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外交文化的释义：跨大西洋关系的视角》

（本图片为AI生成）

本书溯源美欧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从对自由主义的认知、国家与民族认同、和平主义与军事手段偏好、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国家利益观、社会与生态平衡发展、宗教性和世俗性七个方面比较分析美欧外交文化的异同，阐释美欧外交行为模式。美欧外交文化决定着跨大西洋盟友在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实力观、外交规范上的共性与差异。全书基于美欧外交文化的特征，阐述2017年和2021年欧洲选举年后跨大西洋关系的嬗变，重点论述美欧在地缘政治、经贸规则、安全政策、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分歧与共识，寻求美欧互动的规律，这对百年变局中了解复杂国际局势有较大现实意义。

前言

1620年，包括35名清教徒在内的共102名欧洲移民登上“五月花”号帆船，从英格兰迁徙至北美，美国从此开始了与欧洲不同的发展模式与历史经历。在美国实力不敌英法等欧陆强国的情况下，美国建国先贤奉行“孤立主义”思想。华盛顿在《告别词》中告诫美国人，美国独处一方的地理位置允许美国奉行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不要把美国命运与欧洲命运纠缠在一起。杰斐逊与门罗总统继承了这种“孤立主义”思想，主张减少对外干预以避免美国民主制度受到侵蚀。美国建国之初奉行“孤立主义”思想，独善其身，但“孤立主义”从来不是绝对的，美国始终怀有扩张的野心。19世纪上半叶，美国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州，并向南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19世纪末，随着美国实力增强，美西战争吹响了美国海外扩张的号角，武力偏好始终贯穿在美国外交史之中。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建西欧，欧洲成为美苏阵营对抗的前沿。冷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者”以传播民主价值观为名，进行全球扩张。无论美国各派在政治思想与外交手段上存在何种差异，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与建立并保持在全球政治中的领导地位一直是美国的外交目标。而且，即使是在所谓的“孤立主义”时期，美国也无时无刻不与欧洲发生着关联，在国际事务中美欧为彼此背书，却又不停产生利益纠葛。

进入21世纪后，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道德帝国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大政府主义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更是糅合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游离于建制派外的“另类保守主义”思想。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与美国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中，美国的外交思想陷入边界模糊的发展困境，各种外交思想相互渗透。对于白宫的执政风格，人们愈发难以用一种外交思想加以概括。为此，探寻自美国建国之初延续至今的外交理念的底层逻辑至关重要，其外交理念的根源就是“外交文化”。

第一批来到美国的清教徒怀有创建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新国家”的信仰。这种集体认知包含两个基本信念：将自身视为“上帝选民”，创造“上帝之城”与独特政体——宪政民主制。这两个信念塑造了“美国例外论”。正是这种“例外”的美国信念以及“特殊”的宪政机制构成了美国国民性格中强烈的“美国主义”国家认同。美国理想主义者倾向于将自身民主制度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其对外政策中的传教士般的“使命感”甚至成为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也是出于“例外”的信念，美国倾向于对“他者”实施遏制政策。新保守主义者正是借“美国例外”之名进行简单的“善与恶”二元区分，试图使用武力颠覆所谓的“邪恶国家”。在18世纪美国建国之初形成的“美国例外论”作为美国外交文化之源，200多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实践之中一直延续，由此也可以阐释跨大西洋关系中出现的种种分歧。

在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新教的地位，并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欧洲在不停经历战争，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8～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德意志帝国成立前的三次战争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战争与和平的轮替中，欧洲不断反思不同政权、宗教流派与各民族文化的和平共存之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国家主权”体系以及圣-皮埃尔的“欧洲邦联”思想实际上就是欧洲为避免战争而探索出的不同政治路径。然而，欧洲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思想也并未阻止一战和二战的爆发。但欧洲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启蒙运动乃至国际法的策源地，并在历史长河中塑造了其政治思想与外交文化。

欧洲历经战争，其均势秩序不断被解构，又通过缔结条约、政治谈判与政治联姻而被重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崛起，成为后来居上的世界强国，国际关系突破欧洲疆界走向世界，限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均势”才逐渐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其和同样实力雄厚的苏联以各自为中心形成对立的两极格局，而东西欧只能在东西方阵营中塑造符合自身实力与地位的对外政策。

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尝试实施先贤圣-皮埃尔、康德以及圣西门的“欧洲联合观”与“永久和平观”。随着德法签订《爱丽舍条约》，实现和解，德法“双引擎”推动欧洲一体化，欧共体/欧盟外交文化日渐成熟，其以“文明力量”的外交角色自居，主要通过制度性与规范性的“软实力”，在国际机制内发挥超越自身实力的作用。欧共体/欧盟的外交行为偏好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争端，将军事手段往往作为最后的解决方案。然而，“欧洲联合”的政治思想始终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至今欧盟成员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也并未将主权完全让渡给欧盟，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民粹主义”也时刻挑战着欧盟内部的政治秩序。

在跨大西洋关系上，二战后的西欧国家融入西方阵营，至今欧盟仍对美国二战后的援助心怀感激，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与安全关系成为绑定美欧的最重要的纽带。然而，即使在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也并不因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庇护而风平浪静，美欧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上的争执更是“家常便饭”。冷战后，欧盟期待被美国“平视”，改变“美主欧从”的模式，也不断提出“战略自主”诉求。然而，欧盟的“自觉”过程始终受到自身实力的限制并伴随着美国的质疑。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德法等“老欧洲”构成欧洲“反战同盟”，与小布什政府领导的“志愿者联盟”对峙。当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等欧洲学者开启了有关美欧文化特质差异与“欧洲认同”的大辩论。学者们指出，在文化特质上，美欧在开放性、价值观、多元性与信仰上有较大差异，比如欧洲具有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而美国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更注重个人价值。而在政治认同上，欧洲对待国际上的“我者”与“他者”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也更加重视国家在经济上的调控作用，怀疑市场唯一的主导地位。欧洲对技术进步也不无条件乐观，其更为重视社会福利与社会各界的互助。此外，相对于美国，欧洲更加重视“价值观外交”，难以容忍使用暴力。最后，欧洲主张建立一种多边的、依法行事的国际社会，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实际上，从伊拉克战争时期“老欧洲”的反美浪潮，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对默克尔的“监听门”，再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欧贸易争端与美国“退群”的行为，美欧在安全、经济以及全球治理事务上不断出现争执。尽管如此，这并未改变对美关系是欧盟外交战略优先级的定位，美欧关系在经历低谷后也往往能够得到修复，比如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行为破坏美欧互信，但在拜登时期，美欧建制派同时向彼此伸出橄榄枝，跨大西洋关系得以重启。

从分析美欧双方“权力类型”的理性主义视角出发，难以全面解释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韧性。实际上，美欧外交文化的异同对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决定着美国与欧盟在安全观、国际秩序观以及外交规范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为此，美国与欧盟反复使用多边主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西方价值观等政治叙事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黏合剂，却又在不同时期，重复陷入欧洲针对美国单边主义、民族主义、美国优先以及美国针对欧洲安全“搭便车”的指责之中。

2017年欧洲选举年后，欧盟建制派艰难获胜，却需要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欧盟与美国的外交文化差异凸显，无论是在全球治理模式、经贸投资、人权还是对待国际多边机制等问题上，美欧双方都龃龉不断。欧盟更是在中美博弈中落入“两难境地”，试图加强战略自主，避免“选边站”。四年后欧洲再次迎来选举年，而在美国，建制派总统拜登上台，高调宣称“美国归来”，这被视为美国回归联盟体系的重要信号。美国重返一系列国际组织，通过塑造“民主同盟”试图弥合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强调美欧外交文化的共性。欧盟亦致力于加强与“志同道合”的盟友构建多边伙伴关系，其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外交”的权重上升。

笔者在“建构主义”框架内选取“外交文化”的概念，用以探索美欧互动的历史性规律，重点以2017年欧洲选举年后与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的跨大西洋关系为研究对象。这对于理解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的跨大西洋关系、美欧外交目标与外交手段异同，以及对于我国在百年变局中掌握美欧互动规律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原因如下。其一，近年来，美欧战略文件愈发强调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却对美欧价值观分歧避重就轻。笔者致力于剖析美欧外交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寻求美欧互动规律。其二，“外交文化”概念将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视为历史性的动态过程，融入外交认同、外交角色、政治哲学、历史因素与政治制度等维度，注重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对彼此的认知，可充分解释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韧性，展现美欧如何设定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美欧关系的走向。其三，“外交文化”概念不仅强调身份认同与观念因素在塑造国家利益中的作用，也承认理性主义分析视角中的“权力政治”与国际体系结构，强调利益与价值观的统一性。综观近年来的欧盟对外战略不难发现，欧盟愈发强调“利益”与“价值观”的协调统一，将欧盟价值观视为欧盟的利益所在，这成为欧盟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2020年的《全球变局下的欧美关系新议程》开篇即提出跨大西洋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共有历史、价值观和利益基础之上的，强调在大国互动中维护欧盟的价值观与利益。欧盟的“外交文化”延承了“建构主义”的视角与路径，将“权力政治”和“价值观”紧密结合，当前“价值观外交”成为欧盟参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

本书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美欧外交文化对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欧外交决策机制有何影响？一个崇尚“国际规则”与“多边主义”的欧盟建制派政坛和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在安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有何分歧？拜登时期，跨大西洋关系何以迅速重启，美欧战略协调有何态势与局限性？

在结构上，在理论部分，本书首先阐述“外交文化”的概念，说明用“外交文化”概念分析跨大西洋关系的优势与劣势。其次结合美欧各自的历史经历与政治思想，梳理美国和欧盟的外交文化特征，阐述美欧各自的外交行为模式，并对美欧外交文化与外交行为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总结美欧外交文化的共性，在对比美欧外交规范与安全观的基础上，从国家与民族认同、自由主义、和平主义与军事手段偏好、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国家利益观、经济和社会与生态的平衡发展、宗教性与世俗性等角度透视美欧外交文化差异。在案例分析部分，基于美欧外交文化的异同，综合“权力政治”等理性主义视角，笔者分析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并阐述美欧战略协调的态势与局限性。

笔者结合理论分析，最终落脚于应用型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全书重点观察2017年欧洲选举年后以及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后的美欧关系走向。但欧洲选举年与美国总统任职时间重合，如2017年是欧洲选举年，也是特朗普开始担任总统的时间；2021年欧洲再度迎来选举年，也是拜登开始担任总统的时间。为此，在案例分析中两个时间节点有重合使用的情况。此外，欧盟是由欧共体发展而来的。1965年，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布鲁塞尔条约》于1967年7月1日生效，欧共体成立。1992年2月，12个欧共体成员国签署《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本书在论述欧洲超国家机构，特别是“欧盟外交文化”相关内容时，统一使用“欧盟”这一名称，并不再赘述欧共体与欧盟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