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奉天币制-币值紊乱世相
自过炉银制度崩溃以来，东三省钱币混乱比之关内尤甚，除了奉天官银号（1908年该号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法币“小洋票”以外，中国银行支行、交通银行支行、兴业银行、商业银行、殖边银行、华富银行均有各自的流通券。
民间钱庄、银号、当铺、商号、商会等私人机构还存在私帖、“虚票”，货币种类五花八门，有现银、帖银、过炉银、大小银元、铜元、制钱、中钱、东钱、过码钱、屯帖等等。各种新旧通货都在流通。
这些纸币、私帖面额系统各异。在奉天，是大洋1元、5元、10元，小洋2分、5分、5角、1元、2元、3元、4元、5元；在安东，则是1角、2角、3角、4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而在营口港，就变成了大洋1元、5元、10元，小洋5分、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
繁琐的换算机制严重抑制某一货币的流通速度，再加上地方县区的“保护主义”政策。“其余过炉银之类辗转寄划，并无母金。屯帖之滥，并不能行于他屯”。法币小洋票寸步难行，奉天省货币市场俨然是一副“诸侯割据”的局面。
由于这些纸币、私帖的面值大小不同，汇兑结算比率相当不稳定，且当时中国硬通货缺乏，占主要地位的，是各地方省份自行发行的准转账信用货币。因此，衍生出一大批专门从事倒卖货币，以现银为生的小钱铺和投机商。
1914年一战爆发，多数外资银行停贷，并在国家层面限制金、银等贵金属出口。一时间，“银价奇昂，无处搜罗”。而当货币的金属保有量与实际流通的纸币币值严重不符时，发行方的“安之若素”，无疑是一种终将导向通胀的滥发货币之举。
以殖边银行为例。该行受奉天省政府委托，发行官方法币“小洋票”。但“该行实出纸币六百余万元，库存现银只有二十八万余元，外欠之无着落者，约百三十万元”。其造成的结果是，在1916年，针对官银号的挤兑风潮给奉天金融机构造成每日八、九万元的亏损。
另外，奉天省金融秩序的混乱还离不开日俄两国蓄意发动的货币战争。1900年以后俄国纸币沿中东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扩展；日本军票和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支票、钞票则蔓延于南满。
1916年10月，大隈重信倒台，寺内正毅组阁。军人出身的寺内正毅尽管在表面上大谈“中日亲善”，但却一手策划并建立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其真实的外交政策极为强硬，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利权更是迫切关注。
正是在寺内政府的扶持下，日本在华金融势力逐步加强。除横滨正金银行之外，出现了以开发殖民地为目标的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此外还有以扩大对华贸易为宗旨的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财团控制的金融服务机构。
尤其是朝鲜银行，日后更是取代横滨正金银行，成为日本人在东北实施经济殖民化政策的头号货币发行与贷款机构。到1926年，朝鲜银行在中国已有支行21处，其中17处是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
1917年6月，朝鲜银行倚仗高达1400万日元的准备金大量发行“金元票”。货币发行准备金为维护货币信用而制定，因此还会考虑到流动性风险。不难推测，实际发行的金元票数量会更多。
与小洋票不同，金元票为不兑换纸币，其购买力完全源于朝鲜银行的权威和信誉，其广泛流通将对“小洋票”的“生存能力”形成巨大压力，变相掠夺贵金属储备。日本商人还会在暗地里收买现洋，或私运出境、或改铸辅币打击民众对中国任一法定货币信任度。
于是，“小洋票”对“金元票”的汇率不断走高。1912年的中间报价为1.2；1913年为1.23；1914年1.36；1915年1：1.47。“小洋票”连年贬值，奉天省贵金属储备日益匮乏，各种法币银元的实际含银量下降。
除此之外，美国对华输送的墨西哥银元，美国第一银行发行的债券，以及英国方面以香港为基地，向内地展开金融渗透的货币载体——香港银币，也在东北各自拥有一定的流通区域和用途，可谓混乱之极。
历任盛京将军或奉天省主政官员，如赵尔巽、徐世昌等人皆有整理钱票、设立银行之举，甚至有过和日本合资开办官银号的计划，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并未真正改变东北四省各自为政的币制与芜杂不堪的币值形态。
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始终怀疑省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即小洋票是否具有充足的准备金。若发行“实币”，那么蠢蠢欲动的投机者们很快就会将小洋票兑换成金属货币，然后熔为银块后贩卖牟利。
若只为整顿货币市场乱象，发行“虚票”，那么在当时的纷乱无章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只会徒增市场动荡和挤兑隐患，进而形成螺旋式通货膨胀。事实上，各官银号滥发无度的纸币，才是民国初年，各地币制动荡和通货膨胀的真正根源。
1918年，张作霖在秦皇岛夺取直系购买的日本军械之后，实力大增。这位兽医出身、连1米6都不到的马匪，有着与其身形完全不相称，甚至构成鲜明反差的野心。在袁世凯死后，便一直试图南进，问鼎中原。
但由于当时东北地区连年遭受战乱兵燹，财政资源整体处于严重匮乏状态，“几成沉疴，不治之症。”奉天当地货币金融市场的投机倒把行为，更是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在连续枪毙几个投机商仍不见效果后，张作霖只能邀民治派的代表人物王永江出山。
1917-1919年奉天省金融制度改革
面对奉天猖獗汹涌的货币投机行为，王永江迅速整理出四条建议，并向张作霖呈递《整顿金融意见书》挽救奉票。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取消小洋纸币，改用大洋纸币。第二，取缔各县私贴。第三，提高东三省官银号地位。第四，整顿各小银业。
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王永江的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桑弘羊和《管子》。垄断铸币权以统一币制，是桑弘羊的主要经济学观点之一。《盐铁论》一书中，更是明确提出“统一则民不二，币由上则民不疑”的主张。
铸币权，在本质上是对经济活动的支配权。在各县区小范围内流通的虚票、私帖，大多放款为经营活动的流动资金，从而无形中增加了发行者的资本占有量，获得更多利润。在王永江看来，这些非官方铸币人无异于是“擅鄣海泽”的吴王、“妄专西山”的邓通。
在此基础上，王永江将白银代入商品，将小洋票代入物价，重新捋顺非小洋票、白银、小洋票三者之间的汇率变动情况。东三省官银号与朝鲜银行两个货币发行商之间兑换的比率，完全可以以法定含银量作为确定基准，将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之内。
当时东亚地区普遍执行银本位，两种货币尤其是纸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由白银的输入与输出情况予以调节的。朝鲜银行发行的金元票，具有不可兑换属性，但依旧可以通过结算银洋流失额度，反向推导出金元票与白银的合理比值。
既然朝鲜银行已经将金元票打造成奉天地区最为强势，币值最为坚挺的劣币。那么，只要钉住金元票，维持两者之间的平价关系，就可以重塑人们对奉天省的法币信心，结束币值币制紊乱无常的局面。
1917年5月王永江上任奉天省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伊始，便下令直接取缔由各乡镇商会或私人商号自行印刷并发行的私帖、虚票，回收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等官方铸币机关在内发行的小洋票。
但王永江也知道，私帖完全退出奉天流通领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规定私帖的收销分五期归清，第一期到1917年年底截止，第二期截止于1918年2月底，第三期1918年4月底，第四期1918年6月底，第五期1918年8月底。
期满绝不延展、宽限，各县如有提前归清者予以特别奖励，期满仍未收清者即行撤惩，无论数目多寡。所有私帖地字号、签署、编码随案验收并缴送县署，会同士绅商会共同验明查证当场焚毁。
当然，政策的执行绝不能“一刀切”。在一些偏远乡镇，当地乡绅只要不再发行私帖即可。县“地方财务处”也可以组织开附单纯的借条、债票取代私帖、虚票，只需事后列明用途、额度和相关人即可。
为加强对全省货币统一管理，奉天省财政厅全面整顿奉天金融业。首先严格审核中国银行支行、交通银行支行、兴业银行的发行权资质；取消殖边银行、商业银行和华富银行的纸币发行权。
其次对奉天省城各钱庄、银号的资质进行全面调查，90余家资本不满一千元（以小银洋计）者一律勒令停业，原沈阳城内百余家银钱店铺只剩下21家。在肃清内部庞杂、泛滥的虚票、私帖后，王永江开始着手对日接洽事宜。
1917年7月，中日金融调节委员会成立，双方委员各9人。会上，王永江正式推出自己的“大洋票方案”，停发小洋票。用大洋票收回小洋票用以调节金融，并以铜元票代替小洋票支付零星、小额交易。
经过几番拉锯式谈判，最终日方同意大洋票可以按照各国兑换券通例为无限制兑换，但有一年半的期限。1919年2月后，概不兑换。此外，奉天省政府需要借债300万元金元票作为“外汇”储备，否则日方不予配合。
1917年8月，王永江决定将大洋票作为本位币，以现大洋票1元约合小洋票1.6元的价格进行回收。综合奉天系、安东系、营口系三类面额系统的实际交易频次频率，新的奉票即大洋票面值划分为1元、5元、10元三种，大洋票1元等于小洋票12角。
为推进大洋票的流通，王永江责令从前以小洋为计量标准的粮食、外币以及各种商品，一律改用大洋计算。同时逐步废除各行发行的小洋票并限期回收销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发行的小洋票也被取缔。
至此，纸币发行权仅限于东三省官银号、东三省银行和同属官营的兴业银行三家。但因为大洋票仍然属于可实足兑现的货币，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奉票被兑现的危险，阻止银元继续外流。
小商人家庭出身的王永江深知，金融市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有其特殊的周期性规律和自发性特征。粗暴、直接的行政干预，枪毙多少个投机商都于事无补，都无法有效遏制挤兑风潮。
为了保持新奉票（大洋票）的稳定和信用，增强其流通范围与竞争能力，王永江决定仿效金元票，引入一种不可兑现的纸币，即在省内不能随意持券兑换现洋的“汇兑券”。汇兑券与大洋票等价，每1元汇兑券折合小洋票12角。
这一次，各界不得强令兑现。同时命令奉天省财政厅和三家官营银行将格局打开，奉省“大洋票”不再以日属朝鲜银行为参照，而是瞄准日本本土横滨正金银行的正金钞。奉省大洋票1元要追求的，是日本正金钞的1元。
倔强的个人性格帮助王永江犹如老僧坐定，无论1917年奉天金融市场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利率上都绝不松口，而是耐心等待私帖、虚票、小洋票出清过后回转的大洋票“援兵”。
终于，连续数载的挤兑风潮停止，奉票进入稳定时期。1918年，奉票（大洋票）对金元票的比值是0.97:1；1919年，0.93元的大洋票等于1金元票。1920年，大洋票与金元票基本维持1:1的等价关系。
不过，这种胜利对于王永江“民不二”、“民不疑”的理想来说只是阶段性的。东北仍有东三省银行、东三省官银号和奉天兴业银行三家相互独立、各自经营，但尚握有铸币权的金融机构。
1918-1923年王永江财政制度改革
1912年至1918年间，奉天公议会是当时全省最高的权力机关。作为发行钱票机构，公议会自己管辖和操控的银号和当铺，币制规定权也主要公议会的士绅阶层集体把持。他们或是某一行会首脑人物，或是地方田产大户，代表着的是奉天全省中小商铺与地主的利益。
和关内诸省的咨议局不同，奉天公议会并不是清末立宪的产物，而是在义和团事件后，为了恢复秩序，保境安民，由留在奉天的公议会会董召集主要商家紧急合议，千余户商贾合股组织的联盟。
这也是公议会拥有自己金融机构的原因，当时官府逃亡，盗贼劫掠，全市陷于一片混乱。奉天众多商民正是在这一组织的钱票和贷款之下，重开营业。公议东当和公议西当两家当铺，更是对庚子事变后的奉天经济恢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资本与权力、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天然对立，促使公议会成员认为，毋需再叠床架屋地搞新设官银号、商务总局等机构。鉴于奉天官场腐败横行，他们还认为，商业团体一旦归官府，不免事事受牵制，受强索捐税之苦。
赵尔巽和徐世昌两任东三省总督，数次尝试收缴虚票、私帖，进而创建新东三省官银号的努力，皆因由此而以失败告终。王永江的策略不同之处在于，他采取迂回的方式，即先通过挽救财政、整肃吏治的手段，形塑出奉天省府的公信力，然后再奢谈新的东三省银行。
在得到张作霖的全权授受后，王永江便以“秋霜烈日”精神和雷厉风行的态度极力精简省厅的机关人员编制，节制冗费，规范税捐政策。所谓“开源不免累民，节流必碍于政治”，只能“先以除弊为入手”，从上到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甫一上任的王厅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手持裁员名单开除掉50余名素质低劣、平庸无能的吏员。无论是谁的亲信，不管有何难言之隐，一律卷铺盖走人。
当时奉天省财政厅办事人员共计380人，烟酒专卖局50余人。通过认真核算工作量，王永江认为除了会计、庶务、保洁员、收发室保安外，有些科设置主任1人、主稿1人、科员4人、办事员3人就能很好运转。
他本人以身作则，身边不设秘书。省、市、县各级财政部门办事人员全部加总起来，200人足够，烟酒专卖局10个左右就行。承袭前清的税捐征收局数量由38个削减到31个，按照年税收总数重新划分管辖区域。
精简机构人员的目的，是提高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王永江设计了一系列考核办法，每四个月检查一次。“考试”内容有要求吏员阐述未来税务改良方向、背诵简答本省现行税则、公文程式、算法、适用照票及填写表册方法、职务权限概要等。
税务改革很难“照溢收之数，提成作为奖励”。如果设定某一征收额度，超出指标的税款抽成；对达不到应征税额人员惩处。那么这种绩效在推行的过程必然会因为官吏趋利避害的本性，发生强行摊派、征缴的行为。
更有甚者，会从中捞取好处、雁过拔毛，复现当年青苗法扰民之恶。何况各地区土地面积、商户数、人口数以及农工产品生产各有差异，税收结果也必然不同。绝对比较税款总额，没有可行性。
对此，王永江反其道而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激励-惩罚措施。各税捐分局定有自己的指标，并根据各县到达省城距离的远近和交通条件分别推算税款上缴时限。如能准确无误解款、报册达到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上以及一年以上，分别记功1次、1次和2次。
记功达到3次则并作一次大功，大功三次即可酌予升调。如果不能及时上缴，超过限期10日记过1次，超过20日记大过1次，罚俸半月。超过30日记大过2次，罚俸一个月。大过超过3次，立即撤任。
除此之外，王永江还对税目税率进行调整。税目反映着课税对象的具体征缴界限和范围，只有通过划分税目才能够哪些可以征税、哪些不征税，设计税率平衡各阶层负担，也方便税务人员查找、征管。
民国初年奉天省捐税种类繁杂，也给予官吏随意摊派和刻意侵吞的空间。厘定税章税是建立和维持财政良好纪律的重要前提，尤其是税与捐的差异，各有其公平性和规则性。税按比例征收，还算“人人平等”，课征对象是金银、法币一般等价物。
但捐就不一定了，捐在名义上属于民众“自愿”、“主动”献出的财物。捐出来请长官笑纳的，不一定是钱，可以是物，甚至是人。捐包括出产税、豆税、木植税、粮货税、车船税等；税包括契税、矿税、烟酒税、烟酒拍照税等。
对此，王永江首先废止前清完全掠夺式的不平等征收方法，对统税货物采用同一税率，并只征一次税。只分产、销场两项，对省内出产的大豆黑豆计征3%；土货计征1.5%；其他杂粮农产品1%。
其次把捐税分开征收：明确所有涉税人员各自的征管权限和纳税义务，征收数额由不确定转为确定，减除一切没必要的苛捐杂税。统税的出产税部分，仅在销货时征收10%。由外地运入销货的，加征2%。
再次，修订《奉天省整顿当帖当税章程》，对典当行的分类标准及当税、帖税税额进行调整，并按定额税率一次性课征。按揭、信贷、租赁等相关服务一律划归到帖税部分，当税与帖税之间界限必须明晰。
帖税一帖一缴，“大当”1万元以上，赎期12个月以上，月利3分或4分，每帖收税20元；小当1万元以下，赎期10个月，月利3分或4分，每帖收税10元。当税一年一缴，大当年缴100元，小当年缴50元，并另按税额缴纳10％的办公金。
最后，财政厅的诸多行政工作事务及其处理进度，都会予以公示。任何识字的人都可以快速、清楚地在奉天财政厅门口的公告栏找到当期税率、税额，省厅的财政收支情况，以及各地方主官的考绩排名。
从1918-1923年，王永江每年元月一日都会向公议会递呈奉天财政年报，详细陈述每一笔支出情形和来年殚绌之所在，并坦然接受公议会的议员质询。奉张军阀政府的公信力，其实就是在这一点一滴中建立起来的。
新东三省官银号的建立及其意义
1923年1月，王永江开启对区域内各家银行的审计，查清这些银行背后的资本总量、储备金数额、货币发行量以及债券发行量等等。1924年3月，经奉天省社会各界商业金融精英不断讨论、研究，决定以原东三省官银号为核心，合并东三省银行和奉天兴业银行。
其中，东三省官银号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金融机构，保管着所有政府基金以及税收收入，几乎履行准“央行”职能。奉天兴业银行起初为私营银行，1917年4月才为省府收购转为官营，以发售不可兑换的债券为主。
东三省银行1920年才在哈尔滨成立，规模不大但承担管理大量政府财产，部分资本来自于个人投资者。三家银行中，东三省银行经营状况最好，短短三年时间拥有配给资本800万元以及近200万元的已付股本。
三家银行合并后，新东三省官银号的全部资本增加到奉大洋500万元，公积金3064086元1角3分，拥有现金1840万元。新东三省官银号总部设于奉天省城，各县区及吉林、黑龙江两省要地酌设一、二、三、四等分号。
具体业务包括：“省内外汇兑、买卖生金银及其他货币、发放贷款、吸收存款、仓库抵押、期货和汇票贴现、转账结算、代人保管证券票据及其他一切贵重物品”。新的奉票委托纽约的美国银行货币公司印制。1924年印制完成，1925年时已在整个东北广泛流通。
省议会、商务总会、工务会、农务会、教育会等五个社会团体随时可以对新东三省官银号的的账簿细目进行检查，张作霖本人也在公开场合三番五次表明，自己和新东三省官银号之间不存在私人关系。
新东三省官银号的建立意味着，奉天省政府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投资者。新东三省官银号以降息或放贷的操作，直接投资给政策倾斜的行业实体，不仅可以解决流动性稀缺问题，间接拉动奉天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鼓励民族工业的扩展。
“添派三省实业督办一员，以便督饬开办实业；添派三省职务监督一员，开采各种官有矿务，由三省筹定二十万元作为基金：添派三省铁路总监一员，兴修指定之铁路；由三省筹定一千万元，组织官办大工场一处，勒令收入无业民，学习各种工艺，并不限额。”
新东三省官银号投资和贷款获得的盈利，40％用于保持奉票的价值，30％用作财政整理基金，剩下的30％用作奉天省地方教育预算的补充、公共建设工程的资助款项和地方紧急救济基金。
1924年，新东三省官银号公布的盈利为3145499元，而在1925年，银行的盈利达到了4467751元。不仅各色私营经济体均可以方便地得到满意的信贷服务，一系列地方发展项目如奉天纺纱厂、东北大学、奉海铁路、葫芦岛港等等，均得到了充足的拨款和资金支持。
新东三省官银号显著地拉动奉天地区经济增长，“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扩大交通”、“鼓励屯垦”、“招徕移民”一一成为可能。中国在与日本之间爆发的货币战争，亦拥有了更加游刃有余的工具。
例如在1924年8月中秋节到来之际，受第二次直奉战争诸多谣言的影响，奉票（大洋票）价格持续下跌。按照省长王永江的指示，新东三省官银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买入朝鲜银行的金元票和大洋票，平抑奉票价格。
奉天当局为了稳定市场，新东三省官银号向城内13家大钱庄发放了8月16日奉票现货交易的许可证，并按指导价格进行交易，并且明确要求：“如有使用现大洋的买主可按市价收取，不得拒绝或以某种借口压低价格”。
各钱钞业者兑换现大洋每次限制在30元以内，外国商人须向省长，也就是王永江本人提出申请，同外国有关机构进行交涉后，方能购买，禁止外国钱钞业者进行投机买卖。正是因为新东三省官银号的存在，使得1924年奉票挤兑浪潮暂时得到有效抑制。
新东三省官银号的成立，标志着东三省金融-货币统一进程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地方割据势力蜂起的民国初年，新东三省银甫一建立，便承担了准央行功能，出台诸种利率、货币以及各家银号、钱庄和典当行的存款储备金政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东三省官银号新东三省官银号继承了奉天公议会的诸多资产，其控股公司以及附属企业包括：东三省购运特产事务所、利达贸易公司、公济栈、公济当、纯益缫丝公司、公济平市银号，共计28处。
这种混业经营模式一旦变性，便很容易沦为搜刮东北父老财富的金融机器。奉天省币制统一的大前提，是奉天省政府不遗余力地销毁私帖、虚票和其他银行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奉张军阀实现了东北地区的经济集权。
新东三省官银号本身的创建初衷，带有很强的战备考虑。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为了满足张作霖本人的南进野心及其疯狂的军备开支计划，新东三省官银号不遗余力地印刷大洋票，制造恶性通货膨胀，快速敛财以支持前线。
根据奉天商业会议所的调查，1922年末，即第一次直奉大战时奉票的流通额换算为小洋票为3600万元，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增加到178383100元。战争爆发后，则上升到223283100元，1925年11月末更是激增至511723000元。
郭松龄倒戈之后，根据奉天当局公布的数字，汇兑券的发行总额为2亿元左右，准备金合计为5000余万元，资本金及公积金、担保贷款额、附属营业动产和不动产评估额合计奉大洋1.45亿元。奉票已然和东北实际经济水平不相匹配。
一个更令人诧异的事实是，新东三省官银号自成立以来，对奉票实际发行额为多少并没有准确的记载。综上所述，奉大洋票的名义货币供给数很可能高达5亿元之巨。1926年王永江的愤而辞职，以及1927年奉天省财政的混乱，都说明奉票过度发行的事实。
东北大豆一直是出口贸易的主要产品，但受连年战争压力和其时严重水旱灾害的影响，1928年大豆歉收、产量下降，贸易活跃度降低导致货币需求量减少。超发的奉票充斥市场，远远大于真实货币需求，以至于产生恶性通货膨胀。东北老百姓再一次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尾声
从某种角度来说，新东三省官银号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东北自然经济形态的终结。不稳定的私帖、虚票导致了奉天货币市场的紊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私帖、虚票却是东北经济充满活力，“财货通衢”的自然结果。
“虚票”起源于1828年营口盖平，该地临近海口，南下“名闻八闽”，北上“声达三江”，早在汉代就已是商贾云集的辽东重镇。作为交易频繁的商贩汇集区，方便携带、“尚可兑买银粮”的“虚票”诞生不足为奇。
“私帖”，则是针对贱金属币的弊端发展而来。中国铸币多以贱金属铜、铁、铅为原料，随着交易额和频次不断增长，铜制钱夹难免有许多劣杂铜钱及私人铸制的伪币。因此，东北商民平时交易大多记账，到年节时再结算。若借贷相抵，直接抹兑。
其中差额由债务人开具欠据，债权人持有。一般来说，私帖的流通范围多在发票者的所在地，如果在市面流通即为私帖。1858年东北开埠，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外流严重，官方发行的货币币值很难保靠。
近代东北地区瘟疫、战争、饥荒肆虐，通货膨胀成为普遍现象。为了维持商品交易正常进行，一些当铺、钱号、粮栈等开始发行私帖。连锁钱号、钱庄发行的私帖，可以跨区域流通，因其稳定性受到民众的广泛接受。
换句话说，虚票和私帖背后，是东北地区数以万计的捕猎者、手工作坊、个体工商户和小自耕农。以辽阳县的毛皮鞣制及加工行业为例，捕猎者从辽东森林走出，满载优质皮毛奔向市镇出售。
集市上的小经纪人会派出代理商给皮货评定等级并收购，然后通过小型物流公司运输到供应链下游的中型服装厂成衣，进而到大连、营口两地出口。其他轻工业领域，如家具或日用器皿、厨灶以及机器（如自行车）零件制造亦服从这样的运营逻辑。
在较为重要的市场中心与商业城市，中产阶层经营自己的服务业部门，相对更富有的商人还会投资盛产煤、铁等本地矿厂。任何人都有创业机会，无论阶层、性别、国籍、种族。各行各业都不乏白手起家、阶层跃升的代表，餐饮、纺织、媒体、军队等等。
王永江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现代经济学理论，但在面对汹涌混乱的货币世相时，并没有沿用传统的铸币税方法，例如火耗归公。而是直接将货币视为调控市场和物价、管理社会经济行为的重要工具，绝不能假于人手。
东北经济以大宗商品交易为引擎，但农田、森林和矿藏资源大多位于偏远地区。广袤的无人区将这些自然资源与城市、乡镇和农村隔离，因此东北商人想要接触外部市场，就必须依赖三省之间的货物运输，将成品、原材料从一个集市运往另一个集市。
新东三省官银号共有11个分行，80多处分号，100个网点遍布三省主要城镇和关内大商埠。这些分行、分号坐拥大量现金存款，能够在不同区域发放多元化信贷组合。遍布全东北的网点使新东三省官银号在管理上能够取得规模经济优势，增加其在区域市场的竞争力。
总分行结构充分保障了现金流动性，增强了各县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个若干家网点遍布全东北的大型银行，符合东北地区各利益集团、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管子与桑弘羊的统制经济思想帮助王永江在无意间找到了一条最适合当时东北地区经济特点的银行业样态。
问题在于，奉票与新东三省官银号的“奇迹”，是张作霖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战略下的昙花一现。当张作霖这个地方军阀觉得自身实力足够介入中原，一切都将毁于一旦，奉票与新东三省官银号也只能带来更具毁灭性的灾难。
1928年，张作霖败退东北并死于皇姑屯事件，同年冬天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连续震荡的东北局势，直接引发奉票的爆发式贬值，同时导致生产下降和贸易规模缩小，老百姓又一次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民不聊生。
而且，奉票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到日本商人利益，若奉票暴跌，东北的进口商会因为奉票购买力下降，进而减少进口需求，同时还会导致合约无法按期执行，日方商人的应收账款到期无法收回。
为化解奉票危机，有学者倡议设立国际贸易银行，以统一币制和平衡国际收支；有人提出确定金银本位制度，以保证准备金充足和币值稳定；也有人说需要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支出。
还有人倡议仿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奉天设立证券交易所来完善资金融通网络；实行三省分区整顿，即以哈大洋券等其他稳定的货币作为改革的基准货币，以改善三省分立的金融格局；通过驱除外资、消弭战争和招募公债，来遏制金票投机和囤积居奇的现象。
这些方法大都立足于东三省实际情况的具体建议，但却很难执行。1929年大萧条期间张学良政府曾尝试联合东北地区各银行银号发行公债，来回收部分奉票，但结果无人应募，只得作罢。
奉票价格大幅波动透支了奉张军阀的所有信用，张学良本人及其下属的经济治理能力，不仅无法解决张作霖时代遗留下的诸多问题，阻挡奉票下跌之势；而且根本无法在愈加混乱的政治经济局势中生产下去。
1916-1919年历年奉票发行额
1931年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在快速侵占东四省全境之后，并接管新东三省官银号。1932年7月，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替代新东三省官银号，正式营业。至此，中日双方在东北地区时长半世纪之久的货币战争，终于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