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民：二进提篮桥
文摘
文化
2024-11-18 17:31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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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部队退伍回来不久，便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因为是退伍军人，又是党员，立即进了专案组。我负责的专案需要去上海提篮桥监狱提审一名犯人。记得他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姓黄。名字记不得了。老蒋曾赠送他一把“中正剑”。1953年镇压反革命后期被抓，判了无期徒刑。我仔细地在历史档案中寻找这位副秘书长的资料却怎么也想像不出他的形象，狡猾吗？残忍吗？老蒋都送给他“中正剑”一定是个老牌反革命，25岁的我能斗得过他吗？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接待人员看过我的介绍信后便领我和我的助手进了监狱，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监狱，神秘而又惶恐。记得一间长长的房子，两边是铁栅栏隔成的一个一个小房间，里面关着人。中间是一条水泥走廊，像电视剧里表现的一样，不同的是很干净，也很安静。每个小间里都有一张床，小间与小间之间是隔板，面对走廊的一方是铁栏杆。走廊上方有灯，光线很明亮。里面关的犯人基本上没有隐私可言。我们进了门上贴着“提审室”的房间，监管人员说你们等一会，我去带犯人。提审室不大，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有两把椅子，桌子对面是一张方凳，估计那是犯人坐的。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在桌子后面坐了下来，打开案件卷宗，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问什么好。不一会监管人员带着一个胖胖的老头来了，与我的想像差距很大，老头面相很和善，像个管账先生，更像一个教书匠。我告诫自己，不要被表像迷惑，他可是个被判无期的历史反革命！监管人员对老头说，他们是调查人员，你要老实交待，问什么交待什么，不要隐瞒！老头一个劲点头，连连说老实老实。声音宏亮中气很足。我示意老头在方凳上坐下，老头很结实，面色红润，满脸络腮胡碴，看来经常刮脸，无论精神和身体都不像坐了十几年牢的人。我故作深沉地看着卷宗，好一会抬起头问：“蒋xx你认识吗？”“蒋xx”是我们单位一位高级工程师，名字忘了，他的历史问题就是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干过。“你要老实交代，他也是资源委员会的，你怎么会不认识？”老头看着我们，说“二位干部，你们很年轻，不了解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吧？”现在想想，有点搞笑，那年我25岁，我的助手比我还小，当年才退伍的。在接触这个案子之前，我们连资源委员会的名字都没听说过，能懂什么啊？但是，我觉得“专案”两个字很神圣，我绝不能在这个历史反革命的面前露怯。我厉言正色地说：“那你先交代资源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吧。”老头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要是调查登记全国矿产资源的分布和贮量情况。国民党中央有资源委员会，各省市也有相应的组织。我是在重庆资源委员会，是中央一级的，你们说的这个人肯定不是重庆的，我怎么会认识？老头眼睛瞪得老大看着我。“就这么简单吗？那我问你，你们这个委员会里有好多国民党的大人物，蒋介石不还送了一把中正剑给你吗？”“你说这事啊？”老头说“那些大人物其实就是挂个名，屁事也不干，官场是讲究人脉的，再说挂个名总有些好处吧。我是学采矿的，他们让我挂个副秘书长就是要我干活的，资源委员会就是个经济组织，没什么政治权力。许多工作人员常年在乡下野外考查，是个若差事。但蒋介石很重视，委员会成立那天，蒋介石接见了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每人送了一把中正剑。因为干活主要靠我，秘书长也帮我要了一把。这在当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啊，我不会不要，更不敢质疑。我哪里知道这把剑害了我后半生！解放后，你说你没干过坏事，政府信吗？没干过坏事蒋介石能送你中正剑？老头张着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又看看我的副手，好像问我们“是不是？”无论是神态还是语气，老头都很坦率，减轻了我对他的戒备。心里甚至生出一丝丝同情，觉得判他无期有点重。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犯人，有点好奇心，便问了一些他的家庭情况。老头说，他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女儿女婿在浙江美院当老师，他老伴和女儿女婿一起过。老伴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他们来看你吗？”我问。老头说，才进来那些年每年都来看我，1966年以后不让探监就没来过了，有三四年了吧。老头看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唉，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在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心动了一下，把介绍信递给接待人员说，请给我转浙江美院。躺在招待所的床上，回顾提审黄老头的经过，坦率地说我看不出黄老头的可恶，是时代的变迁把他裹挟进灾难的深渊。在大时代面前，人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一粒时代的沙尘砸到你头上，那就是万劫不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浙江美院去，从案情看没必要接触他的女儿。从心理上分析，我是对当事人的命运产生了兴趣和同情。有一种好奇心驱使着我，好奇这种反革命他们的家人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看待反革命亲人的。第二天我和助手来到杭州浙江美院，接待人员告诉我，他女儿进了位于浙江桐庐的美院五七干校，不在杭州。那时候从杭州到桐庐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至少要两天才能来回。我的助手说没必要去桐庐吧，又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我不能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我的助手。我对他说，黄老头是否在重庆的资源委员会工作过，需要有个旁证。我们不去桐庐，可以打个长途电话询问一下情况。理由很牵强但也说得过去。那时候打长途电话要到邮电局登记挂号。我们整整等了半天，几次不想等了。但那份好奇心顽强地挥之不去。终于电话接通了，那头是黄老头的女儿，当她得知我们昨天见到她父亲的时候，急切地问：你们见到我父亲了？你们见到我父亲了？他怎么样？身体好吗？我如实地告诉她，她父亲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就是很想念你们。“好几年没我父亲的消息了，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心里很是煎熬，非常感谢你们带来我父亲的消息，知道他还健在，这对于我这个做女儿的是多大的安慰，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过了一会她说，母亲两年前脑溢血去世了。我爸爸还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了，会很伤心的，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也许是通电话，老头的女儿毫不掩饰她对反革命父亲的牵挂和热爱。我很震撼，一个无意的举动，缓解了女儿对父亲的相思之苦。亲情超越了阶级和政治，是割不断的骨肉关系。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非常同情老头一家的不幸遭遇，同时一个念头悄然产生：把老头女儿和老伴的情况传递给老头。放下电话，我对助手说，去浙江美院转介绍信再去提篮桥，我说得很坚定，没有一点犹豫。助手不解地看着我，问：“有这个必要吗？”我说我去浙江美院找过你女儿了。黄老头“哦”了一声。很平静地等我下文。我告诉他他女儿在桐庐五七干校，我没见着但通了电话，她说她们一家一切都好让你放心，他点点头。我停顿了一会，以为他会问他老伴怎么样，但是他没问，我接着说你老伴脑溢血两年前就去世了。他点点头，依然很平静。没有一点表情。这让我很意外。是长年窝居在狭窄的空间里丧失了表达能力？还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已然麻木？我无从得知。我是和他同时离开提审室的，他看似不经意地揑了一下我的衣袖，但我感觉到了那一揑的分量，他是用了力的。那是他暗示我，我的用意他懂了。罗瑞民，退休编辑。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东海》《作家天地》《深圳晚报》等。上世纪80年代安徽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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