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周荣池的长篇散文《父恩》首发于《钟山》2023年第5期，近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重温相关内容请点击下方图片：
今日微信推出新书介绍和作品选读。部分内容转自“江苏文学”公众号。
作者：周荣池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ISBN：9787530689103
新书介绍
长篇散文《父恩》首发于《钟山》2023年第5期。全文以里下河平原上的村庄南角墩为原点，用平实恳切的叙述，塑造出一位农民父亲的鲜活形象，讲述了其孝义、倔强、温情、勤力、豪情、暴躁、怪古、促狭、乐观和慷慨。“迁坟”一章讲述了父亲重视以传统礼节对待亲人特别是长辈的种种善行；“失业”一节讲述了父亲因为倔强而失去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之曲折经历；“迟婚”一节讲述了父亲与一位身负残疾的女人艰难的婚事和生活；“守圩”一节讲述了父亲担任三荡河护林员的艰辛遭遇；“闹酒”一节讲述了父辈们酒桌上壮阔而悲情的酒事；“牧鸭”讲述了父亲以放鸭为业的各种悲凉遭遇；“混穷”一节讲述了父亲为了致富在一亩二分上折腾经济作物的经历；“作乐”讲述了父亲在日常生活中以苦作乐的戏弄邻人的旧事；“背影”一节讲述了父亲无论如何困顿始终坚持供儿子上的种种艰难情形；“向晚”讲述了父亲日渐颓唐而又充满深情的晚境。《父恩》中通过表现父亲的暴躁与温柔，质朴与狡绘，绝望与希望，由种种细节贯穿起村庄生活的点滴，将一幅真实而复杂的乡土中国实景呈现在读者眼前。《父恩》是一份诚挚而深情的书写，用文字为丰厚沉默的乡土赢得更多的荣誉与尊严。
《父恩》特质在于其“情理并重”的书写，并将一个传统的题材写出了新意。在表现“私情”方面，作者并不局限于书写美好的记忆，而是更多客观地表现了以父亲为代表的一代人的苦难与无奈，甚至用大量的笔触变现父辈的局限甚至不堪。文章写“私情”又旨在探索和表达某种“公义”，以表现一代人境遇的“点滴”上深入触及了村庄、土地以及乡土中国的现实“层面”，继而讨论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乡土与城市从来未曾形成某种对立，而恰恰一直是泥土养活了所有的事实和来往。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词语和情绪去书写，我始终相信：乡土的书写依然有效，她能够用过去的路数抵达未来。”
《父恩》在书写完成后六易其稿，体现了作者在散文写作的特别追求，尤其是在文字技术上对于传统的回归与守望。准确、素净而雅致的语言是《父恩》在文本上的一种特征，也是作者回归散文写作传统坚定信仰，使得文字在作为工具、载体之外，体现自身的美感与价值，让文字成为文学自身的一种目的。这是这部书稿对散文创作的某种探索与回望，对散文文体建设本身有一定的启示。
《父恩》全文由著名演播家李野墨播讲，在喜马拉雅人文平台播出后，月收听量突破60万人次，单集收听突破10万。《父恩》在《钟山》发表后，被《散文海外版》及多个年度选本选登。《文艺报》以《为大地赢得更多的荣誉和尊严》，《现代快报读品》以《我的写作更像是一部“错题集”，文学报》以《用散文创作聚集更多的乡土共识》等专版专访先后进行了宣传报道。
周荣池，1983年生，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协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单厍》《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等十多部，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主持江苏省作协、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多部。
作品选读
父
恩
（节选）
文丨周荣池
十
父亲很早就白了头发。他苍老的征兆却先是从酒量暴露出来的。他对此非常疑虑和介怀。对于一个暴躁的人，没有了酒量的佐证，那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就如天上的日头不再蛮横与焦灼。
那晚上父亲依旧在碗里倒满了酒。后生们心里打着鼓，他们也不敢确定这场“恶战”一定有胜算。这天是父亲七十岁暖寿办酒。村里人六十岁后过整生日便要“闹寿”。热闹并不是村庄应有的情势，默默的日子才令人心安。所以人们说热闹的事情也不安地讲作“闹寿”。母亲那朵辛苦的云飘离村庄之后，父亲的暴躁也被苍老逐步遮蔽，热闹对于他更是鲜有。他喝酒的时候也多是静默的。酒的热辣对于饱经风霜的父亲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相互理解的顺从。
本来预备好的酒席，却多来了一帮亲朋——“请抓周，自拜寿。”孩子过周是要上门邀请的，主动来讨寿酒喝却并不稀奇。父亲消瘦的脸上有兴奋也有不安。他一桌桌地敬酒，捏在手里的塑料纸杯好像也显出疲惫。等到客人散去多数，他就着剩菜和子侄们重新喝酒。青年人们一直畏惧父亲的酒量，但又似乎想断个高下。对村庄里的男人们而言，酒量更像是一种能力。这与嗓门一起构成一种威严，是他们圈定自己权力场的权杖。女人们似乎也厌恶畏缩的人。桌上端不起杯子的人没资格说话。酒杯里藏着虚无而迷人的权力。
这一晚，子侄们似乎早盘算好了，要以杯中酒释去父亲在南角墩暴躁了七十年的“兵权”。他们心里也觉得怪异：一生苦难的父亲，凭什么只是仗着酒量和嗓门，在村庄里占地为王般地过活着。父亲面无惧色地坐着。酒过三巡的子侄们已经有些动作失常，但仍把酒倒进沉醉的杯中。父亲起身拿了几只干净的寿碗，把酒匀进去又满上。他站着提起了碗，平静地将那酒一饮而尽，将空碗斜着晃了晃又放回桌上去。闹酒的晚辈们显出无奈的脸色，拿起碗来喝了小半又重重放下，溅出来的酒花就像是闪烁其词的废话。一旁收拾碗筷的妇女看不过去，咕哝着说：“酒比油贵，作酒如作饭！”
这种激将法对于南角墩的子孙是有效的。酒碗里的尊严很要紧。于是碗又端起来，在一声艰难的叹息中，吞下闹寿一般的“请战”。酒让本来快消散的氛围又聚拢起来。桌上的饭菜成了最后的“敌情”。赌饭是很久没出现过的场景。这是旧时候村庄里酒桌上的压轴节目。村里的厨子做了一辈子手艺。那些蓝花大海碗已经磨去一些色泽，但像这一帮硬撑的倔强汉子，依旧出现在推杯换盏的桌上。装满的米饭上倒上残羹冷炙，油水溢出来洒在桌上也全然不顾——现在是男人们“决战”的时刻了。父亲依然面色平静，年轻人揉着肚子但不轻易说退却的话。
风卷残云的吞咽就是一场竞赛。饥饿似乎是村庄永远的真实感受。日子遗传给土地上的子孙大口吞咽的欲望和快感。最后，空荡荡的碗被拍回桌上。落后的人嘴里仍然还在拼命地吞咽者。饱胀和油腻在口腹中对抗着，落后者艰难地打起嗝来。妇女们的围观让他们无以退却。好像此时最后一口饭，就是男人最大的尊严。又有心软的女人，从坛子里摸出几条萝卜干来，成了斗饭者的救命稻草。萝卜干是那种土黄色的胡萝卜，味水是极好的。后来有那种红色的胡萝卜进了村庄，但味道总是不对。那种长得奇形怪状的黄萝卜，更有里下河人一样的本色。胡萝卜都腌得淡一些，吃着爽脆清口。有了这口咸，碗里的油腻缓解了。
人们终于如释重负地等到最后一个青年完成了比赛。这其实更像是一种训练，是上辈教给他们做人的血性和生活的办法——就在碗盏之间，村庄完成了承续和迭代。这时候又有人后怕起来——说以后可不能这么拼饭，听言北乡有人酒席上比酒赛饭，一个人喝了一瓶白酒，一个人吃了十只狮子头，后者活活地腻死了。邻村喝酒也死过人，但南角墩没有过这样的事故。他们说的北乡在里下河平原的腹地，一个叫临泽的小镇。我后来在那个地方生活过几年，吃到那里的人做的狮子头，细嫩而油腻，和一种乌菜烧着吃味道极好。人们都不敢多吃，怕吃坏了人。那个地方是个古镇，不像南角墩经历过那么多饥饿，竟然也有这种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村庄里见到拼饭的场景。能喝能吃的人们，会有一种“舍得”的慷慨。以后像这样有血性的日子再也难以见得。
父亲本是一天两顿酒。后来中午开始喝点啤酒，晚上才是有白酒的“正顿”。他也开始教育起后生们少喝酒，尤其对于二叔的酒事颇有微词。二叔是能喝一斤酒的，这却让父亲很是不满。他指责其不要再贪杯，二叔挥挥手说：“秃子不要骂和尚，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二叔后来因为一场酒事，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殒了命。父亲从乡下到重症病房门口想见见他未果，很是不满地留下一句话：“穷酒死灌，一辈子改不了的坏病。”
他好像也是说给在场的人听，更是说给自己听。
母亲走后独居多年，他似乎已经习惯自言自语。母亲走后我曾经接他来城里住过几日。他进门时看看光洁的地砖，又看看自己的鞋子，皱了皱眉头。我们便不让他换鞋———他本来就很是不满，要从平地跑到五楼才能进家门。他并不是没有气力，其时仍能把一袋米扛上五楼来。但他在平原上奔走习惯了，对于向上他是阻拒的，就好像是逼着他进步一样艰难。“向上”，对于在平原上奔走一生的父亲来说，是个令他警惕和反感的词语。他又看了看我们的客厅，看着那“诗书传家”四个大字，眼睛里满是疑惑。他并不认识这些字，更不会觉得诗书传家改变了他祖祖辈辈的传统。他是觉得没有家堂的地方算不得像样的正屋。他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会在堂屋里庄重地布置好菩萨神位。先是那种纸质的吉星高照挂画，后来又咬咬牙买了一堂玻璃的匾额，下面换了黄铜的香炉烛台。他觉得这才像家的样子。他又去看看我们的自行车库，表现出对那逼仄空间的不屑。
他见过城里人办丧事的场景。老人被安放在车库里的门板上。这对他来说充满着犹疑。村子前面人家拆迁的时候，因为租借周转的屋子无法设灵堂，人殁了之后便搭了棚子供着。这些都是他感到焦虑的事情。他就差脱口问一句：“我日后也要在这样的屋子里归天么？”这一点恐慌我是理解的。他一生送走过很多老人。体面或潦草的归路，都在他心里有清晰的记忆。他在苍老了之后，一定也想过这些问题。这让他一时间陷入了某种迷茫。他转到楼上的书房里抽烟。浓重的劣质香烟味道从楼梯口转下来，就像他咳嗽声里传来的不安和疑惑。他在城里家中也喝酒。我刻意让他喝点好酒。他似乎又很不畅快，没有那种端碗放饮的自在。
他对我们城里的生活，背后也是表现出得意的。我曾经听他对二叔说：“你看咱们竟然也能在城里买了房子。”我因为工作关系，是兄弟辈中比较早在城里购房的。我从乡下搬家的时候，本是请了工人的。他坚持要把几个兄弟都约来帮忙。我亲眼看着他们把那些沉重破旧的家具电器扛到五楼去。事后我请他们在小饭店喝了酒。他又买了好烟分给兄弟，很有些炫耀的意味。他事后又算了一笔账，那请吃的钱足够请人来帮忙了。但他又说：“买房这样的大事，能不请兄弟们一起么？”父亲和他的弟弟们都能吃苦，豆大的汗珠掉下来也不言语。他们最后分酒时奚落父亲说：“这样的屋子，送给我也是不要的——你以后就要在这鸽子笼中住么？”
他当然不会愿意住在城里。他甚至不愿意睡在松软的床上。中午只在木器沙发上和衣而睡。天一暗下来，他就像到了放工的时间，又像亲戚对主家说话一样：“我先回家去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这处房子当自己的家。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他来做过几天饭。除了做饭吃饭，他就坐着抽烟或张望。他时而也下楼去，找同村搬进城里来的人，又总是说那些过去的事情。时间久了他自己也乏了。他便郑重地对我说：“我要回去了，在南角墩，就是吐口痰也是快活的。”这话也像是自言自语。我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让他进城来是怕他孤单，并没有想让他承担更多的事情。我知道他的艰难。商品房里的一切和南角墩是不一样的。他做菜的时候，总是放很多菜油。他觉得油多不坏菜。他认为色拉油的味道不好。炒菜的时候，我看见到处都是油花沾在灶台瓷砖上，他也全然不顾。我盯着看时间长了，他脸上就会有一种难堪。
他已经感觉到，我们之间的生活已经不一样了。他愿意一个人独居在南角墩。南角墩是他的。这里一草一木的生死枯荣，以及某条猫狗的来去他都心中有数。他心里只装有这个村庄。他的认知以及办法，都是于这个村庄里数十年周旋得来的，也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有效——也许出了南角墩界河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村庄，尤其是依旧被提起的第五生产队，他有自己的全世界。村庄已经萎缩得如他一样消瘦，只剩下最后几个生产队盘踞着。这像是带着某种隐喻。我们的庄台最终逃脱了拆迁的命运，顽固地独居在三荡河之南。
村庄也成了独居的老人。零落的村落被称为“单厍”。独居的老人被称为“单手人”。母亲去世之后，父亲衣食是无忧的。他靠着土地流转的钱便能过活，并不需要我们赡养。他某种程度上并不乐意被赡养，他认为这像被周济一样。他的意思很简单——他还能苦钱养活自己。当然，我也可以想象，他拿着我的钱去打肉时候的情形。他一定会说：“‘儿老子’给的钱，我哪里差他这几个钱？我说不要，他们自己偏偏要给的。”
他又重操旧业养起鸭子来。村里人大多数出去打工了。留守的多是在三荡河畔养殖鱼虾的。他们都有不菲的收入。尽管父亲的鸭子养得很景气，却再也没有人眼红。只是走到他门口的时候，人们会掩着鼻子说：“你闻闻，一屋子的鸭屎臭。”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轻微的妒忌。
他请人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用血红的油漆写在屋子当面的墙上。这样他带着自己的鸭子出去游弋的时候，就不会失去和村庄的联系。很多人来访他的鸭子。下河人有端午前腌鸭蛋的习俗。三荡河的这一趟鸭子是颇有些名气的。他央我给他请人设计了一种轻便的纸盒子，把他鸭子们下的蛋私称为“南角墩”牌。他是不认识几个字的，但这个名字是他的领地。某种程度上，父亲也是这个村子里的一只“号头鸭子”。号头鸭子并不完全是领头羊之意，还有些轻微的贬义，说的是那种专门带头起哄的人，好事坏事都少不了他的参与。我曾非常憎恶他这种自以为仗义的脾性。母亲去世的时候，姨娘守着灵柩哭累了，突然对我说了一句：“你不要恨你老子，要不是仗着火爆的脾气，他在南角墩活不下去。”
这句话是父亲独居后得到的评价，而他一辈子似乎总在独自往来。
他一辈子似乎并不原谅这个村庄，一着急就跳着脚蹦出愤怒的灰尘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跳脚”这个词。后来读到名著里这个词跳出来，我马上会心地一笑——这个词可是要在泥灰里用黢黑脚板跺出来的。他又离不开这个村庄。他的愤怒和暴躁是有尺度的，就如他酒后施展拳脚，也总是不至于致命，事实也多有自己吃亏的时候。父亲每一次愤怒所针对的都是他命数所在，而愤怒就是他的命。他开始独居的时候，村里很多老人也到了独守的晚年时光。他们这一辈人终于老迈得形单影只，最后用孤独甚至无语同土地以及村庄和解了。
这种和解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村里人也曾给我捎信，大意是父亲那段时间突然变得“多事”。所谓“多事”，是他忙着骑车拖着邻居老正松去乡里看病。老正松家的女人殁了之后，他和自己门口的菜地一样突然就苍老了。老正松的菜地和院子曾是村里难得的风景。人们并不喜欢这种“细作”的生活。可他的园子确实是别致的，某种程度上，这里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美学起源。
村里的庄台是线性的，横平竖直的屋舍依着河流和道路的方向延伸。横向的庄台更有情趣。坐北朝南的屋舍，屋后多是一方家养的鱼塘。门前的院落两侧是厢房，院子隔一条庄台路便是各家临水的自留地。自留地比庄稼地自由，种菜、抛荒或另作他用是各家的事情。这些零碎的土地能看出主家的性情。父亲的自留地原本是连着水边牛汪的。这个豁口一直存在很长时间，就像岁月的一道伤口，静默时似乎还能听到老水牛悲苦的鸣叫。水汪上来便是菜园。父亲每年都会随意撒一些懒散的种子，任它们尽情地生长。种子就像孩子，有点水土就不计较，铆足了劲忘情地生长。到了野性的夏季，爬上树梢的丝瓜，架子间的豇豆，地面的茄子辣椒以及贴着泥土的瓜果，是随处可见的喜悦。人们好像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热情和心血，土地就慷慨地给出丰硕的答案。杂草丛生之间，又常有慌张的蛇虫出没，显得险象环生。可这里到底只是一肚子野蛮的情绪，人们不可能在其中体会到什么美好——美对于南角墩来说是一个矫情的词语。
老正松的园子不是这样的。但他把家园打理得过于仔细，又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他在沪上生活过，会说一口难懂的上海话。他的老太婆还会背“老三篇”。所以即便他们当初也是南角墩土地上长出的果子，但这户人家到底与周围四邻格格不入。这些触发了人们的不满。特别是比邻而居的父亲常常与他生出各样的矛盾。可是，当苍老和离去到来的时候，过去的那些情绪好像突然凭空消失了。这就像一年四季各样的生长，哪怕是热烈得敲锣打鼓，可到了寒凉的冬天总会缄口不言。时光就像一把失效的种子，丢了一生中曾经稀奇古怪的情绪。老正松儿子从上海回来替母亲办完了后事，又上门来拜托父亲日后多照顾老正松的生活。父亲其实有些不屑——他怕人们觉得自己是在乎从上海带回来的一块木头搓衣板或红双喜香烟。这在村庄而言不再是稀奇的物什。
从此，父亲和老正松的交往多起来。隔壁的这位老人，甚至时而会端起父亲送去的热粥，毫不迟疑地喝下去。这些都像是一次次的和解仪式。父亲并非怜悯他，可能更多是怜悯自己——他们都成了独居的老人。我曾为村里人议论父亲的不是而专门回村，像当年他训斥我一样，提醒他骑车带人的危险。他知道我的意思，却又很笃定地说：“人都老了，能有什么被他图赖的？就是路边见到一条死蛇，也是要挑开来的。”我对他的说法深以为然。他似乎又是在提醒我：人一辈子就是靠着儿女，临了没有儿女在身边，一切都是白活。我知道他内心的恐惧。他也害怕自己以后如果儿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无助。也许他这么慷慨于物事，是为了得些自我安慰。
父亲很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法。这些办法有的事出无奈，是他在几十年中时常无以为靠的窘境中练就的。他有很多朋友，并且一直被称为“大朋友”。“大朋友”便是生性豪爽而视钱财如粪土的人。他一生从来没有过上富足有余的日子，而挂在嘴边话却是：钱财如命，命如狗屎。他在独居之后显得更慷慨。他常常在家设自己的酒宴，有时一天喝两顿酒。他们并不计较什么好的酒菜，中意的是凡事满不在乎的那种情绪。有人进门来，端起碗来便喝酒，放下筷子也不计较多寡。如此他就有了很多朋友。在酒桌上他总是一个主导者。他也常常端别人的酒碗，并且依此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舍得或不善于喝酒的人似乎很难进入他们的“朋友圈”。哪怕只是一碗咸菜炒蛋，他想起自己的朋友来，便要约来喝酒。可他却不大愿意总端别人的碗。一次他实在不愿意再去人家“吃白大”，便谎称自己喝多了不舒服，事实上那天他并没有下酒菜。这位与他一样以放鸭为生的老徐，也是位慷慨的人，清楚父亲是难为情不愿上门去。他家还有一口子忙做饭，平时饭食正常一些。父亲不愿意总是上人家门去喝酒。老徐便捎信谎称说家里起了矛盾，请他去调停评理。父亲听说了连忙赶去，到了却见夫妻二人在家捂着嘴笑。一问才知道：是怕他不愿意来喝酒，便扯了个谎请他来评理，实是家里杀了一只老母鸡，请他来喝酒吃肉的。
大概桃花源里的“杀鸡设酒作食”的古老意境，也不会比南角墩的这些场景更生动。这就是父辈们理解的朋友感情。他有自己的一把算盘，但从来并不会算计或者交换，多了少了不过是一嘴酒的事情。他们嘴边一句话是最好的道理的：多个人不过多一双筷子。而多一双筷子就是多一个人，多一个人就可能是多一条路。酒桌就是父亲的阵地。他有自己的坚守，坐在一条凳子上的都是汉子。父亲的固执并没有因为酒水而涣散，相反他的性情更接近土地的倔强。他重操旧业养起鸭子之后，日子比以前更宽绰一些，桌上的来人也多起来。上门来买鸭蛋的，再熟悉的人他从来都不降低价格，这是他的底线。可亲朋带了孩子来，他总是去买酒菜留饭，饭后又会给孩子二十块钱“打发”。我曾经帮他算过这笔账，劝他价格客气点不留饭更划算——可是他望望我又说：“他若不是来买蛋，也是照样要留饭的。”这就是他的道理。
父亲愿意留人吃饭，还因为他很会做饭。他们兄弟里只有二叔不会做饭。村庄里男人中是“一把好铲子”的大有人在，且大厨也多为男将。父亲很会琢磨吃食。在他独居之后手艺更有精进。他总是像在劝说自己一样讲道：“一个人要是不能忙着噇，那就要活不长了。”如果不是长年的独居，他未必这样去钻研吃食。倒是因为这种无奈的现实，让他琢磨出许多有滋有味的细节，让他那常常独守的八仙桌有了更令人向往的聚散。
父亲做饭的手法，有时候显出“无中生有”的境界。他善烹鱼——这当然与他在三荡河边那段荒芜的岁月大有关系。那时候生活并没有太多意外的漏网之鱼。有一年菜花开的时候，他的罾网里爬进了一只老鳖。那家伙像蜘蛛一样向半空中的网角奔去想要逃命，奈何慌乱地跌进父亲的手中。人们为此进行了一番争论。菜花鳖据说是没有肉的，口味非常平淡。更重要的是，村庄里有一句“杀鳖穷三年”的谚语。父亲明白这是人们自我劝解的说法。彼时鳖价格很高，人们便编造出“杀鳖穷”的理论来说服自己售卖换钱。似乎别人买回去这老鳖只是供养着的。又如母亲在时说：“肉和粥是不能一起吃的，荤腥会坏了肚子。”事实上吃粥是每天无奈的事情，没钱打肉也是无可改变的事实。父亲并不愿意听从这种劝说，他反问人们：“别人买回去难道是当药吃么？”这种顽固的决定，让人们更加认定他的蛮横。
“摸得着锅台”是村里对一个人生长节点的某种界定。昔时女人被男人们打骂，无奈要投河请死时，便泪眼汪汪地对孩子说：“娘舍得去死了，你已经摸得着锅台了。”一个人的手能忙到嘴，便是有了自己的着落。母亲也是会做饭的，粗茶淡饭摸索了十数年也有些手法，但卧病后便只有父亲来洗碗抹盆。所以，我觉得父亲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独自的。他的倔强和暴躁也源于他并不想依靠任何人。不知道他做菜的手法是不是有什么依据，但在我的口舌上留下了顽固的遗传。我以为这也是他交给我的，理解南角墩的一种密码。
母亲不善腌咸菜。她小时候摸过燕子窝。据说摸过燕子窝的手腌咸菜便臭。这在村庄里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好在父亲是会腌咸菜的。在那些经常无以为继的日子里，幽闭的坛子是生活的保险阀。那些浑黄的卤水里深藏着无尽的生机。它们一旦被打开，就能演绎出属于村庄的活色生香。到了初夏，春咸菜便开始跃动着不安的情绪。它像是满腹牢骚一样随时要变质。父亲伸手抓了一把去河边汰洗干净，顺便拣掉其中蠕动的虫子。这些是咸菜多余的情绪。父亲并不以为这些蛆虫肮脏。他觉得这样的咸菜才鲜美。臭被人们理解一种特别的滋味。咸菜往油锅里一跳，就像人在土地上跳脚。水汽活跃起来，就如满地的尘土飞扬，满是生机勃勃的意境。掺水之后煮沸，鸭蛋的汁液搅转其间，如同河流中的水草活跃起来，令人心潮澎湃。一碗咸菜蛋汤在村庄里平淡无奇，但在一家人的碗里，是足可以支撑几个季节的。五月间如果加入新上的蚕豆瓣，那便是要“鲜掉眉毛”的。即便是困难起来连鸡蛋都难寻，一碗清冽的咸菜汤也足以安慰口腹。父亲懂得这种滋味既要按照节令，也应该有它最准确的出现时刻。他通常一早就把汤烧好了，冷却之后呼啦啦喝起来，那才是最得当的吃法。
多少个饥饿的黄昏，脏腑的空洞让人惶恐不安。颠簸的泥路上，身体似乎随时都会因为迫切的饥饿而涣散。那碗笃定的冷汤，在桌上等着匆忙的归来。莽撞的草鸡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跳上桌面，留下带着灰尘的慌乱脚印。父亲进门一声呵斥，牲畜们四散逃走，让黄昏动荡不安。他掀开那满是油渍的坎篮，有一碗从午间等待到黄昏的冷汤。就像河流暴晒一天后在夕阳中冷却，这碗汤显示出无比的冷静与准确。
父亲端起碗来，埋头又呼啦啦喝了一口。那巨大的声响如惊雷带来了冷雨，听着也心里满是熨帖。这碗汤几乎能走过四季，并不害怕草木的丰歉与枯荣。咸味是锅碗中最深刻的道理。父辈们索性将碗里所有的菜食都称为“咸”——似乎又害怕盐会失去滋味，也叫它咸盐。这是父亲手里铲子的秘境之源。“咸鱼淡肉齁韭菜”，肉食优势在本然的油水但不可多得，咸盐伴着菜蔬的日子才是长久之计。彼时父亲在意的并非形式或内容，只是“下饭”二字最抚慰人心。
村庄里过够了“筷子无处伸”的日子。“齁咸”才能让碗里的菜“见吃”。久而久之，咸成了父亲铲子上某种味美的特质。秋后腌完青菜，霜雪很快控制了大地，生长减慢或者被遮蔽，残存的绿色艰难地抵抗着时间的节奏。牲畜的生长似乎也是按照节令的，冬至前后不管肥瘦要有出栏的时刻。刀锋冷漠地等待牲畜的脖子，鲜红的血迹洒在冰凉的大地上。滚烫的杀猪汤温暖着人心，对于牲畜而言却是巨大的阴谋。猪肉像是收割了的庄稼，被大卸八块堆在澡盆里。很有意思的是，父亲夏天咒骂着让我洗澡便说是“杀猪”。此时请来屠夫却也说是给猪“洗澡”。在父辈的眼睛里，也许这一刻一头滚烫的猪，和一个孩子一样重要。
杀猪比节日更要令父亲兴奋。八仙桌上支撑起短暂而油腻的日子。父亲的笑容也是油光发亮的，有猪油那种傲慢的色泽。鲜嫩的猪肉一下去，铁锅就活跃起来。满锅的油水裹挟着萝卜翻腾。这是当天的主菜。肉难得这样放肆地出现，即便那贫瘠的锅都显得惊讶。菜出后铁锅上像流着汗水一样，油面久久都不退去。鲜嫩的猪油大有用场，在锅里煸炒焦黄后下猪血和豆腐。还有一道青蒜炒猪肝。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每年都做这三道菜。他在水汽缭绕的厨房里挥动着铜铲子，那欢快的声音却又显出一些悲情。母亲坐在门口默默地流泪。她每年这天都会无比悲伤。猪圈在门外和厨房隔着一条路。这据说是一种很有些高明的风水。“铜勺子一响，喉咙眼作痒”，锅里的动静对猪来说是一种刺激。但在父亲手上五味调和的铲子里，滚动的正是当初窗外猪圈里一年的生长。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无比悲情的宿命。
父亲当然不会思考这些矫情的问题。这天他更加显得慷慨，恨不得所有人都来喝酒。他希望别人看到堆在堂屋里澡盆中的肉。他在酒足饭饱送走屠夫之后，开始打理澡盆里的肉。用澡盆装肉确实很浮夸。血水和油腻是华丽的词句，让原本简素的生活显出惴惴不安。父亲急着将它们腌制起来。只有挂上屋梁上他才心安。他清楚地记得肉的部位和数量。每一块猪肉都有各自的用途。比如二十四夜的蹄膀，三十晚上的猪头，都是配合既定的仪式，就像一定用海盐腌制才有风味一样严格。父亲对咸味手艺并非秘而不宣，但也没有人来学习。每一家的肉卤里都有各自的理解。入卤的时候还有一道秘密的美味。滚烫的盐水里猪肉辗转腾挪之后留下残余的血污，是一年收获欣喜过后的余兴，在极致的咸味中积淀下来。父亲最后将这些血污收集起来，用碗装着在饭锅头炖熟，出锅时撒上蒜花麻油。它有一个很高级的名字：猪脑。这道菜虽然是多余的情绪，但咸得明确而可靠。咸味到了极致，其他一切内容都只是寄托而已。
咸肉在父亲手上的铜勺里，可以调理出霸占桌面的菜式。一只猪头在他手上也能生出各种滋味。这些依据个人理解而产生的形式，纾解了多少年的困顿。他在辞年的时候便将猪头泡好，除夕一早就架起火来。柴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他不用微笑也显示出喜不自胜。“火到猪头烂,情到公事办”。暴躁的父亲当然知道这句灶台上的古话。他将猪头捞出来晾凉——这时候是它味水巅峰时刻的开始。父亲并不用刀，他手上有准确的拿捏，每一块也都有独特的味道。他用这些不同的滋味琢磨出一套盛宴：猪耳朵边炒水芹，炝猪舌头，红烧猪拱嘴，瘦肉装冷盘，肥白糥烂的烧青菜或者炖黄豆，肥白相间的与新蒜同炒。这些便是他对节日和食物的丰富想象和深刻理解。
父亲独居后便不再做这些繁复的菜式。冬日里我每次回家，见到的就是一碗咸肉烧青菜——菜与汤便兼备了。但他仍然十分重视猪头的存在。总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家，那样他才会下定决心把猪头煨了。若是过了年节，太阳暖和起来，那屋梁上的咸肉就滴下油来。他架起柴火，把那险些腊变的光阴给煮了。他把精瘦的肉送进城里给我们。这让我想起那年他送肉到学校的场景。他把自己最好的味道都给了子孙，留下肥白的熬青菜吃，说自己不喜欢吃发柴的瘦肉。其实这也是久而久之的习惯——一个人辛苦惯了便也认命了。这大概是他一辈子吃了最多的菜。青菜被油腻裹挟着变得暗黄糯烂，真正是下饭的咸。这好像并非什么高明手法，却是最准确和踏实的味水。
这是一位父亲用一生琢磨出来的味水。这样他便不需要怀旧，因为所有的过去都依然生长在他的日常里。又像那碗苋菜秆，永远以碧绿的勃勃生机生长在饭锅头。他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这种简省的菜。苋菜叶老了之后，他便割了秆来切成寸段，把经年的老卤篦去蛆虫，沤出一坛咸香的味道。若是那卤水也矫情或暴躁起来“翻了”，他便去买两块豆腐放进去。浑浊的卤水就像失望的老人得了安慰，立刻就澄清起来。他曾用这豆腐就酒，咂摸着味道说：“这比萝卜干喝酒要清口！”他当然也怀念过去萝卜干下酒的日子。
我并不知道他如此眷念过去。我错认为以他的暴躁应该疏于纪念过往。当他老之将至的时候，突然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念旧之意。也许那些日子就像他端在碗里的咸味，不用提起却也无从放弃。他央人把一些号码写在堂屋的墙上，生怕他与过去失去了联系。本命年之后，他又会突然想起很多人和事，总是用“当年”这个词开始自己的谈话。
他和我说：“许锦儒这个老东西没有意思，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他又皱着眉头问我：“他是不是死了？”这位远方的亲戚有一个奇怪的名字：马子。他是从外地抱养到父亲娘舅家的。进门的时候装在马桶里，人们就叫他马子。他后来成为一个心灵手巧的皮匠，经常到南角墩周边的集市上卖鞋修鞋。每年除了人情往来见面之外，他分别在寒暑假的时候来家里住几天。他会带来几双新鞋，是这些鞋子让那时候的我们有路可走。可是后来父亲和他都老了，竟然就断了联系。父亲凭着印象告诉我有些古怪的地名，让我去那个从未到过的村庄寻找。
我几次找到那处叫“太丰七队”的地方都不遇这位长辈，又留下口信但始终未有回音。看来高效的道路和通讯并不能解决父辈们的问题。父亲的追问显得有些焦躁，执意要和我一起去寻找。对于汽车而言十几公里只是转眼之间，但对于七十四岁的父亲以及只剩十余户人家的南角墩来说，这确乎是一段遥远而艰难的距离。他在紧闭的门前拼命地敲门，不断地叫那个古怪的名字。日子就像有些故意的幽默，或者像他们年轻时候的促狭一样，慢悠悠地庌开一条门缝。一位戴着帽子却又只穿着毛线裤的老人，走在了冬日下午懒散而又明媚的阳光里。父亲几乎是冲上去一样拉住他，两位老人一言不发抱头痛哭。
那个场景无比动人心弦。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去表述。南角墩周边的村庄已经变化得面目全非。崭新的出现和苍老的挣扎都在背叛着过去的时光。我曾经以为，过往会在新生的词汇面前不堪一击。可当我看着他们并排坐在苍老的板凳上，从干瘪的嘴里吐出一些陈旧的语句，以及他们脸上承受着阳光的照耀，突然明白：有他们村庄就一定不会失去。时光在不断地失效，最坚固的地理也会摇摇欲坠。村庄就像父亲嘴里零落而顽固的牙齿，它们咬牙切齿地咀嚼过那些辛勤的日子，那是世上最迷人的风景。
有这样的父亲，村庄的一切依旧会永恒成立。
全文首发于《钟山》2023年第5期
编校：夏彬彬、貟淑红
制作：汪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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