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复利效应，巴菲特2025致股东信（全文）

这是现年94岁的巴菲特在美国当地时间25日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下简称“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写的一封信的开头。回顾一年前的11月28日，巴菲特的多年密友，距一百岁仅33天的查理·芒格去世，巴菲特称“伯克希尔的国王和建筑师走了”，芒格的离世对巴菲特影响巨大。

在今年的巴菲特致信股东中，对自己一生靠“延迟满足”的巨大复利财富雪球，巴菲特做出明确的法律安排。

巴菲特这次将1600股伯克希尔A类股转换为240万股B类股，再将这些B类股分别捐给四个家族慈善基金。伯克希尔A类股是全世界价值最高的股票，今天的每股价格已经达到72.35万美元。

巴菲特在信中提及，超过1500亿美元的财产99.5%会在过世后陆续捐出。巴菲特也分享对财富价值观的见解，以及对后代和其他富有家庭的建议。这封信一改往日的风格，没有谈投资，只是像邻家一个平凡而普通的耄耋老人，在即将离世时，做出身后的一系列安排，有点碎碎念，催人泪下。

巴菲特及芒格的遗嘱，可以说是他们一生智慧的最后印证：不建立财富王朝，让财富理性传承并回归社会。

同时让后代善用财富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被财富所累。

以下为巴菲特致股东信全文

今天我所做的赠与使我在伯克希尔A类股票的持有量减少至206,363股，自2006年我做出捐赠承诺以来减少了56.6%。

在2004年，在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茜去世之前，我们两人拥有508,998股A类股票。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她会比我活得更久，并随后分配我们巨额财富的绝大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苏茜去世时，她的遗产大约为30亿美元，其中约96%的金额留给了我们的基金会。此外，她还给我们的三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这是我们给孩子们的第一笔大额赠与。这些遗赠反映了我们的信念：极其富有的父母应该给孩子留下足够的财富，让他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又不能因过多的财富让他们无所事事。

苏茜和我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我们的孩子参与小规模的慈善活动，并对他们的热情、勤奋和成果感到满意。然而，在她去世时，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处理伯克希尔股票所带来的惊人财富。尽管如此，他们的慈善活动因我在2006年做出的终身承诺而显著增加，后来我又扩大了这一承诺。

孩子们现在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期望，并将在我去世后完全负责逐步分配我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这些持股现在占我财富的99.5%。

死亡总是会来，它会让人生变得无常而残酷。有时候它会造访襁褓中的婴儿，有时候它时隔一个世纪才来找你。对我来说，我已经非常幸运了，但不久之后，它会找到我。不过代价就是现在我的孩子都已经时日无多了，他们分别是71岁、69岁和66岁。

我从未希望建立一个王朝或追求任何超越自己孩子的想法。我非常了解这三个孩子，并完全信任他们。未来的几代人则是另一回事，谁又能预见到后代在处理分配巨额财富时的优先事项、智慧和忠诚？尽管如此，我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可能需要比我的孩子们活得更久的时间才能分配。而明天的决策应该由三个活着且思路明确的头脑来做出，而不是由一只死去的手来决定。

因此，我同时指定了三位潜在的继任受托人。他们每个人都与我的孩子们非常熟悉，并且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合理的。他们也比我的孩子们年轻一些。

但这些继任者仍在待确认名单上。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苏茜、霍华德和彼得亲自来分配我所有的资产。

我的愿望得到了每个人的尊重，即我在伯克希尔股票持有的处置计划中，绝不背叛伯克希尔股东对查理·芒格和我的特殊信任。2006年至2024年期间，我有机会观察我的每个孩子的表现，他们在大型慈善事业和人类行为方面学到了很多。他们每个人都管理过20到30人的团队多年，并深刻理解了影响慈善组织有效运转的独特动态。

我的朋友们一直就我对孩子们及其潜在替代者的非凡信心感到好奇。他们特别惊讶于我要求基金会的所有行动都需要通过一致性投票规则。这怎么可能行得通？

我解释说，因为拥有巨额财富，我的孩子们将永远受到来自非常真诚的朋友和其他人的热切请求的困扰。第二个现实是：当请求大额慈善捐款时，一个“否”往往会促使潜在的受赠者考虑另一种方式——另一个朋友、不同的项目等等。那些能够分配巨额资金的人永远被视为“机会目标”。这种不愉快的现实是这个领域的常态。

因此，才有了“一致决定”的条款。这个限制使得对寻求赠款者的回复变得迅速而明确：“这件事我兄弟姐妹可能不会同意。”这个答案将改善我孩子们的生活。

我的一致性条款当然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你有九个或十个孩子或继子女，这显然是不可行的。而且它并没有解决每年明智地分配数十亿捐款的艰巨问题。

我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建议给所有父母，无论他们的财富是微薄还是惊人。当你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让他们在你签署遗嘱之前阅读它。

确保每个孩子都理解你决定的逻辑以及他们在你去世后将面临的责任。如果有任何人有问题或建议，请仔细倾听并采纳那些合理的建议。你不希望在你身体出现状况已经无法回应时，孩子们对遗嘱的决定问“为什么？”

多年来，我的三个孩子都曾向我提出问题或评论，并且我常常采纳他们的建议。我为自己的想法辩护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妥。我父亲在我身上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每隔几年就会修改一次遗嘱——通常只是非常小的修改——并保持简单。多年来，查理和我目睹了许多家庭因为遗嘱而四分五裂。这些遗嘱让受益人感到困惑，有时甚至愤怒、嫉妒，连同实际的或想象的童年时期的被轻视会被放大，尤其是当儿子比女儿在金钱上或地位上更受宠爱的时候。

查理和我还见证了一些案例，其中有一位富有的父母在去世前通过充分讨论的遗嘱帮助家人更加团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事情吗？

在我写下本文时，我仍然享受着自1930年以来，作为美国白人男性的幸运。当然，我的两个姐妹在1920年的第19修正案中被明确承诺将与男性一样被平等对待。毕竟，这是我们在1776年所传达的信息，当时美国还是13个殖民地。

然而，在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尚未实现其早期愿望的国家。在比莉·简·金、桑德拉·戴·奥康纳、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和无数其他人的帮助下，事情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

得益于我的男性身份，我很早就相信自己将变得富有。但不管是我还是其它任何人，做梦都没想到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可以获得的财富量级。这令人难以置信，也超出了福特、卡内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象。如今，数十亿美元相当于过去的数百万。

我出生时，正是大萧条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但真正的复利效应发生在一个人一生的最后二十年。通过不踩任何香蕉皮，94岁的我仍在滚雪球，我积累的巨额储蓄——可以称之为延迟满足的理念——可以传递给那些出生贫寒的人。

我也很幸运，我的慈善理念得到了我两位妻子的热情接受和扩展。我、苏茜和阿斯特丽德都不相信王朝般的财富传承。

相反，我们共享的观点是，平等机会应该从出生开始。极端“炫耀式”的生活方式应该合法但不值得钦佩。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拥有我们需要或喜欢的一切，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其他人渴望我们所拥有的而寻求过度享受。

我也特别高兴的是，许多早期的伯克希尔股东也独立地形成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节俭——生活优渥——把家庭照顾地很好，并通过不断积累财富，将大量，有时是巨额的资金回馈社会。他们的“回馈支票”正在广泛分发给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

凭借这种理念，我从20多岁开始就过着我想要的生活，现在我看到我的孩子们成长为优秀的和可以自食其力的公民。他们在许多方面与我和他们的兄弟姐妹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同价值观。

小苏茜，霍华德和彼得，他们每个人直接帮助他人的时间都远远超过我。他们享受经济上的舒适，但并不沉迷于财富。他们从母亲身上学到了这些价值观，他们的母亲会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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