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0夜
宋室南迁后，南宋的阶官制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宋史·职官九》关于绍兴以后阶官记载如下：“绍兴举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文臣为左，余人为右。淳熙初，因宗室善俊建言，阶官并去‘左’‘右’字。今任子杂流，惟纽转通直郎、奉直中散二大夫如故，若带贴职，则超资。自开府至迪功，序次于后。”其文阶序次共列四十阶，自承务郎至开府仪同三司共三十阶，标注“系京官”；自迪功郎至承直郎共七阶，标注“政和更定，并系选人，用举状及功赏改官”。前面这三十七阶的阶官名称和序次与北宋政和以后的阶官名称和序次完全一样，但在迪功郎后面南宋又增加了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三阶，并标注“系奏补未出身官人”。
宋神宗元丰改制的目的是“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额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凡厥恩数，委如旧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且使卿士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岂不善矣”。明确说明元丰改制是实行“职事官”与“寄禄官”两套官制。"职事官”为各级“差遣”，即有实权和实事可做的官。“寄禄官”则只是为安排官员俸禄等级而设定的阶官。每个官员都有一个“寄禄官”的官阶名，以确定自己的俸禄等级，但只有那些得到了“差遣”的寄禄官才是“职事官”，没有实职的寄禄官只能享受与他们同品级的职事官一样的俸禄和政治地位。
每一个文、武官阶，都有相应的一些职事官可以授予。按北宋“元丰以后合班之制”的规定，对应迪功郎的职事官是“京畿县主簿、尉，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主簿，马监主簿。”按南宋“绍兴以后合班之制”，对应迪功郎的职事官是“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畿县主簿、尉，诸州上、中、下县簿、尉，城砦主簿，马监主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宋史·职官八》对各种“职事官”和各级“寄禄官”的品秩都有具体的规定。迪功郎属于最低一品，即从九品。与迪功郎同属从九品的还有“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以及“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郎”、“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等各种文、武阶官和职事官。这个规定没有分北宋和南宋。《宋史·职官八》中没有给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规定品秩，并明确这三阶“系奏补未出身官人”，即他们属于不入仕的假版官。南宋虽将这三阶假版官列于迪功郎之后，看起来好象增加了三级阶官，实际上能授予“职事官”的官阶与北宋政和以后是一样的，仍为三十七阶，迪功郎在南宋的品秩仍然属于最后一级的从九品，并没有提升为从八品。……
随着宋代磨勘制度的确立，考课制度流于形式，官员升迁只重资历，不重考核，考课的评价功能减弱，时间概念加强，这就导致了“考”的时量词属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考”作为时量词的使用频率和语法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据《宋史·选举六》记载：“凡考第之法，内外选人，周一岁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岁，书为第四考，已书之绩，不得重计。”可知此时“一考”的时间量严格等同于“一个自然年”。南宋黄干在《朝奉大夫华文阁侍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中概述了朱熹的仕途情况:“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宋史·朱熹传》沿用此说：“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其中“仕于外者仅九考”即意为朱熹在外做地方官仅九年。
对朱熹从政时间进行考察，在其被朝廷委以实职的十七次中，到职的仅有六次，实际任职时间共计约八年八个月(另据高令印考证认为朱熹实际从政整七年，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朱熹首宦期间有一年四个月是三年任满后续任之人未到任而待阙,高氏未将此计入实际任期,按宋制应计入) ，可见其实际任职时间未满九年整。另据朱熹自己在《辞免焕章阁待制侍讲奏状二》中所言：“盖念臣迂阔无能，分甘闲散，虽自蚤年入仕，而实历厘务差遣仅及五任，通计不满九考。”由此可见，“仕于外者仅九考”的“九考”所表示的是一个约数，即约为九年。此外，朱熹的六次任职之间并非连任，期间多次辞官不任，其最短的任期为知潭州府时，仅有三个月,若据宋代“任满一周年为一考”、“欠日不能成考”的考课制度，则不能成九考。这说明“考”作为时量词的用法更为灵活，可以由多个不相连且不同官职的任职时间段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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