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毕业5年拿不到毕业证是“助学贷款”的问题；毕业7年却没积蓄是“就业”问题；像她一样的贫困生，有人能积极生活而她却选择自杀，这是个人心理问题……

富书作者：雷利（富书团队）

来源：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原创

提起“带母上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感动，都会联想到像刘秀祥、孟佩杰等感人人物。

而今天的主角杨元元，最早也同样因为带母上学而备受关注，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们始料未及。

2009年11月26日，杨元元在上海海事大学宿舍内自缢身亡，生前留下遗书道“知识难改命运”。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自杀方式——用两根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的水龙头上结束生命。

只要她有一丝求生的欲望，稍微站起来就不会窒息而亡。但杨元元却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引得无数人惋惜不已。

年轻、有才、本该有着光明未来的杨元元为何如此决绝地选择死亡？

遗书中那句“知识难改变命运”的背后，她有着怎样的坎坷经历？

网友口中的“是她母亲害死了她”起因从何而来？

带着这些谜团，今天让我们走进杨元元的故事……

1979年，杨元元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特意给她取名“元元”，希望她将来能大富大贵。

杨元元3岁时，弟弟杨平平出生了。和无数普通家庭一样，杨元元的父母对孩子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家庭的命运。

父亲更是因为拥有北京化工大学的文凭而成为儿女的榜样。

然而，1986年，无情的打击降临在这个家庭。杨元元的父亲因肝病去世，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担在了母亲望瑞玲一个人身上。

从那时起，杨元元不仅要照顾弟弟，还要帮母亲分担家务。7岁的她变得更加成熟，肩负起比同龄孩子更多的家庭责任。

母亲为了多挣一些钱，四处打工挣钱，她在军工厂当过车工，还当过保安，经常天没亮就走，杨元元和弟弟睡着后才回来。

姐弟俩相依为命，姐姐上学时也把弟弟带着，那时农村经常有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上学的情况，老师们也都很关心照顾他们。

尽管家境贫苦，杨元元和弟弟在学习上依旧表现出色。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杨元元在1998年考入了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然而，这一选择并不是杨元元本意，她原本想学习法学，渴望通过法律的力量改变命运，追求自己真正的梦想。

但母亲望瑞玲坚决反对，认为学法学不如经济学赚钱，学经济学毕业后可以当老板赚大钱，便劝杨元元换专业报考。

从小深知母亲辛苦的杨元元很少反驳母亲，是个事事都听母亲话的乖孩子。因此她放弃了自己想上的专业，顺从了母亲的意愿选择了经济学。

虽然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就，但杨元元的大学生活却并不轻松，家庭的经济困境始终压在她的肩上，因为交不上学费，杨元元办理了助学贷款。

她经常勤工俭学，打零工挣钱，每个月除了日常花销，攒下来的钱都给了母亲和弟弟。

大二时，杨元元收到了弟弟的好消息，品学兼优的弟弟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从此姐弟可以在同一个校园上课，互相也能有一些照应。

后来杨元元发现自己虽然报了经济学专业，但没有资本基础根本无法当老板创业，于是她同时修了法学的双学位，想通过法律为穷人维护正义。

此时的杨元元正憧憬着未来和弟弟一起的美好时光，殊不知，真正坎坷曲折的道路，杨元元才刚刚踏了上去。

大三时，杨母所在的工厂计划将职工宿舍搬迁至外地，原先工人住的宿舍是免费居住，现在所有工人需要承担一部分租金。

杨母没有多余的钱交给工厂，自己又不想回家，便有了和女儿同住的念头。

起初，同龄舍友都无法接受宿舍中多了一位长辈，日常对话都有了很多压力。渐渐地，她们和杨元元、杨母减少接触，同学们也都对杨元元指指点点。

原本温柔开朗的杨元元越来越内向、腼腆，只有和弟弟一起时才会滔滔不绝。

一开始学校无法接受母女同住宿舍的情况，在杨元元解释过家庭困难后，学校破例在其他寝室给杨母空出一个床铺。

杨母开始频繁进出宿舍楼，渐渐和楼里的宿管、保洁都处好了关系。她每天靠摆地摊挣钱，一天能赚十几块钱，杨母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却忽视了女儿的处境。

这样的环境其实对杨元元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修双学位后，她不仅要在学业上拼搏，母亲来了，还要在生活中照顾母亲。

每当她想开口和弟弟或者同学诉说内心的苦闷时，话都哽在喉咙里，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

2002年，临近毕业，杨元元想找一份工作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但因无力偿还助学贷款，她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被学校扣留。

这直接导致她在求职时屡屡受挫，没有毕业证和学位证，杨元元失去了许多本该属于她的机会。

杨母想不明白女儿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不可能啊，我小学生都能进厂找到工作。”她开始指责女儿不用功、不努力。

面对残酷的现实，杨元元不甘心就此屈服。

为了证明实力，早在大四刚开始时，她就开始备考研究生考试，终于在毕业时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但因交不起高昂的3万元的学费，杨元元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选择。

于是她又想到考公务员，不出所料，优秀的她又考上了湖北枝江县的公务员，但杨母却不允许她去，杨母认为县城是穷乡僻壤：“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去（老家），元元好不容易才考到武汉，我不回去。”

杨元元抵挡不过母亲的强烈反对，无奈放弃前去任职。

后来西北大学向她伸出橄榄枝，邀请她来学校当助教，杨元元欣然接受，买好车票准备出发时，却被杨母拦了下来，杨母害怕女儿被骗，无论如何都不让她出家门。

母亲的过度干涉和控制让杨元元陷入了深深的心理困境。她一方面顺从母亲的安排，不敢违背孝道；另一方面，她也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她的内心愈发压抑，变得越来越内向和沉默。

然而此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一个工作挣钱，于是她先去学校附近的教培中心当讲师，每个月的工资七八百元，勉强维持生活。

弟弟也知道姐姐辛苦，大学期间一直勤工俭学，生活费几乎很少问母亲和姐姐要。

后来杨元元认为助教没有前途，辞去了工作，她认为销售收入可观，转而去保险公司卖保险。这期间杨元元也没停下求学的步伐，她曾4次考研，都因准备不充分而失败。

毕业五年后，杨元元终于攒够钱还清了助学贷款的3970元，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那一刻，杨元元畅快地对天呼了一口气。

她觉得有时自己的生活像游戏打怪，只能一点一点磨炼自己，很多年才能突破一个瓶颈，每当突破一个就感觉无比畅快舒爽。

后来几年她还办过小记者培训班、和同学一起成立杂志社等等工作，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和她一同毕业的同班同学都已经硕博连读毕业，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大企业里发光发亮，看着他们美好多金的生活，杨元元不止一次幻想如果自己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就好了。

她也经常后悔，曾经的自己原本有着和他们同样的机会，但都一一错过。

但她也不恼怒，她总说“我这么困难都过来了，再怎么样我也有文化，有知识就不会饿死自己。”

为了改变人生，杨元元重新把目标放到了考学上，自己也攒了一些钱，这次如果考上了，无论如何都要去念。

2009年，杨元元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她以为这次的机会可以让她摆脱过去的困境，迎来新的希望。

然而，杨母却再次跟随她前往上海，并执意要求与她同住学校宿舍。学校多次拒绝杨母的要求，但她依然坚持。

9月份开学以来，杨元元与母亲总是共同进出校园，形影不离。

隔壁宿舍一位女生说：“杨元元没有朋友，也不主动与同学交往，她和家长在一起，我们也不好意思去串门。”

开学后没过多久，同寝室的同学纷纷申请搬离了宿舍。这期间，不断有老师找杨元元和杨母谈话，希望她们遵守学校规章纪律，建议杨母到校外租房住。

不仅如此，学校还给杨元元推荐了勤工俭学岗位，用来补贴房租，并一直在帮杨母找工作。

11月21日，校方开始禁止杨母借住宿舍。学校里一名体育老师体贴地将自己的一处空房子交由杨元元和母亲同住，房租一个月450元，但因要收拾空房，23号她们才能拿到钥匙。

于是杨元元就预订了21日和22日两天的宾馆，一天的价格是130元。杨母得知后非常心疼钱，第二天便借口称自己找到了50元一晚的住处，离开了宾馆。

当晚杨元元彻夜难眠，她坐在自己的床上，一直盯着母亲那张舒服洁白干净的床铺，嘴里不停念叨着什么。

11月23日，母女俩拿到钥匙去新房住宿，屋子里没有一件家具，母女俩搬来床铺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告诉母亲：“地上好冷，我去找学校去，我们还是要住回学校宿舍去。”

2009年11月25日，是杨元元生命的最后一天，此时距离她重新踏入学校还没满70天，她给学校写了住房申请书，字里行间写满了自己的辛酸。

当晚她让母亲留在出租屋，自己回到了24号宿舍楼506寝室，次日凌晨在宿舍卫生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选择的方式极其痛苦：在水龙头上系了一条毛巾，将毛巾一端套在脖子上。尽管水龙头离地面极低，稍微有一丝求生的意志便可自救，但杨元元没有做出任何挣扎。她的决绝让人触目惊心。

事后，警方发现杨元元并没有做过大幅度的挣扎，这意味着她早已决意与这个世界告别。

她在生前留下了一封遗书，只有简短的一行字：“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杨元元的遗物中，笔记本内仍夹着一张当年北大法硕入学考试题单，原来杨元元一直没有放下那些过去错过的东西……

事发后，最震惊的是弟弟杨平平：“其实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因为她其实平时很坚强的一个人，特别是她读研的时候，特别开朗，她要过司法考试要怎么样，我觉得是特别有目标特别有干劲的一个人。”

弟弟说，这些年自己生活也很辛苦，满脑子都是毕业、论文、打工、还贷款、要不要给家里贷钱等问题。所以和姐姐见面时，他也根本不想聊工作和就业这种沉重的话题。

“实际上我后来也想过一些事，可能平时我跟她这样深度的交流太少了。如果我平时跟她多谈这种话题，说不定她就会跟我说这个事，我至少能开导开导她。”

其次震惊的人是杨母，在此之前，杨母察觉到女儿状态有反差，但从未想过女儿会自杀。

女儿刚考上研究生时很开心，但从11月21日开始找房子时，女儿的状态就很不对劲，经常叹气说一些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话。

杨母追问原因后，女儿透露，宿管最近对她说“如果你妈再违规进楼，就不给你发毕业证”，学校的李书记找她谈话时也说“没钱就不要读书”。

杨母听后气得火冒三丈，问女儿为什么不反驳。杨元元害怕地解释道：“我反驳了还能读书吗，我只有不读了才敢反驳他……”。

杨母和弟弟杨平平认为杨元元自杀是自己的问题，但学校的处理方式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此学校全盘否认，李书记回应：“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个话绝对没说过，我们有信心。”

宿管全程并未出面回应，但有不少学生说宿管平时温柔和蔼，从不说粗话，也绝不会轻易贬低嘲讽任何人。

杨元元的死很快被舆论操控，网上出现了无数篇帖子，大部分是心疼杨元元的。

有人说“她母亲吸血，趁早不管母亲还能活命”，还有人说“可怜孩子了，希望你在天上一切都好，来世不要这么辛苦……”。

故事的后续淹没在岁月里，曾经杨家要求学校赔偿35万，如今，我们无法再追溯到当时的最终赔偿结果，也找不到杨母和弟弟杨平平的现状，只能一次次惋惜女孩的离去。

杨元元的悲剧，让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她的母亲望瑞玲。

这位母亲用她自认为“爱的方式”深深“控制”了女儿的一生。

母女关系本应是相互支持和理解的，但在望瑞玲的过度干涉下，杨元元为了家庭一直都过着过度节俭的生活，在经济上无法完全独立自主，情感上也与母亲过度捆绑，无法解脱，同时也失去了独自成长的机会。

正如心理学所言：“人类诸多悲剧的产生，源于对一段关系寄望过深。”

杨元元的母亲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这种情感寄托和依赖，最终让女儿背负了太多不属于她的责任。

而杨元元也因为这种过度的责任感，失去了自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其次，社会对贫困生的忽视与扶持的缺乏也值得重视。

如果社会有例如灵活的还款政策、更多的奖学金或助学金、为贫困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和就业指导，也许她能在困境中找到出口，而不是选择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杨元元自身的心理困境也不容忽视。

要强的性格又无法让她放下面子和任何人倾诉，导致朋友缺少，更没有出口去宣泄情绪。

她自己选择了次次妥协，次次退让，最终导致内心的痛苦积压，走上了极端的道路。

有一名记者这样总结道：

杨元元毕业5年拿不到毕业证是“助学贷款”的问题；毕业7年却没积蓄是“就业”问题；像她一样的贫困生，有人能积极生活而她却选择自杀，这是个人心理问题……

而其中，亲情影响的因素最大。

有人说：“每个人的人生意义，应该大于亲情所带来的意义。”

杨元元的一生几乎被母亲的需求绑架，失去了对自我人生的掌控。

她的悲剧提醒我们，亲情固然重要，但个人的成长和自由也同样重要。

此外，为人父母真正的爱应该是给予对方独立和自由，而不是控制和剥削！

点个在看，与你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