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这样记载：“‘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云‘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
“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烛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
可见，唐代玄奘大师认为“印度”之名称来自梵语“月”（Indu）。在古代印度，也的确有这种传说。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些称名，如Indaka，译作印特伽；Inda-kala，译作“印特伽罗”、“印特罗”，即新月国。
唐代义经僧人义净大师曾认为，以“印度”为“月”义，道理可以通，但并未得到公认，“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也有说“印度”（Indu）名来源于“因陀罗婆他那”，即Indra-bhavana（或vadana），谓因陀罗（Indra）所居国。
“印特伽罗”也好，“因陀罗婆他那”也罢，都不得不指出，现代印度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与古代印度作为一种文化地理体的意义迥异。古代“印度”的疆域除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外，还有部分领土现属阿富汗、伊朗、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等地。
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印度”与现代“印度”其实是两个概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虽然今天的印度共和国占据着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但古印度文明却起源于如今巴基斯坦地区。
南亚次大陆的自然地理风貌和文化类型学分区
纯粹从地理地形角度看，古代印度整体看是北广南狭，似一个不规则四边形。此四边形可由两个三角形构成。这两个三角形底边相接。上三角为大陆，其顶点乃兴都库斯山；下三角为半岛，即印度半岛，顶点在科摩林角。
上三角大陆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与西北面的兴都库什山、萨斐德山、苏莱曼山、吉尔塔尔山在古代都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它们共同构成一道天然屏障，将印度河平原与亚州大陆腹地横隔开来。
下三角印度半岛，又称德干半岛，东为孟加拉国湾，西为阿拉伯海，最南端隔着保克海峡与斯里兰卡相望。西面的阿拉伯海、东面的孟加拉湾、南面的印度洋都甚为辽阔，大陆架面积狭小的同时，岛屿较少。
当然，古印度文化地理板块内部的风景也极富特色：北部温迪亚山脉，构成大陆与半岛即南北印度的天然分界线；东西两侧是东高止山与西高止山，卫护着半岛。最大高原是后二山脉间的德干高原。
因此，也有人将印度的地形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母牛乳房，而斯里兰卡就是从乳房滴下的一滴乳汁。不过，最早、最出名的一个比喻还是来自中国唐代的玄奘大师：“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
一般情况下，北方连绵不绝的高山能够有效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历史上，古印度西北部的几处关峡都是外敌，特别是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要地。而南边的大海在航海技术不太发达的古代，也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护卫的作用。
这样，南亚次大陆的整个自然地理环境，就构成了一种较为封闭的生态空间。古印度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就在北方的雪山、南面的半岛以及其间的河川平原即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中诞生与发展。
印度河流域位于古印度西部，或者严格地说，位于西北部。印度河（Indus），即信度河（Sindhu），发源于青藏高原，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在右岸与喀布尔河汇流，在左岸汇流旁遮普的诸支流，西入阿拉伯海，全长约3000公里。
其中在上游与其他四河而成五河流域，即上印度河平原。这四河在中国古代称毗钵奢、蔼罗筏底、设咀荼卢、毗咀娑多，或译作毗婆奢、伊罗跋提、奢多头、毗德多，今称比阿斯河、拉维河、萨特莱杰河、杰纳布河。
传说中的五河流域今称旁遮普，乃波斯语五河的意思。下游流域形成了下印度河平原。一般认为，“印度”名称来源于印度河。这也表明了印度河流域作为印度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的重要性。印度河文明，又称为印度河谷文明，乃雅利安人入侵前印度土著文明的代表。
恒河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所以河流基本都东流入海。恒河（Gangā）本身亦发源于北部雪山，向东流去，最后与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汇合后注入孟加拉湾。作为古印度文化中的圣河，人们相信在恒河中沐浴可以祛罪涤恶，安息灵魂，并步入天堂。
如果说，印度河流域是古印度上古文明的主要发源地；那么，恒河流域则是古印度中古文明的繁荣所在。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人类文化学分期，在恒河流域繁荣的印度中古文化，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轴心时代”，其奠定了日后印度文化的基本因素及面貌。
但是，从正统文化角度看，在朱木拿河上游的居楼国，古代印度人将自己所处的世界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区，即“五天竺”或“五印度”。这种区分不仅在中国古代佛教文献中广泛使用，而且也在印度的记载中得到证实，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五印的区分是在以佛教所界定的“中国”，即摩揭陀地区为中印度的基础上划分的。那里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处，也是佛陀主要化度的地区。南印度在德干半岛；东印度在恒河下游；而北印度则包括尼泊尔、迦湿弥罗（Kamīra）以及犍陀罗（Gandhāra）。
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开合不定。在佛教典籍包括《大唐西域记》等权威著述中，西北印度与北印度之间划界就不明确，一些地方的归属没有定论，端赖取舍角度。西北印度与西印度间、西印度与南印度间等也如此。
最后，印度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小部分属温带。北部四季分明；西南方向大多为高原与海洋气候覆盖，温差较小；唯独中东部恒河流域闷热，夏季极端天气频繁，热浪来袭之际，气温经常高达50℃左右。
印度宗教以修禅定、行苦行为根本，与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印度文化中，不论是正统文化还是非正统文化，森林都是修行的主要场所。最早的婆罗门教就有四行期建立，即梵行期、家住期、林栖期与遁世期。
其中的林栖期就指婆罗门在年龄较大时，需弃家隐居森林，修各种苦行、禅定，以为最后的解脱升天做准备。之后的佛教还要求人们必须从森林出走，遍历世界气候，尝尽人间苦楚，溯恒河及其大多数支流而上，才能到真正修行与朝圣之所——喜马拉雅。
南亚次大陆的人种结构、族源分析与等级制度
最早来到印度的种族是走出非洲的尼格罗人，他们约在50万年前大规模进入印度。在纯粹生理学意义上，他们又可以被视为原始澳大利亚人。最新的DNA研究发现，四千年前就曾有一大批印度人远涉重洋移民澳大利亚。
在澳族人过后，荼卢毗人（又译作达罗毗荼人）从伊朗高原迁徙到五河流域定居下来。他们扁长脸、薄唇、棕眼、中型鼻，最初是典型的闪米特-地中海人长相，本属于高加索人种。但由于受热带气候影响，以及与澳族人不断通婚，荼卢毗人的肤色逐渐变黑。
在上古时代，荼卢毗族人主要生活在印度西北部、北部以及中部。雅利安人一侵入印度，就对已成为土著或说原住民的荼卢毗族人与奥族人不遗余力予以打击，荼卢毗族人要么被征服，成为奴隶，要么退入深山，重新成为未开化的山民。
而在印度的南方，早期也有荼卢毗族人的移入，甚至有学者认为他们是跨阿拉伯海而来。这些荼卢毗族人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基本保持了其种族身份，就是现今所称的泰米尔人（Tamils）。
公元前15世纪前后，生活在俄罗斯南部与南乌克兰草原一带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南下。他们使用的铁器，即手斧、匕首、锄、箭头、矛头、鱼钩、夹子等工具，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提高。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雅利安人所使用武器也更加犀利，战斗力要远高于荼卢毗族人和澳族人。他们在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后，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又从西向东推进。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前后，进抵恒河平原。
到公元前700年前后，雅利安人征服了恒河中上游。在此期间，人们培育的农作物品种增多。除了大麦外，还种植水稻、小麦、大豆、胡麻、棉花、甘蔗等等。雅利安人就此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转型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民族。
而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及其规模的扩大，马的饲养和驯象工作越来越重要。这些动物既可以成为冲锋陷阵的坐骑，也可以用于战车。手工业进一步细化，增加了铁匠、编织工、刺绣工、染工等。在商业贸易中，甚至可能出现了计量用的金锭与其他金属锭。
到此，印度文化的中心就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恒河中上游。在这个漫长的转移过程中，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的基本形态完成，出现了四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奠定了婆罗门教乃至印度正统文化的根基。
在这之后进入印度的多是蒙古人亚种，其中藏蒙古人在不同时期都有进入，相对分散、缓慢；而古蒙古人的闯入则非常剧烈、急骤，典型如公元前2世纪末的大月氏人和16世纪的帖木儿大帝后裔，并分别建立了贵霜王朝和莫卧儿王朝。
古代印度既是一个种族的繁衍天堂，所谓“人种博物馆”，也是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亦在于此，古印度的种姓在指涉、标识身份与职业的同时，暗含着血统之义，且进一步表征着阶级。
“种姓”是梵文Varna的引申之义。Varna，音译瓦尔纳，本为“颜色”之义，但作为征服者的雅利安人以肤色显示与作为被征服者的土著即原住民之间的身份差别，Varna就获得了“种姓”之义。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作为雅利安人的基本构成，有念诵吠陀与祭祀的权利，死后可轮回转世，故称为“再生族”；首陀罗属于被遗弃的种姓，既无念诵吠陀与祭祀的权利，也无轮回转世的可能，故称为“一生族”。他们作为别人的奴仆，可以被随意驱逐、随意残杀。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古印度种姓的内容有所变化，尤其低种姓的内容变化较大，这从后来《摩奴法论》的细致说明与规定中可以看到。中国取经僧法显与玄奘大师都有相关记载，如后者在其《大唐西域记》中曾有总括性说明：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旧曰刹利略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旧曰毗舍讹也），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陀罗（旧曰首陀讹也），农人也，肆力畴垄，勤身稼穑。凡兹四姓清浊殊流，婚娶、通亲、飞伏异路，内外宗枝，姻媾不杂，妇人一嫁，终无再醮。自余杂姓寔繁，种族各随类聚，难以详载。”
在首陀罗之下，古印度还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贱民阶层，即旃陀罗（Candāla）。他们属于土著的原生态性部落以及从事卑贱职业（屠宰、制革、清洁工等）者，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严重的歧视，被视为“不可接触者”。
古代印度文明的祭祀仪式和古典时代终结
从雅利安人公元前16世纪前后进入印度，到佛教于13世纪灭亡这接近3000年的历史时期中，印度宗教文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婆罗门教文化时代、沙门文化时代、佛教-婆罗门教时代和新婆罗门教（暨印度教）时代。
婆罗门教文化时代，谓从公元前16世纪前后到公元前7世纪。在此阶段，四种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逐渐形成，解释性的《梵书》、《森林书》随后出现，进而具有哲理性的《奥义书》也开始问世。
所谓吠陀”（Veda）的原义是指“学”或“知识”，中国古代多音译为吠陀、韦陀、围陀、毗陀、薜陀、鞞陀、比陀、皮陀等，意译为明、智、明智、明解等等。从理论结构上看，吠陀可摄四部分，即《本集》（Samhitā）、《梵书》、《森林书》与《奥义书》。
《森林书》与《奥义书》常互摄在对方中，而二者又是以《梵书》的附录形式出现的，故常称为“吠陀的终结”，即“吠檀多”（Vedānta）。一般谈吠陀，乃指《本集》，所谓《吠陀本集》。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雅利安人占据恒河中上游后，印度进入了列国时代。在十六雄国相互混战的过程中，婆罗门文化与土著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婆罗门教衰落，以佛教、耆那教为代表的非“正统”文化逐渐兴起。
强大的沙门思潮以反婆罗门教文化的面目出现，婆罗门教的权威虽然受到极大挑战，但这也给印度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恒河中游，即以摩揭陀为中心的中印度。印度的宗教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面貌。
到公元前4世纪，佛教与婆罗门教此消彼长。印度文化整体在佛教思想影响与激励下不断变化与开展，先是部派佛教，然后是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在接下来6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积蓄力量，吸收百家所长，并逐渐以印度教的新面目复兴。
公元4世纪，古印度古典文化时代来临，印度教或者说新婆罗门教的理论体系进入大成阶段。大乘佛教虽然也达到鼎盛期，但因为摄受印度文化而密教化，趋于神秘甚至庸俗。最终，佛教在印度消逝，而印度教成为占压倒性优势的宗教。
从此，婆罗门教深入与融合到古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地位与权力、宗教与王权、祭祀与巫术、价值与政治等等社会范畴的“理想型”关系，皆与印度教息息相关。从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就可以直接看出。
第一条“吠陀天启”，在形而上学层面论述婆罗门教的神圣性与真理性；第二条“祭祀万能”，表明婆罗门教的宗教运行方式，即宗教属性；第三条“婆罗门至上”，显示婆罗门阶层在世俗社会的存在方式，即社会属性。
婆罗门祭祀分“家庭祭”与“天启祭”两大类。“家庭祭”程序相对简单，点燃一堆祭火，由家长担任司祭者，或者请一个祭师协助，即可进行。不过，家庭祭的频率却非常多，几乎贯穿人的一生。
其包括十二种礼仪，即受胎礼、祈男礼、分发礼、出生礼、命名礼、出游礼、哺养礼、结发礼、剃发礼、入法礼、归家礼、结婚礼，此外还有新月祭、祖先祭等定期祭礼。总而言之，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天启祭是贵族、富人，尤其是部落首领或者国王举行的祭祀仪式。其中供养祭分七种：置火礼、火祭、新满月祭、初穗祭、四月祭、兽祭、修陀罗摩尼祭。苏摩祭种类繁多，供养祭外的祭祀都计在内。
主要有火神赞、力饮祭、即位祭、马祭、人祭、全祭等。其中马祭最重要，需要宰杀大量牲畜祭祀，旷日持久，耗费巨大。但婆罗门教认为，只有完成了马祭的国王，才有资格成为“万王之王”。
火神祭和供养祭中的置火礼一个强调神，一个强调时刻；人祭以人作牺牲品，对不同的神祭祀时须选不同人来作牺牲，但有时也可用牲畜、谷物等替代；全祭乃婆罗门出家前的祭祀，需将全部财产与眷属奉献于人和神。
古印度人在执行天启祭时，甚为复杂、隆重与规范化。最典型的程式如下：围绕祭坛在东边、南边与西边点燃三堆祭火，由四位主祭司统领一批祭司担任司祭。诵者祭司念诵《梨俱吠陀》颂诗，赞美诸神，邀请诸神出席祭祀仪式；歌者祭司在伴随供奉祭品尤其是苏摩酒时，高唱《娑摩吠陀》赞歌；行祭者祭司执行全部祭祀仪式，同时低诵《夜柔吠陀》的祈祷诗文；监督者祭司监督整个祭祀过程，发现偏差就负责纠正。
7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高举着伊斯兰大旗，在短短不足百年时间内，先后征服地中海东岸、伊朗-阿富汗山地、整个北非地区和比利牛斯半岛。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占领了印度西部信德地区，给南亚次大陆造成巨大压力。
11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在极短的时间内迫使几乎所有北印度诸邦王公表示臣服，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教政权——德里苏丹国。他们大肆烧杀抢掠，摧毁印度教庙宇，强迫“异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
突厥人的圣战，对古典印度教文明的“世界格局”予以最重，也是最后的一击。虽然印度教在日后依然留存于世，并延续至今，但古代“印度”这一地区，到处都是各种不同统治集团与文明、文化的残骸碎片。
印度教不再是南亚次大陆的思想主体，日后的阿克巴大帝也好，杜兰尼王朝君主也罢，亦或是英国殖民，他们对待印度教只是“羁縻”而已，从未考虑过融入婆罗门们所创造的文化秩序，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印度”在12世纪宣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