劳动时间”的掩盖与操控。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顾及人的感官需求，将人物化为一种非人的力量；“实际劳动时间”则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社会成员自觉调控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活动。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给劳动时间披上的价值外衣被脱去，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的应得份额便取决于他的“实际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各种形式的时间异化机制及其扩散趋势也将随之逐一解构和消散，现代人才能走出被资本操控的时间异化漩涡，成为自由时间的真正支配者与美好生活的切实享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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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杨生平、杨琳韬：《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困境审视》，《阅江学刊》，2024年第5期，第37-46页。

杨生平，杨琳韬.资本主义时间的异化困境审视[J].阅江学刊.2024(5):3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