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反哺还是互哺：老年人社交机器人采纳与使用的家庭实践

越来越“新”的媒介技术，走进越来越“老”的晚年。作为代际知识与经验传授方式的数字反哺，被视为媒介技术服务智慧养老的重要条件之一。

本期推荐的论文以家庭中的人机传播为视角，携社交机器人深入我国47户家庭，考察9个月内子女和老年人围绕社交机器人提供和接受数字反哺的情况。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构成数字反哺接受的“边界”，主观感受形塑数字反哺效果的“尺度”，子女的单向“数字反哺”是双向“数字互哺”的部分呈现。研究从老年人的真实体验出发，观察老年人采纳和使用社交机器人过程中“数字反哺”现象的实际状况，丰富家庭传播实践中社会支持理论的发展，以理解媒介技术采纳与亲子关系动态演变之间的“双向运动”。这将有助于通过家庭代际支持理解和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在家庭新媒介使用中，年轻一代在媒介技术的理解、采纳、使用上更为得心应手，通常占主导地位，部分年长一代在这些方面难以适应。这种可能存在的“代际鸿沟”，被认为随着日益增多的新型媒介技术使用而延续，随之出现了“数字反哺”等代际支持现象，由年轻一代向老年人输出媒介技术的使用技能和知识。

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其使用价值的生成，是老年人主动操作赋予的结果。这种新型人机交往实践，将老年人的主体性纳入与社交机器人交往的媒介实践中，打破惯常依赖软、硬件操作和切换的线性流程。

一方面，社交机器人的智能化与交互性有可能降低老年人技术使用的门槛，激发他们的主动使用意愿。另一方面，让机器人执行较为复杂的任务，又需要老年人具备一定的使用技能和素养。从实际需求看，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数字反哺；从实际使用过程看，什么样的数字反哺是有效的，都值得我们关注。

当下，实现养老事业向“享老”事业转变这一目标，离不开智慧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社交机器人走进我国老年人家庭，不仅取决于机器人的内部功能设计和外观社交线索，也受到我国传统家庭关系和“孝道”文化影响。延续家庭传播研究的路径，走进两代人围绕社交机器人开展的微观家庭传播实践，可为我们理解家庭中数字反哺情况提供合法性和必要性。

智慧养老中，“社交机器人”指专门服务、支持老年人养老的智慧养老设备。在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社交机器人被视为“情感陪护、娱乐休闲、家居作业”的智能实体，在居家养老等场景下能丰富养老种类、优化养老服务、提升养老效率，有效满足我国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社交机器人提供的服务以关系性和功能性两方面为主。智慧养老语境下，社交机器人满足老年人功能性需求的特点不仅得以延续，人机亲密关系也在老年人与社交机器人的共处中不断丰富。一方面，DeGraff等人发现，老年人在家使用社交机器人，可使其获得超越社交机器人实用性的体验。另一方面，这种“超越实用性的体验”也有赖于老年人自身主体性和意向性的参与。这也是影响老年人看待和感知社交机器人以及满足自身需求的重要因素。

家庭关系也会影响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的主体性和意向性。事实上，国外相关研究大多将社交机器人作为一种“产品”，部分忽视了老年人的家庭关系。我国以居家养老作为主要的养老方式，因而不仅要关注社交机器人本身的因素，也要关注居家养老过程中，家庭关系如何影响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的主体性和意向性，这就需将视角转移到家庭中围绕社交机器人的沟通上。

走进家庭的媒介技术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传播是媒介技术研究的重要视角。

在老年人对社交机器人的采纳和使用中，社交机器人等智能化媒介作为物品和信息的意义被沿袭，且内涵得以丰富：一方面，社交机器人步入已有的家庭角色与结构中，引发家庭成员围绕社交机器人的沟通和交流，构建起家庭成员彼此间新的身份和关系。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在生命历程的不同周期采纳新媒介技术，他们围绕社交机器人等媒介技术产生互动，进而影响老年人对使用社交机器人的信心。

代际间的双向沟通是家庭传播的常见方式。老年人采纳和使用社交机器人需要两代人或更多代人的共同参与，演绎出传播的“家庭化”特征，促进代际双方或多方的认知改变。另一方面，老年人在亲子、祖孙双方或多方的互动过程中感受到的亲密感、疏离感和冲突甚至是抛弃感，对其家庭关系和社交机器人的使用存在影响。

走进家庭的社交机器人，在隐而不显的情形下介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浸染老年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进而影响了他们最后是否接受、怎样接受数字反哺的意愿。

数字反哺，即年轻一代反向传递媒介技术使用知识和技能给老年人的过程。理解数字反哺的一种方式，起源于代际间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即不同世代在年代维度上存在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分别表现为新媒体采纳比率、使用程度以及借助新媒体获取知识水平的差距，这促使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进行技术上的反哺，帮助他们实现知识和技能的传递与共享。

建立在数字鸿沟上的数字反哺，部分忽视老年人的主观需求与能动性。老年人在数字反哺现象中表现出的主动阻抑行为等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另一新鲜话题。

社会支持是家庭传播实践下理解数字反哺的另一方式，但缺乏国内学者关注。学界已证实，老年人的主观意愿对其采纳和接受媒介技术的影响效果亦有不同。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促使老年人“触网”的比率与其他年龄阶段的差距正在缩小，物质设备接入差异以及使用方面的“银发数字鸿沟”不断弥合。此时，不仅需关注子女如何向老年人提供反哺经验，更需关注老年人自己如何看待年轻一代给予的数字反哺，站在老年人具有主体性和意向性的视角，重新看待数字反哺这一概念。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结构稳定的家庭单位是我国开展养老活动的重要基石。本研究界定的“家庭”，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由亲属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群人，更重要的是作为家庭养老发生的基本单位，由年轻一代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互动过程中，年轻一代不仅帮助年长一代使用媒介技术，也帮助年长一代融入数字社会，引导年长一代形成新的行为方式，进而不断塑造出与传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活动场景。

本研究界定的“数字反哺”，即年轻一代反向传递技术知识和技能给年长一代的过程。当前老年人自己如何看待子代给予的数字反哺仍缺少相关研究。年长一代自身的感知和体验，影响数字反哺的发生与效果。这需要把视角向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性和意向性投宽放远。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老年人采纳和使用社交机器人这一新兴媒介技术的过程为切入点，首次从老年人的真实体验与主观感受出发，深入观察社交机器人走进老年人家庭后，家庭“数字反哺”的实际状况。一方面，研究检验了社会支持理论中数字反哺的解释力度，并尝试进一步充实这一学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研究也期望能够为家庭传播实践提供更为深刻的洞见，以理解媒介技术采纳与亲子关系动态演变之间的“双向运动”。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携带社交机器人走进老年人家庭，采用多次深度访谈作为收集资料的主要途径。分布在福建省莆田市、河南省安阳市和山东省淄博市的47户家庭同意社交机器人入户。这些家庭的所在省份共同展现了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和模式，体现了我国老龄化差异化程度。

将养老服务对象范围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拓展至即将“变老”的备老人群，亦十分重要。本研究使用滚雪球抽样，并采用了三项量化的抽样标准以增强抽样的科学性与代表性。研究时间跨度为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

研究进行了入户前后两次访谈，观察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9个月中数字反哺的情况。第一次访谈为社交机器人入户当天，包括老年人见到社交机器人前后的访谈，了解其对社交机器人的态度、初次使用反应和数字反哺经历。第二次访谈为访问员上门取走社交机器人时，包括了解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接受数字反哺的情况与感受。

在入户前访谈时，访问员对老年人的子女进行了完整教学，确保其有能力向老年人教导社交机器人说明书介绍的全部功能。

实验刺激物是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广的一款养老社交机器人。该款机器人具有人形外观，能够提供一系列满足适老化需求的实用功能，主要运用于居家场景。其采用14个灵活关节，具备多种灵活动作，其眼部LED显示屏可呈现丰富表情。

研究发现，47户家庭的老人均在不同程度得到了子女的数字反哺，但老年人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构成家庭空间内数字反哺是否发生的“边界”。在数字反哺边界之内，不同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的境况不同，他们对子女提供数字反哺的需求不同，从而确立家庭空间内数字反哺效果的“尺度”。数字反哺的“边界”和“尺度”影响家庭权力关系。

研究进一步发现，围绕社交机器人的代际交流存在“数字互哺”的新现象，即老年人希望彰显自身需求，从而主导数字反哺过程，并反向为子女提供使用媒介技术的收获和经验。这也成为老年人维持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权威和教育分工的行动逻辑，在驯化等技术接受视角之外，为理解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等媒介技术提供更多维的阐释空间。

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是数字反哺发生的“边界”。自我决定不仅是老年人接触、采纳社交机器人的原因，也是其决定是否接受数字反哺、怎样接受数字反哺的缘由之一。作为传统家庭的权力中心，老年人对自主性有天生的心理需求，对维持自身地位有较高的积极性。在受访者看来，无论使用社交机器人，亦或寻求子女的数字反哺，大部分源自个人兴趣，是积极的、自然的过程。

通过深入访谈，我们发现超过半数的老年人在面对使用过程中的困难时，同样会优先选择独立应对。从客观条件来看，社交机器人以陪伴为主要特征，老年人在使用社交机器人时，常与子女的“在场”存在时空上的隔离。这种物理距离使得老年人在需要帮助时无法及时得到子女的支持。从主观条件来看，老年人主动使用社交机器人，成为数字反哺的发生条件之一，亦是其接受数字反哺的重要动机。这一情境下，老年人的自我决定不仅形塑了接受数字反哺的意愿，也助力社交机器人的使用。

主动“接入”是数字反哺发生的条件之一。在入户后访谈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感受到自己在9个月的使用中接受了数字反哺。他们往往具备使用社交机器人的能力，但缺少解决使用过程中遇到的Wi-Fi故障、固件更新等设备接入问题的能力。具体来看，反哺的类型更多是数字接入而不是技能和素养。社交机器人的正常使用，离不开更新、维护设备等日常工作。缺少这些工作，社交机器人的部分功能如语音、动作、音乐、联网查询等可能无法使用，进而导致老年人减少使用频率或者弃用社交机器人。

访谈发现，三分之二以上的老年人谈到了子女在接入中给予的帮助。如此广泛的数字接入反哺折射出老年人接受数字反哺存在的一种特征：老年人明确自己想要使用的功能，并具备相应的使用技能和素养，需要子女解决的反而是最基本的硬件接入。当社交机器人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正常使用需求时，老年人会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性地寻求和接受数字反哺。这进一步拓展了周裕琼等人的发现——老年人不仅以“接受到的反哺”重申自己的尊严，也会在使用社交机器人的自我决定中主动地寻求帮助。老年人在和子女的双向互动中，接纳到主体性层面的“精神反哺”。

年长一代的主观感受，是数字反哺发生的“尺度”。微观使用权力的争夺和中观家庭权威的流变，是影响老年人主观感受的两个基本条件。

在微观使用权力上，社交机器人进入家庭后的使用权逐渐向孙辈倾斜。年长一代主动彰显自身对子孙的付出，将社交机器人交给孙辈使用。其主动放弃社交机器人的使用，进而降低数字反哺可能发生的频率，阻抑数字反哺的发生。社交机器人使用过程中的“向下倾斜”，不仅减少了老年人自己使用社交机器人的频次，也影响老年人对社交机器人使用的主观感知。社交机器人使用水平的差异并非是产生代沟的重要因素。相反，反哺过程中老年人对是不是应该使用、应该给谁使用等主观感知，成为影响数字反哺践行的重要原因。

在影响老年人主观感知的众多方式中，对自身权威的感知是较直接的一种。尤其对于技能好、精力好、知识好的“活力老人”来说，他们对家庭权力的主观感受，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数字反哺的看法，进而影响他们接受数字反哺的频率和效果。除了受激发接受到更好的数字反哺效果，也存在因感受到权威向子女一代“下移”，不愿寻求和接受数字反哺的情况。可以预见的是，经验充足、技能丰富、经济良好的60后“婴儿潮”一代老年人接受数字反哺将更以自我为中心。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因担心丧失自身权威选择主动接受数字反哺，并在数字反哺中重新寻得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不愿接受或消极接受数字反哺，数字反哺的效果也有限。

子女的反馈影响数字反哺“尺度”的形塑，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主观感受，也形塑了数字反哺的效果。这里的反馈包含子女教授老年人使用机器人时的态度，以及老年人想要与子女分享使用心得的态度。一方面，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子女的“不耐烦”造成自己在接受数字反哺过程中并未学到自己想要的知识，或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命令式的灌输不仅降低老年人使用社交机器人的积极性，也影响到数字反哺的实际效果和体验。

实际上，在我国以“孝”文化所维系的家庭结构中，年轻一代关于社交机器人等媒介技术的教导权只是暂时的，老年人试图坚守在家庭沟通中的权力中心位置。社交机器人不再是外化于具身性的某种功能设备，数字反哺也不再是单独的技能和知识上的传递，而成为代际间权力争夺的碎片化日常。这意味着，使用权力的“倾斜”和家庭权威的下移并非一成不变，年长一代也在被哺育的过程中寻找与年轻一代的共鸣，避免交流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快，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得更为积极的效果。

研究发现，一旦年长一代基本掌握使用技巧，社交机器人走进家庭之初的单向数字反哺逐渐消失。相应地，年长一代再次承担起教育的亲职角色。一方面，老年人在家庭关系中的权威重新得以确立，进而产生“再社会化”的家庭状态。另一方面，年长一代主动分享自己使用社交机器人的经验和信息，在互哺中积极加固亲子关系，维护两代之间的情感交流。

年轻一代包容、理解父母的学习成果和经验分享，认可父母在社交机器人使用过程中的能力，是数字互哺发生的重要条件。社交机器人即一种媒介化的信息流通方式，年长一代希冀通过社交机器人的使用获得社会交往的自主性，通过选择使用社交机器人来增加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实践，充分展现主体能动性，建构起自身经历和社交机器人等媒介技术共同交合的媒介逻辑，成为媒介内容和技术使用的“组织安排者”。

数字互哺形成于家庭数字反哺实践中，是一种家庭伦理关系再造的体现，即老年人自我决定与主观感受综合决定的“最优解”。一方面，年轻一代在社交机器人进入家庭之初的反哺行为，在年长一代的社交机器人使用意愿和积极性下，被其主动筛选并学习。另一方面，年长一代在拥有社交机器人使用的技能和知识后，试图从自身的生命阅历和价值观念出发，展开对年轻一代的“再哺育”，试图在社交机器人构建的媒介环境下重现和延续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哺育角色和长幼关系。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分别从技术使用和经验传授两个方面互相传递，形成数字反哺后的再次哺育即“数字互哺”，维系着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本研究从老年人自身真实体验和主观感受出发，考察数字反哺在老年人采纳和使用社交机器人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从理论上看，研究检验了数字反哺在老年人采纳和使用社交机器人过程中的解释力度，并从社会支持这一视角进一步充实了数字反哺的内涵与外延。

研究发现，自我决定构成数字反哺接受的“边界”，主观感受形塑数字反哺效果的“尺度”。在这一过程中，子女的“精神反哺”提升了老年人采纳和使用社交机器人的意愿，老年人想要与子女分享社交机器人使用心得的态度改善老年人的自我感受。

“精神反哺”的背后，是媒介技术采纳与亲子关系动态演变之间的“双向运动”。体现为老年人对社交机器人等新媒介技术走进生活的复杂态度，对孙辈占用等家庭权力流变的主观感受，以及对自身承担起“再社会化”亲职实践的潜在需求。

家庭场域中，老年人对使用社交机器人等交互性媒介技术拥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代际关系及其背后的家庭权力，是影响老年人自我决定与主观感受的重要条件。数字反哺过程中的代际间资源分配“博弈”背后所呈现的，并非是老年人功利性的计较和物质性的交换，而是对自己应然权威地位“被消失”的苦闷。老年人个体情感需要和家庭秩序需要深刻地影响数字反哺的发生和效果。

过去单向的“数字反哺”，实则是双向“数字互哺”的部分呈现。在老年人自主使用社交机器人的过程中，“相互”的知识传受对应的是年长一代把自己的兴趣、利益和经验纳入到“家”的转向过程。从社会结构来说，智能媒介等新技术的急遽介入削弱了原有家庭固定性、传统性和结构性的规范，年长一代选择以“互哺”的方式维系权威。从个体角度来看，年长一代拥有自己的使用经验和看法，也期待通过在习得更好的使用技能后，一如既往地帮助子代以实现自身的价值。

滚雪球抽样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但也对研究结果代表性和外部效度产生了一定影响。未来需要以一种更加人本主义和情感主义的视角，看待年长一代对社交机器人等智能媒介采纳和使用过程中的数字反哺，在学理角度丰富和发展数字反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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