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40年代的昆明凤翥街南段街景
好是好一些，但还是紧，还得再想想办法。
一是做家教。这可不容易。去一般家庭收入少不说也丢份，所以还得托关系找上层人家。托过曾任云大教授的白之瀚，即白小松。蒋介石当时在滇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龙云为主任。白小松是行营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当时与吴宓论诗说文，时相过从。吴宓记，某日下午“白之瀚来，携示文稿一束，谈甚洽，热诚可感。宓遂托瀚代觅滇巨室家馆授徒事”。还托过清华校长梅贻琦。梅氏主持西南联大工作，与地方军政上层交往颇多。吴宓某日记，“宓托梅公代求馆事”。也求圆通寺佛教会的远峰和尚帮忙。远峰崇文，与吴宓友善，两人常在翠湖一带品茗、散步。还是远峰本事大，不久即介绍吴宓为崇仁街茂恒号大老板（腾冲人）王振宇教家馆。吴宓提出三个条件请和尚复告王，其中一条是“增多束修”，即增加报酬，这很关键。后来双方面谈，约定三条。前两条一是吴为王老板儿子制定学习国文计划，具体授课由吴宓推荐的沈某负责。二是吴为王老板推荐一位英文秘书并兼教王老板学英文。第三条是关键，说吴宓本人与王老板“时以朋友过从，随宜指点。而王君遇宓缓急，则以通财之谊相助云”。这一是身份、做派，再呢上不封顶，比较有弹性。看来吴宓先生并非想象中的书呆子。林文铮后来还介绍过商品检验局的会计潘某跟吴宓学英语会话，每次两小时收费250元，按月算每月2000元，不算低。其时为1944年春，下小馆吃早饭25元，中饭、晚饭各约40元，冠生园像样的婚宴每席2600元，报上登个结婚启事360元。
除在外校兼课和做家教外，再就是为报馆编报。当时《曙报》《正义报》《中南晚报》几家报纸都慕名请吴宓帮他们编副刊，吴宓呢既需要创收开源也有些手痒，想当年编《学衡》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毕竟是难忘的出彩的记忆，如今有人来请编报自然心动。他征求师友同事的意见，有的支持，有的劝阻，颇犹豫。吴宓决定看看这几家报纸的条件再说。当时昆明报业繁盛，竞争激烈。吴宓先答应了由南屏大戏院女老板刘淑洁资助的《中南晚报》允为顾问；后又答应有川滇铁路公司背景的《曙报》，但报酬不理想，月薪才1000元，约相当于当时教授月薪的四分之一，不过还是接了手。某日，副总编程行敬来，“送《曙报》薪1000。连同前2000，并封存”。不过没干多久。《正义报》是家老报，馆址正义路，在有名的艳芳照相馆对门。该报有个副刊叫《大千》，社长方国定不满意，就想请吴宓出马。吴宓提出每期经费问题，社长说问题不大。但稿费每千字才100-150元，与吴宓的设想相差甚远。稍后社长在冠生园宴请，一二友人陪吴宓去了。“方（社长）谓，稿费等须与昆明各报一致同等，不能独异，故《文艺副刊》不能照办。但望宓等为《大千》投稿云云。”未成。
应邀为社会上的机关、单位作学术演讲也有收入。1942年夏某日去潘家湾昆明广播电台（其址今为省广电厅宿舍）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得酬金80元。当时吃碗面条两元，两人上小馆吃顿便饭 10元。报酬也随物价上调；1943年就调高了些，有次去武成路华山小学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演讲《红楼梦》得酬金400元并招待茶点。1944年初又去为该团讲《中国旧小说评论》报酬未变。其时物价已上涨一倍，下小馆吃早餐需10元，但总地说报酬还是提高了些，也可能是因为党政部门条件好的缘故。
不单编报和演讲，吴宓还帮中国旅行社（分社驻巡津街北口商务酒店）推销《旅行杂志》，他的办法是凡有人请他去演讲，就带上杂志若干本交对方代售，销完结账。这也有记录，如：某日《曙报》程某“来邀，又携去《旅志》10本，连前共30本，代售”。又，李公朴介绍女青年会干事钟女士访吴宓，留函，吴“即复钟函，允至昆明职业妇女会演讲《红楼梦》并以《旅志》10册托代售”。某日去中旅社“缴宓代售《旅志》……二百本之价。尚存百本未结算”。诸如此类。但看不出回扣数额，估计多少会有一点。
从日记看，吴宓的创收方式大概也就这些了。
反正不管怎么算，吴宓的收入比一般教授（兼事经商者除外）肯定要多一点，生活状况比闻一多、沈从文肯定要好些。沈从文叫汪曾祺下馆不过是一碗米线多加个鸡蛋。
有了这样的条件，吴宓的基本生活，主要是饮食方面，应该说还过得去，至少算中上吧。从日记看，虽是单身，吴宓却不在教授宿舍的公共食堂吃饭，除有一个时期先后在叶公超、周珏良两家搭伙外，基本上是天天下馆子。所谓“入市求三餐，尚能适口腹”（《五十生日诗》），指此。吴宓日记里的下馆记录特丰富，不但有餐馆名，客人名，费用多少，偶尔还附有座次图表，十分详尽。单说餐馆、酒店旅馆，我未仔细统计，粗略印象不下百家。大旅馆、酒店除特殊的金碧别墅外，商务酒店、太和饭店、欧罗巴酒店、昆明大旅社一家不漏。大餐馆海棠春、冠生园、共和春、东月楼一家不少。至于一些较为有名的中档餐馆，吴宓更是去了不止一次。还有些西餐馆、咖啡馆，吴宓也是常客。
我敢说，即便是当时的昆明本地人，恐怕也没有谁光顾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中西餐馆和咖啡馆。
独个人下馆吃顿早、中、晚餐不算什么，吴宓几乎天天如此。这里只讲两三个人以上的社交应酬。昆明比较明显的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是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的，到1942年已相当严重。只就1942年头四个月120天吴宓的餐饮应酬而言，我逐天计算便有53次，差不多是隔天1次，其中吴宓请客25次，别人请他28次。两三人的小宴较多，上档次上规模的较少，有时候是家宴。
玉龙堆周钟岳公馆。吴宓在公馆对面的联大教授宿舍住过。
生活水准越低，饮食开支所占比重越大。在困难条件下，穿戴问题相对次要，能凑合就凑合。吴宓亦如此。他日记中常有缝缝补补的记录。“托敬补西服裤。”敬即张敬，吴宓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兼课时的学生，其时在迁昆的北平图书馆任职，关系不错。“熹为织补毛衣之一钮孔。”熹即叶公超夫人袁永熹，当时吴宓一度在叶公超家搭伙。为吴宓补衣最多的是女友卢葆华，有时是卢来吴处，“为宓缝补衣，且谈心”。但讲究一点的西装还是要带到城里去洗才行。如，某日，“至马市口洁新店洗熨西衣”等等。
吃饭不成问题，心就定下来了。教师的本职是教书。据当时的师友、学生回忆，吴宓十分敬业，堪称楷模。早年的同事温源宁教授说吴宓在清华讲课虽然缺少一点启迪灵感的魅力，却十分肯定他上课的准时就像一座钟，讲起课来就像古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在西南联大也如此。据日后成为名教授的学生赵瑞蕻（译过《红与黑》）回忆，每次上课铃声一响，老师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尚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门口。另一位学生李赋宁（后来也是名教授）讲，吴宓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两位所讲细节略有出入，对老师敬业精神的赞佩是一致的。
(未完待续)
来源：《云南政协报》（2011年01月07日第05版）
作者：余斌
编辑：何健美
校对：杨泽琰
二审：欧阳文军
终审：张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