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里尼
1950年3月，新光内衣厂的创始人，也是当时闻名沪上的“衬衫大王”傅良骏出走香港。这位前法商上海电车公司的实习票务稽查员，在一手成功创办新光17年后，将自己毕生的心血撂在了自己的家乡，如黄鹤般决绝南下，再无回首。
从1949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不到半个月时间内，一间企业的信息两次上了《解放日报》，一次二版，一次头版。这间企业就是以出品“司麦脱”衬衫而著名的新光内衣厂。
8月25日，《新光内衣厂制人民装》：“私营新光标准内衣染织整理厂为粉碎敌人封锁，已逐步改变生产方向，除上月起停织高档府绸，改制工农最需要的印花布、蓝布外，最近又将织制大众需要的人民装。”
9月6日，《新光内衣厂经月余准备，昨开始制新装，熟练工人领导学习技术》：“私营新光内衣染织整理厂，为克服生产困难，积极改变生产方针，内衣部经一个多月的酝酿与准备工作，已于昨（五）日起开始裁制该厂设计的新装。式样有翻领式、平领式与小翻领三种，色泽与布质为蓝、灰和深咖啡色的卡其，每套售价定为一万二千元（相当于两件衬衫的价格），每打十二万元。内衣部过去专制司买脱衬衫，部分工人对人民装的裁制向来生疏，工人们为克服技术转变上的困难，组织了技术小组，每小组由三个做车与一个烫板工人组成。由其中熟练工人领导学习，获效甚大。”
上边两张照片，记录的就是当时新光厂工人赶制人民装的情景，“人民装”就是2.0版本的中山装。看上去，车间内钻研业务氛围浓郁，而裁衣师傅们顶上涂满锃亮发蜡的“清爽头势”在新旧时期的夹缝中依旧熠熠生辉。但是光看照片，恐怕你不会猜到故事的结尾。
半年之后，1950年3月，新光内衣厂的创始人，也是当时闻名沪上的“衬衫大王”傅良骏出走香港。这位前法商上海电车公司的实习票务稽查员，在一手成功创办新光17年后，将自己毕生的心血撂在了自己的家乡，如黄鹤般决绝南下，再无回首。
当时沪上的媒体将傅良骏的出走称为“撒烂污”。既曰“烂污”，则傅的离开绝非巅峰时期的急流勇退。
从1949年4月开始，四次大的物价波动袭击中国社会，中国经济陷入混乱和动荡。1949-1950年间国内经济现状的治理，归功于陈云。陈云认为原因在于财政收支失衡、货币发行过多、投机猖獗，以及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畏惧心理所致。在他的主导下，一系列宏观经济调节手段上马，货币紧缩政策施行，同时运用政府力量加强市场管理。
1950年3月之后，国内经济危机进入第二阶段，陈云在分析这一阶段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合理的机构设置和经营方式是这一阶段经济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应当从调整公私关系、产销关系以及劳资关系方面入手帮助资本主义工商业摆脱困境,克服危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以陈云为领导的一班人的努力下，克服1949-1950年经济危机的战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持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退出了历史舞台。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帮助其摆脱了困境，而且为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这一时间内，私营企业老板们的生态环境如何，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颇多。仅举一例：1950年初，“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认购的重担毫无疑问落在了民族资本家身上。但在银根抽紧的大环境下，即使像荣毅仁这样新政府全力扶持的大户，事后亦缴不出“台面上认购”的数额，只能在政府有关方面的招呼下，核减后认购。
而当时财政政策对于普通民族资本家的钳制，也因措施过左，不得不在施行一段时间后予以纠偏。后来十分著名的那位“顾准”，时任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局长、税务局长。中央财委指示上海在1950年3月份内“通过公债税收各三千亿来征集一大笔现金资金，以平衡财政，稳定币值”，但1949年上海工商业利润有限，完成任务困难。顾准局长遂部署“重拳出击”，将公债征实与逃税处罚结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撰文披露：“（顾准）尤其对逃税课以重罚，甚至报账不实就罚款，有在税则中原未明确规定要缴税的，忽然查账时说要缴了，以致滞纳金不胜负担，几近把逃税户弄到破产。”
极端做法在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弹。顾准本人在接连收到威胁信件之后，两名武装警卫全天候到岗保卫其安全。之后为平息工商界众怒，顾准被撤职。
市场规律很快还以颜色。资料显示，全国14个较大城市中，从1950年1月到4月，共有2945家工厂倒闭，仅上海就倒闭工厂超过1000家。私营工商界还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某些姿态：1950年1月，上海工业方面向工商局申请歇业者159件；2月161件；3月243件；4月370件；5月500件……
1950年3月傅良骏离开上海之前一个半月，曾经辉煌的新光内衣厂已经“搁浅”。内情如何？当年4月7日《新民晚报》的一则报道或许能看出些许“窍槛”。“撒烂污”的评价由晚报直接做进新闻标题：《政府大力扶持曾贷款八十亿 老板傅良骏撒烂污溜往香港》。
时隔74年再看当年的报道，不难发现记者在指责“信心不坚定的老板们，往往逃避责任，一走了之”之外，还是说了一些公允之言：“工商业的困难，有很多是本身基础不健全，经营不合理所造成的，这种困难的形成，是企业家不可推诿的责任。不过也有不少困难，是职工行动过激，劳资关系没有搞好所影响的。自然有些工厂资方，在反动统治时期，过份剥削职工利益，压迫劳方，甚至最低生活都不给维持，（工人）一旦解放，报复心理非常浓烈，难免有些儿偏向。”
“（新光）厂里的制成品，府绸衬衫也不流行了，去秋虽改换生产方向，制造人民装，但由于劳资关系不调和，双方都有偏向，振作不起来。”
“而新光职工呢，在搁浅以后，说服资方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去很好的团结资方，整顿工厂，共同挽救，（工会）仍然作无意义的斗争，本来就对生产企业没有信心的新光老板，对于劳资两利的政策，更加模糊不清，对新民主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未来的远景，更没有信心了。”
对于傅良骏与工人的博弈，晚报记者的综合评价是：“工会不顾政策，过左的斗争，则是火上加油，加速关厂……劳资纠纷时常发生，资方由高压变为搪塞，劳方也从委屈变为偏激，双方都不正常。”
傅良骏到港之后，上海市财委曾委托与傅关系较近的厂商，“电请傅老板回来商量支持新光复厂办法”。傅回复：“一时不能回来”。
傅良骏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再等一等，或许可以看到些许“曙光”。几乎就在他出走的同时，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给毛泽东主席连发三封电报，陈情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及党内错误倾向。在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第三份电报中，陈毅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公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中央政府显然采纳了陈老总的建议。次年上海私营工商业即在相对松动的政策下得到大发展。但这一年同时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最艰苦的一年，上海工商界为战争捐出飞机270架。
再等一等，傅良骏是否还会作出如当初一样的抉择，未可知。一个细节多少可以诠释他当时的心境。在决定关闭工厂的同时，显然傅良骏已经想好赴港的后路，他在给境遇相近的厂商打电话时，互相“道喜”，说“包袱掼脱哉”。这并非野史，而是新民晚报1950年4月7日新闻报道里提及。
“掼脱”包袱的傅良骏，时年38岁。生于浦东东沟镇的他属于“滴滴刮刮”的上海本地人，1932年从中法公学毕业后，进入法电做实习票务稽查员。仅仅一年之后，不甘平淡生活的他即与人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6弄12号的小阁楼上创业，依靠赊购的3台脚踏缝纫机，伙计连老板共9人，日班连夜班只能生产衬衫6打。
二战结束后，新光厂进入高速发展期，同年新光发行股票向社会集资，并改名新光标准内衣染织整理厂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建成漂染、内衣新厂房，并在资本市场成功运作，买进三星、中光、新华内衣厂和新大织布厂，成为中国当时唯一从织布、漂染到生产衬衫的联合企业。此后还陆续成立了南京、汉口、广州、台湾、香港、新加坡分公司及长沙办事处，产品远销世界各地。1947年3月28日，上海市衬衫业同业公会成立，傅良骏被公推为同业公会理事长，人称“衬衫大王”。和当年沪上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一样，他曾经拜海上大亨黄金荣为师。
到1948年，这个弄堂小厂一跃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衬衫厂，拥有上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和先进的织布、染整、缝纫设备，近两千名职工。
傅良骏的生意经还体现在商业噱头上。他曾经投入巨额广告费，包下沪上《申报》和《新闻报》的两个版面。第一天，同时在两报的两个整版上，只登一个巨大的问号和英文字母“S”，以后每天一次登出“M”、“A”、“R”、“T”，第六天才登出完整的“SMART”（司麦脱）。
傅良骏赴港之后的生存状况，未有资料查实。他的年纪比同样生于上海、也跑去香港的邵逸夫小一点。
新光厂和“司麦脱”永远地留在了最初创立它们的城市。
“司麦脱”至今仍然是上海驰名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