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嬴驷继位。
秦惠文王刚即位，他的伯父公子虔就坐不住了，很快捏造了商鞅的罪名。秦惠文王明知这是诬告，却依然派人捉拿商鞅。
商鞅在家仆的掩护下，一路逃到了边关。他准备在一家旅店住下时，店长却要他拿出身份凭证，说这是商君新法的要求。
商鞅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得离开，准备到魏国再图发展。然而，公子卬与他有仇，却不肯接纳他。
无奈之下，商鞅只得潜逃到封地商於。他认为自己有大功，却遭到如此对待，于是发兵攻打郑县。
秦惠文王派出大军镇压叛乱，将商鞅给杀死了。
不过，商鞅死后，他并不解恨。秦惠文王让人将商鞅的尸体运回咸阳，当众将其车裂，咸阳百姓一哄而上，争食其肉，很快商鞅就尸骨无存。
分裂商鞅后，秦惠文王又下令将商鞅全家问斩。六国闻之，歌舞相庆。
那么，秦惠文王为何对商鞅恨之入骨？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对待呢？
公元前770年，秦穆公称霸西戎，位列“春秋五霸”。
然而，秦穆公死后，几代君主皆是平庸无能之辈。秦国政治混乱，国力衰弱，又远离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区域，部分风俗保留了西戎的习惯，成为中原诸侯眼中不开化的野蛮民族。
公元前361年，年仅21岁的秦孝公登基。
他受到各诸侯国的鄙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秦孝公深感耻辱，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眼见祖宗先业如此溃败，秦孝公愤恨不已。他日思夜想，方才明白，秦国缺少真正的良才，只有像魏国那样，招揽天下之才，变法图强，方能振兴祖业。
于是，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广招天下英杰，入函谷关，为秦国出谋划策。而商鞅，正是前来投奔秦孝公的一员。
商鞅年少时，正是战国群雄争霸的时期。到了而立之年后，商鞅外出寻找出路，就离开了卫国，前往战国最先崛起的国家，魏国。
在魏国时，商鞅投奔在国相公叔痤门下。
尽管商鞅只做了一个管理琐碎事务的小官，公叔痤却发现了他的锋芒和才华。可是，公叔痤怕商鞅抢夺了自己的相位，迟迟没在魏惠王面前推荐他，反而把他雪藏了起来。
两年后，公叔痤病倒了。病重之时，魏惠王到相国府来看望他，公叔痤趁机劝说魏惠王，举荐商鞅。
听了公叔痤的话，魏惠王面露怜悯。商鞅名不见经传，公叔痤推荐一个无名之辈来做相国，一定是他病得神志不清，语无伦次。
看到魏惠王的神情，公叔痤无奈地叹了口气，再次叮嘱魏惠王：如果大王不想任用商鞅，切记要杀了他，以免他为别国效力，这样魏国就会多一个强敌。
魏惠王神色更为悲伤，认为公叔痤胡言乱语，实在是病得可怜。
公叔痤死后，商鞅的靠山已倒。他明白在魏国已无用武之地，因此暗中寻找机会，想另投明君。
恰在此时，秦孝公大撒英雄帖，颁布了“求贤令”，许以高官和土地，希望广纳良才，让秦国强大起来。
商鞅听说此事后，带着本《法经》就到了秦国。他想办法联系上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娓娓道来。
于是，景监将商鞅推荐给秦孝公。
在第三次见面时，商鞅提出了“霸道”。他以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例，讲述了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
秦孝公有了兴趣，与商鞅相谈甚欢。他已有了想要任用商鞅的念头，于是又有了第四次的会谈。
而商鞅也通过几次交谈，知晓了秦孝公的心中所想。
秦孝公有称霸天下的野心，却没有等待秦国逐渐变强的耐心。他需要一个快速使秦国强大的策略，帝道、王道都需上百年的时间慢慢酝酿。
霸道虽然可以速成，却需要强大的国力来支撑，只能让秦孝公成为一个诸侯王，而非天下霸主，仍有不足。
第四次会谈中，商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强国之道。
商鞅的富国强兵之道，以利益为导向，抛弃了仁义，用严苛的“法”来约束人民的行为，通过法令确立一个完整的治国体系。
将权力统一到君主手中，集中力量完成君主的意志。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颁布了有着“贵族克星”之称的《垦草令》。
在《垦草令》提出前，秦国的旧贵族们就已预感到了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君臣处在一个疯狂的状态。
所以，以甘龙、杜挚为首的士大夫们率先反对变法。他们认为，秦国不需要变法，更不需要霸道的变法。但这些反对意见，都被秦孝公镇压了，商鞅也得以顺利进行变法。
垦草令看似是关乎农业的政策，但事实上，这是商鞅变法的大纲，是商鞅变法思想的所有集合体。
在法令中，商鞅实行愚民政策，斩断基层农民百姓的对外了解渠道，将他们的所有精力用于生产，推动农业发展。
与此同时，还要重农抑商，禁止个人经商，打击军队经商现象。加收土地税，贵族的土地税更是加重。
甚至，还强行要求贵族子嗣服役，禁止贵族招揽门客，将贵族和百姓完全隔绝开来，避免百姓利益被贵族蚕食。
而秦国境内的土地、林业、湖泊等资源全部定为国有，禁止私人侵占国家财产。
可以说，垦草令是一个无处不充满着对旧贵族、固有利益集团打击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将贵族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利益。
所以，垦草令对贵族的“恶意”毋庸置疑。商鞅也因此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批“黑粉”，整个秦国的贵族几乎都对商鞅唾弃不已。
3年后，商鞅变法小成，秦国粮草堆积如山，府库充盈，原先破败的边陲之国，也渐渐的走向了正道。
因此，在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全面推行新法。
商鞅在垦草令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推动了“伍什连坐制”，将百姓的行为和思想牢牢锁住，让他们不敢犯法，只能好好生产。
而伍什连坐制造成了基层百姓“家家相疑”、“户户相斥”的不良现象，很多基层百姓，都对商鞅有了怨恨。
不过，更恨商鞅的当属“士卿阶级”的贵族们。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贵族们的特权无法再传承，让“贵族”这个称谓，成为了伪命题。
毕竟，变强是需要资源的，资源并不会凭空产生，想要强大，就要对一些固有利益集团“打击”。只有将他们的利益转变为自己的利益，才能国富民强。
而这，也就注定了商鞅的变法和固有的贵族，本身是存在着巨大冲突的。有冲突，便会得罪人，而商鞅得罪的第一个人，正是秦国太子嬴驷。
嬴驷在大秦守旧贵族的撺掇下，站出来反对新法了。
公元前350年，秦国实行迁都计划，从栎阳搬到咸阳。新都城的意义，既是地理位置上的更新，更是利益集团的变迁。
很多人对此极为不满，对变法有怨言、有意见，变法出现了第一次“反弹”危机。而这场危机背后代表人物，就是赢驷。
于是，处置太子，就成了商鞅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在变法之前，商鞅以“立柱”的方式重塑政府威信。但威信除了“信用”外，还有“威严”，如果秦国政府的威严不够，那么商鞅的变法进入深水区，必然会受到反抗，为了加强威严，商鞅决定用嬴驷来开刀。
当时，嬴驷犯的法，理应施于“黥型”，也就是在脸上刻字。
一旦太子脸上刻字，他的威严就不复存在了。变法虽然保住了，可太子未来也不可能再当君主了。
所以，为了避免太子“社死”，商鞅决定让太子的两位老师代为受罪。
赢驷的两位老师里，有个重量级的人物嬴虔。他代嬴驷受过，成为商鞅变法第一个被“开刀”的大贵族。
于是，商鞅按照法律规定，将公子虔割去鼻子，在公孙贾的脸上刻字，这两种刑罚都是极具侮辱性质的。
公子虔，是秦孝公的亲哥哥，秦惠文王的大伯，在秦国国内德高望重，是宗室的代表人物，能量非常巨大。
原本，公子虔并不反对商鞅变法，因为他知道这对秦国有好处，秦国想要东出六国，就必须进行彻底改革。
自那之后，公子虔就闭门不出了，一直默默等着扳倒商鞅的那一天到来。
众人见太子的两位老师都受到处罚了，就不敢再反对了，新法因此得以继续推行。
当然了，商鞅新法见效之快，秦孝公都始料未及。
仅仅十几年的时间，秦国的国力就大大增加，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并逐渐成为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国家，直至统一中国。
商鞅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通过变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与此同时，商鞅也爬上了人生巅峰，他被封为列侯，封号商君，并领商於之地十五城为食邑。
然而，美好总是短暂的。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以往在秦孝公压制下不敢与商鞅作对的权贵们蠢蠢欲动起来。
秦惠文王的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也联合起来状告商鞅谋反。
于是，秦惠文王发布命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逃亡出走。
到了关卡之下，天已傍晚，关门闭，商鞅遂想要投宿。然而，店主人表示：“商君法律明确规定，让人投宿而没有验证的，要受到连坐”，拒绝其投宿。
商鞅一声叹息：为法之弊，一至于此。
无奈之下，商鞅想要逃去他曾经待过的魏国。
然而，商鞅或许忘记了，“煌煌大魏”倒霉，正是拜他商君所赐，魏人也恨商鞅，哪里愿意接待他呢？
于是，商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动员自己的邑兵北击郑。结果，秦军追上去，击败了商鞅的部属，商鞅死于军中。
随即，秦王将商鞅的尸体拉咸阳，车裂。同时，灭了商鞅的族。对于志在东出的秦惠文王来说，权势过高的商鞅的存在，无疑是他最大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