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灿灿亦漫漫 | 橙子·早茶夜读
文摘
文化
2024-08-03 1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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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9夜
相比而言，阳春白雪总能更吸引一些希望脸上添光的支持者。京剧艺术在民初的发扬，与名角群星熠熠有关，但从更大程度上，京剧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新文化地位的大势，为个人乘风而起提供了助力。如前所述，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京剧名角背后人才济济，这正是精英阶层助力提高京剧文化地位的一个缩影。民国前期文人学士对京剧的改造活动和知识生产，大大提升了这一娱乐方式的文化层次，同时现代报刊杂志的造星活动也发挥了作用。癖好或者品味，也是一种自我形象的装点，这是个人、团体、国家乃至一个抽象概念都需要形象公关的原因。对于京剧而言，从下九流的艺术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乃至上升至国粹的高度，文化地位的提高使之获得了精英阶层的青眼和更多文化资源投入，真心喜爱和附庸风雅的粉丝，由衷欣赏和意在贴金的追捧，共同构成了京剧的受众及其心理。◉ 1929年，梅兰芳与马连良在共舞台合演《四郎探母》。马连良饰杨延辉，梅兰芳饰铁镜公主戏票这种由京剧的文化符号价值带来的追捧和热潮在最西化的上海产生了最有意趣的碰撞。在这座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京角们受到精英群体异乎寻常的追捧，获得了极高的荣耀和巨大的财富。本地精英人士不仅对京角的演出趋之若鹜，而且通过多种方式与他们交际往还。同时，学习京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也成为上海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由此催生更高的票房。”京剧，特别是京派京剧，在上海得到强烈审美认同，这也许是出于上海精英对自身在全国文化界中地位的焦虑。作为近代中国最西化的城市，欧风美雨的浸淫使上海的本地文化呈现出浓厚的中西杂糅色彩，而身处其中的文人群体是否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背负了疏离民族文化的“原罪”，京剧又是否扮演了这种文化上的“赎罪券”？他们之中固然有一些真正嗜好京剧甚至造诣颇深的人士，但更多的则可能是不同程度的“附庸风雅”者。一位与伶界交往密切的上层人士忆述，当时上海“有闲阶级人多，本来不懂戏的人，发了财以后也喜欢附庸风雅，久之成了风气，形成了舞台演出、票友义演和家庭堂会并举的兴盛局面”。一方面，京剧的文化荣耀可以让参与者甚至爱好者都分其辉光，借此获得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同时进一步累积社会资本乃至政治资本。他们对京剧的热情不只表现在捧角活动中，他们还热衷于学习表演甚至亲自登台演出。业余研习京剧者被称为“票友”，其组成的业余京剧活动组织谓之“票房”，票友登台演剧俗称“票戏”。民国时期上海票房林立，数量甚至超过北京。◉ 1934同为上海京剧四大舞台之一的上海荣记大舞台重张，邀请京剧名角梅兰芳、马连良开幕。据著名作家秦瘦鸥称，当时票友公开演出一次，至少要花费200元用以租借戏服、邀请乐师和配角。许多票友为了充分展示自己的技艺和财力，往往一掷千金，专门定制昂贵的戏服，“精益求精，光彩夺目”。据说银行家钱志翔一次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花费多达5000余元。铺张的排场固然可使登台的票友大出风头，但他们更重视的还是票戏所带来的文化声誉。尽管票友演出效果大多不佳，捧场者通常都在事后“力掩其丑，极尽赞美，一人十口，言皆如此”，而票友也因此“怡然自得，一若其艺术，真有足资赞美之点者”。对于资产富足、平日习惯了铺张排场的地方精英人士来说，这种文化上的肯定和赞誉才是他们最渴望的。名票还往往可以将其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如金融家赵仲英之子赵培鑫票戏声誉鹊起后，引起众多社会名流的关注，有的还收其为义子，“对之爱护备至”。![]()
另一方面，尊重和理解观众的这种以艺术癖好装点自我的需求，也成为京剧的服务性之所在。反之，未能体察和迎合受众的这一心理，则会出现舆论事故，影响票房，正如今日演员在电影电视剧上映前需要格外谨言慎行一样。1928年马连良受聘至沪演出，有传言称他在上一年演期结束北返时曾讥讽上海票界几无一人懂戏。本地票友闻知大为不满，群情激愤，准备在马登台时喝倒彩羞辱之。虽然马连良极力澄清谣言，并请人向票房一一疏通，但由于部分剧评人士有意指摘，加上票友消极抵制，导致剧场上座率大受影响，在合同期间损失6000元。马连良因此十分沮丧，甚至表示五年内不再来上海。此事充分显示出上海票界对自身文化声誉之看重，及其对京角商业演出的决定性影响。一些较大的票房，因成员包括众多社会名流和精英人士而尤具势力，故京角每次到沪演出一般都要前往拜客。而一旦开罪这些票房，京角就很难避免身陷窘境。政客、精英、黑道，声名、金钱、技术，在生产角色和生产要素最为丰饶的上海，京剧的故事才露出一角。
魏兵兵《娱乐政治：京剧与民国前期上海精英阶层的形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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