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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话语的正向推断形塑了一种“连接”神话，老龄群体的数字融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然而，老龄群体的主观技术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特别是缺乏对老年人数字行为的情境化理解。
本期推荐的论文对华北某村进行民族志考察，聚焦农村老人的数字实践尤其是数字断连现象及其情境化意义的阐释。研究发现，农村老人主要将智能手机视为一种家庭媒介来使用，以维系亲缘代际关系的连接，但在其他社会交往、信息获取等方面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此外，中国农村老年群体受到个人身份定位、家庭权力关系与城乡社会结构的束缚，本能地表现出对于智能手机的游离态度。基于此，本研究讨论了以生命关怀为导向的数字策略，以期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幸福感和融入感。
移动社交媒体语境下，“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以一种随时随地、持续不断的新生活方式取代了以内容为中心的“媒介使用”概念。当技术不再作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经济的微系统，而是成为连接一切的生态系统，连接或称连通性文化，不可避免地蕴含于平台的商业驱动、社会规范以及日常生活规训之中，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连接之“重”。在此语境下，以包容、尊重、理解等数字权利为核心的技术不使用与数字断连等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老龄群体尤其是农村老龄群体，仍然是信息传播技术创新扩散中的严重滞后者。面对发展迅猛的数字技术，从老年群体的主观经验出发，是否已经做好了开启数字化之路的准备？数字断连对老龄群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数字断连的生活意义及其日常化
对数字接入权利的讨论也经历了从技术不使用到数字断连的话语变迁。在前期的技术不使用讨论之中，由于数字鸿沟话语对于互联网技术使用效果的正向预设，不使用互联网技术通常被归因于技术资源获取能力的缺陷或是数字怀疑者对现代公共生活的背离。然而，作为一种正在变革中的力量，断连这一合法权利的话语正当性正得到重视，并不断扩大其在不同群体中的适用语境。
目前，数字断连议题覆盖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法律与劳动保障的角度出发讨论关于数字劳动者离线权/休息权的研究。另一类则是本研究的关注重点，即从文化或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断连作为一种诉求在社会生活中的投射。
在连接的重压之下，这种“抵抗策略”正在成为一种日常化的策略选择。无论是数字连接的坚实拥护者或是反对者，寻求中间路径的做法正在取代激进的抵抗策略，被社会公众所接受，例如减少手机使用、退出某一平台等等。即便对于老年人这一天然被视为需要技术帮扶的弱势群体而言，尊重“断连”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也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呼吁。
本研究在讨论断连议题时致力于揭示人们在不接入手机中的日常策略及考察普遍生活意义，将数字断连行为视为每个群体、每位用户应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应该受到尊重的文化现象。一个基本的着眼点是：尽管数字技术“缺陷者”“怀疑者”“抵抗者”“反对者”等不同群体类型的主体性诉求以及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不尽相同，但他们对于数字幸福的追求是一种共同的希冀。
回归主体：
老龄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意义阐释
对老龄群体生命关怀的历程在积极老龄化观念的引导下经历了保持身体健康到促进经济领域参与，再到推动全面社会参与的发展过程，研究者们主张从身体状况、社会参与、关系网络等多元实践图景来理解“老龄化”的现实需求与社会文化建构意义。随着社会的参与形式与意义方式在过去十余年间发生巨变，围绕着传统地理空间与身体场景展开的意义传递形式发展出另一种媒介虚拟交往的可能，而老龄群体生命关怀的意义也在此间被逐渐形构。
因此，针对弥合数字鸿沟所展开的“技术赛跑游戏”便被赋予了积极的社会意义，认为数字鸿沟的弥合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许多好处。然而，这种观念在社会公平方面饱受诟病。首先，这种话语方式忽视了老龄群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数字环境这一根本问题。其次，具有连接障碍的老龄群体通常被称为“数字难民”或是“数字弱势群体”。将老年群体的数字断连的原因单一化地解读为没有能力形成数字媒介的持续可用性模式，这并未摆脱对于老龄群体的话语霸权与他者化的想像。
因此，本研究以推动数字幸福为基本目标，从技术中心论回归人文主义视角下的生命关怀，探索老龄群体在数字断连以及数字融入进程中的主体意义阐释与生命可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与意义，也是老龄群体数字化研究真正应该具有的意涵。
在数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被驱逐或被排除的被动数字断连越来越少。对于农村老龄群体而言，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难言之隐”：一是无法拥有个人化的网络接入设备；二是拥有个人智能手机，但却在主客观上无法融入现有的数字环境。
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断连”在老年群体中应主要包含两种意涵：一是指客观条件上的数字融入困难，即难以接入或接入能力较差的状态，主要以是否拥有个人智能手机设备为区分；二是指已拥有个人智能手机设备但以是否因为主客观条件而不能或不愿将其作为主要的交流、沟通方式为区分。
本研究以华北某农村32位60岁以上老人为研究对象，对其数字断连的状况与影响因素进行民族志考察，其中17位老人处于较深的数字断连状态。该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里的老龄化现象明显，留守和空巢老人较多。研究人员于2021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该地区调研，通过广播和街头提问招募研究志愿者，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扩大样本量。
本研究主要围绕着数字断连的两种涵义展开民族志调查，考察老年人数字断连背后的行为以及主观经验与感受。同时，本研究希望从老龄群体的主体意义阐释来揭示连接与断连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心理动因，以探索更具实践意义的生命关怀。
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并分析以下具体问题：
Q1.智能手机在中国村落的老年生活中发挥着什么作用？使用和不使用个人智能手机设备的农村老龄群体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Q2.如何结合农村老龄群体所处的个人、家庭和社会情境对数字断连进行理解？其背后的心理感受与个人、家庭和社会动因何在？
村庄中的手机：
农村老年群体智能手机的不使用与使用
本研究所关注的老人中使用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约各占一半，老人们接入智能手机的时间主要集中于近5年内。农村老人在面对智能手机这一新媒介时，整体上体现出活跃与保守、开放与局限的矛盾特征。
手机的不使用：
老年的社会规范与面对面的日常交往
相较于城市的高度数字化，农村老人的数字融入情势并没有显得很迫切。作为农民，他们日常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都远离互联网与新媒体，断连对老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首先，做出是否接入智能手机的决定与个体对老年阶段的认知直接相关。部分断连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社会角色的脱离，老年人应该回归平静的晚年生活，这也被视为晚年幸福的一种追求方式。传统经验作为一种潜在的、系统性的社会规范，已经在老年群体内部悄然形成道德规范。在部分老人的潜意识里，不使用智能手机是对传统老年社会规范的继承，每代老人都如此，他们自然也不例外。年龄上的衰老、经济上的依附，以及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导致老年人采取脱离态度，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自我阐释系统。
其次，选择不使用手机的农村老年群体通常认为面对面交往就能够满足他们日常的社会交往与情感需求。在调研中，老人们所在的村庄人口数量较少且流动性非常小，他们的生活空间与交往范围也被局限在较小的场域内，老人们彼此之间十分熟悉。村里形成了多个按居住位置和人际关系划分的“聊天群”，这种面对面交往有效地保持了群体内部的强社会关系。除此之外，老人们还有很多娱乐活动来填补闲暇时间，比如下象棋、打扑克、打麻将等。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在这些活动中每天重复，对他们来说，使用手机来拓展与维持社交的内源性动力较为缺乏。
手机的使用：
作为家庭媒介的手机与受限的社会交往
在接入智能手机的老人中，手机通常作为“家庭媒介”而存在。这其中有两层基本意涵：首先，从设备上来说，老龄群体数字设备的接入得益于家庭系统支持，具有较高的随机性。在此过程中，家人直接管理和参与老龄群体的连接行为，包括铺设上网设备、购买手机、预装软件应用以及定时清理手机内存等等。
其次，从功能上来说，老人们的智能手机通常需要与家人共享。例如与老伴、孙辈共用手机设备，这也是为何在农村老人们的手机中时常会出现他们不认识或不符合个人使用特点的应用。他们往往共用一个快手号和微信号，常常一起与共同亲属视频通话和观看网络视频。当本应作为个人媒介的手机以家庭媒介的身份出现在老龄群体的媒介使用中，仍然保有了大屏电视等家庭媒介的一些基本特质——场域中的权力关系是围绕着家庭中的男性展开的，男性依旧掌握着一定的“遥控器”选择权。
围绕着亲密关系构建的线上网络也时常给老人带来限制。首先，老人的子辈和孙辈们通常会以防止上当受骗、注意身体健康等为由对老龄群体进行安全警告，让他们避免过多使用手机，也不敢轻易尝试新功能。很多老人的智能机中没有插入SIM卡，离开无线网区域就无法使用，也没有绑定银行卡，无法在线支付等等，手机使用的空间与功能都受到很大限制。
其次，作为家庭媒介的手机也使得老年群体的线上社会交往主要停留在维系亲密关系方面。老人们的微信联系人数量很少，基本由近亲和熟人构成，联系最为密切的是非本村居住的同龄近亲，其次是子女。这种由亲密关系组成的网络给老龄群体的晚年生活排解了不少由空间距离带来的远思。
老人们虽然也与一些同村的非亲人加了微信好友，但却很少用微信联系，因为在他们看来，微信是不正式的闲聊工具，重要事情仍然需要当面沟通，只是出门之前可能会先在微信上询问对方是否在家以免跑空。
因此，在农村老龄群体的数字化实践中，智能手机并非充当拓宽社交网络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主要作为一种维系亲密关系和娱乐享乐的存在，这其实是对电视媒体与老年机功能的延伸，具有媒介消费单向性、使用程度较浅以及社会交往行为缺乏深度和连续性等特征。
“人”与“物”的数字游离：
农村老龄群体数字断连的情境化理解
当我们从行为意义上的数字断连中延伸出来，便会发现智能手机作为个人所属物的观点在农村老年群体中并不适用。这种数字技术的游离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个人无法脱离亲友朋辈的支持而完全掌握和使用智能手机；二是主观上并不信任智能手机能够作为解决个人日常生活问题和实践的有效方式。使用困境与心理上的不信任相互交织，共同造成了老年人日常数字技术使用的“游牧式”数字断连。
即便没有接入设备的老人对智能手机也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立场坚定地排斥，只是无法相信个人能够完全掌控这项技术并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有益的改善，尤其是农村老龄群体无法相信智能手机是作为个人所有“物”的存在，这也使得人与技术的关系产生了天然的游离感。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在现实意义上将农村老年人个人或群体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也使得老年人产生与数字社会的距离感。
个人的技术意义建构：
认知与身份的话语脱节
对于老龄群体而言，熟悉的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被手机等智能媒体所取代，首先产生的便是认知脱节，进而带来个人的陌生感与恐惧感。也就是说，老年群体对手机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使用行为。
第一，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与想象，是嵌入到社会生活与个人生命历程脉络之中的。老人们的智能手机接触与使用存在时间滞后，影响着他们对技术意义的建构。农村老人们是在各种观念习惯已经定型的人生阶段，并且技术迭代与扩散也已经进入稳定期才较为滞后地接入数字技术。研究者所接触的农村老人们大多在2019年至2020年后才拥有智能手机，而且缺乏使用台式电脑的上网经验。这使得他们无法对互联网产生具象观感，更不具备数字思维。这种早期的生活经验与文化习俗形塑了老龄群体传统生活空间与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世界之间的意义区隔。
一方面，老人们长期生活于本村附近，绝大多数人没有离开过本地，更难以与外部展开实际的社会交往。他们对于数字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互嵌互构难以产生切实的感知，并表现出剥离感。另一方面，长期的信息闭塞与熟人网络交往使得老龄群体倾向于在社会交往中保持谨慎的社交“惯习”，对互联网上的意义空间产生了较强的不信任感与疏离感。同时，在基于恐惧话语的防诈骗劝说下，愈发丧失了与陌生人交往的好奇，并转化为自我保护。
第二，由于“家电下乡”“宽带下乡”的普及，农村老人普遍认为手机与家电、宽带等技术物都是城市生活的舶来品，数字技术在潜移默化中被建构为一种“进步道德”而存在，缺乏个人的掌控力。对于社会参与和分享，大多数老年人形成了抗拒性、脱离性的习俗道德意识，一方面认为自己失去了对技术的掌控力；另一方面也常常认为年轻人和城里人才是这种进步性的产品的代表性群体，农村老人则不具有这种身份的合理性。他们在会话中确认了自己与主流人群、城市人群的差异，虽然向往这种向上兼容的进步性，但也表现出了对于自身身份建构的无力与迷茫。
基于这种心态的数字连接，实则映射了他们非“我辈”工具而是“他辈”技术产物的认知，这也是为何农村老人们将智能手机视为对原本平静的老年生活秩序的一种打破，从而想要去规避技术意义带来的认知身份脱节。
家庭代际权力的变迁：
数字反哺与家庭语境的边缘化
相较于城市群体，农村群体地缘关系、亲缘关系联系更为紧密。基于收入条件、地域范围的限制，家庭的亲代支持是老年人进行数字融入的关键一环。观察发现，亲代所提供的设备支持、使用辅导以及身份确认能够帮助农村老龄群体摆脱挣扎的无力感，适应手机构筑的数字世界。
但是，目前乡村数字反哺更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在媒介素养层面的文化反哺不足。在笔者观察的农村家庭中，由于农村老人群体往往并不具有较强的劳动和收入能力，早期通过辈分和性别等传统力量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威，随着年龄增大正被逐渐削弱，传统家长制出现了权力的倒置，家庭的话语权更多被具有更强经济能力的年轻人掌握，农村老人内心难免失落，手机的接入和使用也成为给子女们“添麻烦”的一种可能。
因此，即使拥有了功能丰富的智能手机，老年人也很难顺利地融入网络化生活并通过网络满足日常需求。老人们在信息的查找、获取与辨别和数字技能的学习与探索，以及流行文化的感知与接受等方面表现出较差的数字素养，遇到操作难题或者办理网络业务时，倾向直接请他人帮忙代办。农村老人的这种依赖心态与适应方式更需要子代提供长期的紧密陪伴，且各种繁复的操作需要子代拥有足够的耐心。这在农村留守老人与子女的分离以及代沟面前，为双方都带来了无力感。
与之对应的解决方式是同辈传授构成了老年人数字融入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陈云松等提出的“代内文化反授”概念，即在同一辈分的人群中，稍年轻者的学习能力优于稍年长者，这是由于同龄群体之间距离近、沟通较多、互相理解程度高。
整体而言，“文化反哺”一方面提高了年长一代对急速变迁的适应能力，一方面可能造就年长一代的失落和代际关系的紧张。农村老年人对自身的家庭边缘位置的感知加剧了这种失落，并愈发加深了他们对自身在家庭权力地位的颠覆感。因此，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老年群体的数字游离，会发现农村老年群体高度依赖家庭获得设备接入，但却非常害怕作为个人象征物的手机给家庭带来麻烦。在家庭权力日益式微的农村语境下，老人们往往会采取个人与手机脱钩的策略来避免制造麻烦或者成为麻烦的“责任人”，这也带来了人与物的数字游离和排斥。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交叉性的数字不平等问题
本研究分析了个体经验与认知、家庭层面的代际关系与农村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不使用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并试图找到其话语脱节与权力失衡的根源。本研究希望关注数字适老化研究的核心关键：即农村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数字环境？这一问题指向当前技术发展语境下的数字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对于农村老人而言，他们自身面临的社会矛盾是具有交叉性的。
交叉性，表示多重维度差异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互相交叉所产生的复杂的、不可化约的、多样的以及变化的影响，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主观的以及经验的。老人可能面对的数字困难体现在部分生理系统退行、技术接入差距、时代观念差异、数字技能学习能力较弱等方面；而作为农村老人，他们还需面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国情以及智能手机作为一种象征意义与进步叙事和城市化叙事之间的联系。
在更宏观的层面理解“数字游离感”，这并非是一种坚决的、主动的抵抗和排斥行为，而是颇具失落情绪的无奈之举。这是因为在裹挟着个人生理老化、家庭权力倒置和社会不平等的叙事下，农村老龄群体处于边缘之边缘的地位，甚至部分老年群体认为掌握数字技能在农村被视为失范或越轨行为，即是一种不符合现行的集体期待和规范的“花里胡哨”的行为。
因此，针对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游离感”，我们或许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不仅需要从技术层面或人的层面来解答这些问题，更需要在社会现实与观念层面建构包容开放的、数字与非数字的环境以供农村老人在使用与不使用之间徘徊，让他们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能够感到生命晚期的平和与自然。
结语：
作为生命关怀的数字融入探索
农村老龄群体与外部世界仍然存在较深的数字隔阂，这导致他们在数字融入进程中体现出了使用程度浅、功能应用不完善、手机使用家庭化以及使用受限制等基本特征，面临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断连”状态：
（1）行为上，即使接触智能手机并非难事，但设备的所有权并不明确，使用行为受到限制，难以使用手机等设备扩大社交圈并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公共事件的讨论；
（2）心理上，受到个人生命历程与家庭、社会影响而产生对于数字技术的不信任感，最终形成一种认知排斥的态度。本研究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数字游离感”。
上述区分不仅为中国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断连进行了情境化解释，也使得数字断连的边界有所拓展：即在非自愿断连的技术能力缺陷者与自愿断连的技术抵抗者之外，还存在受个人生命历程、家庭关系、城乡结构影响的数字游离者，他们对于智能手机的态度模糊，在个人利益、家庭维系和社会期待满足中调节自我身份，并非只是自愿和非自愿的二元划分。
老龄群体的数字融入实践可以解构为设备、心理、关系、参与等多个层次，设备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面的融入。针对数字鸿沟问题，既有研究多忽视了影响其数字化实践的内源性需求与心理差异。技术融入并不能使智能手机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难以产生改善生活、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主观愿望。
因此，本研究提出：首先，技术使用或不使用并非一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症结；其次，需要从数字包容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其手机使用与否的主体阐释与心理动因；老年群体固然有向数字环境靠拢和接入的一面，社会亦要适应老年群体的生活习惯，倡导融入，但也尊重并引导他们的选择。
从媒介化社会层面来讲，数字融入应具有促进社会包容的时代意义。多年来，老年人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数字环境这个问题未被充分讨论，尤其对于农村老龄群体而言，他们本就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使得数字环境包容本身困难重重。农村老龄群体需要的不是技术疗愈的“手术刀”，而是数字世界与心理调适的“引路人”。亲代关怀、同辈传授和亲密关系的建立构成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智能手机在这类关系交往中实现意义的建构，老龄群体得以建立对数字环境的基本理解，舒缓面对主流世界带来的身份焦虑和巨大的落差感。
作者介绍
吴浚诚：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师资博士后；张欢：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出版研究院研究员；杜全清清：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智能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刘燕南：中国传媒大学受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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