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陆梓祥平反后的全家福照片
by禄兴明(彝族)
2019年12月16日凌晨,云南昭通凤凤凰山,农历冬月二十的月亮划过天幕。那是一轮向缺而圆的月亮,明亮得像一个人最后的眼神,纯净得像一个人高贵的灵魂,清冷得像一个人坎坷的人生。
这是一轮男人的月亮,一轮战士的月亮。月亮的无声之声掩映着金戈铁马,男儿热血,让我想起了"秦时明月汉时关""明日何时照我还”等边塞诗中的明月。
那是我姨公公陆梓祥在人间拥有的最后一轮月亮。
祖父的家风:如要人服侍,先得服侍人
陆梓祥姨公公和我有两重亲戚关系,他是我爷爷的连襟兄弟,也是我妈妈的三姨父。我们是亲上加亲。
清朝康熙、雍正两朝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消灭了云贵高原上的少数民族土司政权,水西安氏、乌萨安氏、东川禄氏、乌蒙禄氏、芒部陇氏等彝族土司遭到灭顶之灾,但这些古老的土官家族人口众多,底蕴深厚,依然在民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固守着"民族内婚、等级内婚”的婚姻传统,互相联姻,互相呼应,继续保持着影响力,继续号称"官家”,领袖民间。在清朝后期和民国年间的社会混乱中,这些已经汉族士绅化的土官后裔再次联袂崛起,一度复兴,最终形成了以龙云为灵魂的"龙、卢、禄、安、龙、陆”集团,统治云南,再次闯入中国近现代史。
1923年农历四爷,陆梓祥姨公公出生于云南巧家县和会泽县交界的黑麓山。他的祖父,就是闻名四乡八里的陆四老官。陆家的薅依(彝姓)是"马土娜奕,麻拿拖姑”。陆四老官父辈已采用汉姓陆,并模仿汉族编排了八个字一转的家谱,分别是“凤开堂毓文启会东”,此外,家族的男丁还像汉族士绅一样,除了名之外,还取了号。陆四老官的姓名叫陆开智,号慧生。其子叫陆华堂,号秋澄。姨公公名陆毓之,号梓祥。从家谱到名号可以看出,陆家的汉文化已颇有功底,有理想,积极向上,审美讲究。
陆家家风淳厚,陆梓祥爷爷在回忆录《我这一辈子》中写道:"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将心比心、不欺穷敬富、不损人利己、不捧红踏黑,这些成语是祖父对我们孙辈的要求。”他说,"我们虽是地主子女,却没有半点封建地主的狂傲和娇情。”他们与辖下的佣工及普通农民都论辈分大小互相称呼,从不对年长辈高者直呼其名。每逢家里来客宴饮,未成年的娃娃们不许上桌,要和下人们一起端菜盛饭,客人吃完后,还要抹席洗碗,之后才能吃饭。陆四老官教育儿孙们的口头禅是:"如要人服侍,先学服侍人。”
陆家以扶弱济贫为美德,黑麓山地处遍僻,卫生条件落后。陆四老官自备医药书藉为乡邻看病,每年还花费三百多银元去县城购买药品,免费提供给生病的乡民服用。每年春节,陆四老官都要给附近村民每家送上十斤大米,一起欢度春节。如果遇上天灾人祸,陆家除减免租粮外,还会对佃农适当补助。他家中收取地租也用大斗小斗,但刚好与一般人想像的相反:收租斗小,卖粮斗大,小斗进大斗出。
陆四老官处理地方政务,办事公道,一视同仁,族人或家人做了错事,也一样当罚则罚。一次家族中的兄弟喝酒后,借酒发疯,打了一个摆摊的妇女。陆四老官得知此事后,即刻让团丁绑了,押到摆摊民妇面前赔偿了医药费用并赔礼道歉。赶集者无不赞叹。
父亲的革命:护法运动与开城迎红军
陆四老官念过旧学,是个有远见的人,十分重视子孙们的教育。黑麓山方圆百里没有学校,他就花钱从会泽学校请来先生办私塾,教孙子们念四书五经。姨公公12岁时,被爷爷送进县城念新章书。1946年,陆四老官在孙子陆梓祥姨公公的鼓动下,每年出粮3万斤,另加庙款所得作为办学经费,从县城购进50套桌椅板凳,利用自家的一所空房子,办起了私立璧山小学。校长由其二孙子陆梓彬担任,教师是陆梓彬的同学。私立璧山小学后来成为陆梓祥开展革命工作、掩护地下党、成立游击队的基地。
陆家创办的私立璧山小学遗址
与普通士绅的"读书当官"的理念不一样。陆家的教育观中有浓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陆梓祥的父亲陆秋澄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曾在滇军中担任军官,"护法运动"时所部曾开赴广州。后来,陆秋澄又以行动和金钱支持地下党在会泽的工作。1982年3月,蒋开榜烈士的老伴、老共产党员杨凤岐回忆说:"1932年一天,黑麓山住的彝族地主陆秋澄到蒋家捐助两百银元,当晚就发放出去。”1934年,红军长征过会洋时,其父陆秋澄参与动员会泽士绅与红军谈判,开城迎接红军。红军未费一枪一弹进入会泽城,处决了国民党会泽县长等5人,拼招兵千余,扩充了队伍。红军走后,国民党开始清算,陆秋澄不得不东躲西藏,于1942年英年早逝。
陆家的子弟大多倾向进步。据《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会东县历史》记载,"1949年5月,巧二区地下党员陈华、杨正坤积极做彝族上层人士、蒙姑镇镇长陆建奎的统战工作,让陆建奎懂得了革命道理,认清了革命形势。他表示要积极响应革命,于是将镇工所的10多支枪和弹药交给了蒙姑地下党组织。陈华和杨正坤安排肖永年和`农翻会’会员到蒙姑镇公所当镇丁背枪,掌握了镇公所的武装,保护了蒙姑地下党组织,掩护了蒙姑镇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这个陆健奎,就是陆梓祥爷爷的堂侄儿,号文林。
陆四老官还将女儿嫁给了云南法政学生、荞麦地陆家的少爷陆子安(号崇仁)。陆崇仁后来成长为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风云人物,做了13年省财政厅长,长期掌管云南财政大权,1945年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是龙云的心腹,据《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口述史录》作者吴喜教授介绍,由于政经皆通,陆崇仁是龙云内定的接班人。蒋介石推翻龙云在云南的统治后,陆崇仁逃到香港,1950年病逝。他创办的以自己名号命名私立崇仁中学,就是现在的巧家县第一中学。他在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任上,曾为社会学家江应梁的《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作序,作为那个时代的彝族政治家,他对大小凉山问题的解决思路,至今读来,仍觉有可取之处。
抗日!投笔从戎,自古英雄有少爷
陆梓祥姨公公在县城读完会泽读了新章书后,前往昆明深造。按家庭条件,陆家大少爷可以选择骑马或坐滑杆,但他坚持远足步行,以磨炼自己的少年意志。到了昆明,他也没有选择“走后门”找自己的姑父陆崇仁,而是凭自己的一己之力考上官渡高级农校。并且,他这一生都决不会依附权贵,而是全凭自己努力行走人生。
陆梓祥姨公公还未从官渡高级农校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十七期在昆明招生。陆梓祥认识到,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挽救国家民族,他放弃了农校学业,投笔从戎,奋而报考军校,进了工兵科。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工兵团任排长。
排长陆梓祥一直梦想着上前线奋勇杀敌,他说:"我认为,作为军人冲锋陷阵理所应当,因此从未想到个人的安危。”云南工兵团驻昆明干海子时,正是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最多的时候,因此随时会有警报声响起。有一天,空袭警报响成一片,他们连队赶快分散到野外分散隐蔽。紧接着一架飞机飞过干海子对面高山的上空,突然落下一个降落伞,"我们以为是敌人进攻来了!”陆梓祥当即带了两个排包抄上去围击敌人。到了近前才发现落下来的是模型人,后来才知道那是空军搞演习。
陆梓祥爷爷带兵严格,非常注重军民关系,他说,"严明纪律,不损害百姓利益,是我带兵的基本准责。”他们在大姚训练补充兵时,生活比较艰苦,有几个兵外出到背后山的农民地里挖了几背山芋回来做菜吃,他发现后立即予以批评指正,并命人拿钱给老乡做了赔偿和赔礼道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陆梓祥在昆明与同胞们欢庆了胜利,但接下来的国内局势让这位年轻军官非常吃惊。蒋介石先是发动"捣龙政变”,推翻了龙云在云南的统治,协迫到重庆做中央军事参议院任院长虚职,而之前被蒋介石阴谋调至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的滇军主力,则被美国军舰运到遥远的东北,和共产党打内战。随后,由蒋介石嫡系控制的军警在昆明大肆抓捕迫害民主人士。当时昆明街头流行着民间谚语讽刺国民党当局,"明贼明抢明司令(杜聿明任昆明警备司令),黄脚黄手黄主席(李宗磺代理云南省主席)”。陆梓祥自觉报国无门,和国民党军队中很多彝族官兵一样,解甲归田,回家赋闲,不再为国民党蒋介石效忠。
反蒋!加入共产党,创建黑麓山游击队
回到会泽后,陆梓祥爷爷和一些爱好文体活动的同好组建了"会泽体育协会”,参加者一度达到几百人,成员里有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多才多艺,会篮球、足球,还擅长相声和戏剧表演,成为协会里的明星。
1946年,楚中彝族教师、陆梓祥的表叔赵授先动员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联”(读书会),学习了《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对革命有了初步认识。
1948年3月9日晚,楚中彝族教师、会泽地下党书记陆子英担任介绍人,陆梓祥爷爷在家中举行了入党仪式。2013年,在他90岁大寿时撰写的回忆录《我这一辈子》中,老人家总结自己的入党行为时写道:"我当时并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但总认为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这是民族特性,家庭传统教育和个人纯朴的本质决定的,直到今天也没后悔过。”
就是在这期间,陆梓祥爷爷认识了我爷爷和奶奶送去会泽上学的我三姨奶和我的三位伯伯,他经常带我伯伯们去参加文体活动。我三姨奶先嫁给滇军中的老亲戚安庆玉副官,安副官姨公公1950年死后数年,是个典型的彝族美女,后来他们成了夫妻。
入党后,地下党领导派他回老家黑麓山,在自己的地盘上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了让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位少爷采取了和农民兄弟烧香拜把、吃血酒等形式结盟为伍,取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
在创建黑麓山根据地时有一个极其危险的插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云南的统治已经是纸包不住火,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很多起义的首领是当时在云南很有势力的彝族上层。1948年7月,火红乡打响了会泽县反蒋第一枪,举起了"滇黔边区民族自救军”的旗帜,两三天时间,队伍就发展到2000多人,整编为一个团,陆吉良任团长,陆永帮任党代表。国民党仓促成立"会(泽)宣(威)巧(家)鲁(甸)四县联防剿匪指挥部”,调集千余武装前往镇压起义。会泽县地下党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派陆梓祥任别动队长,利用亲戚关系,单枪匹马打入敌内侦察敌情,及时向组织汇报,并保护地下党机关的安全。陆梓祥被迫随敌军前往火红。任务光荣而艰巨,如果双方交火,他不能打自己人,但起义部队又不知道他是自己人而会向他开枪。他把生死掷之度外,悄悄派别动队员前往火红通风报信。在敌营十多天,陆梓祥和敌人斗智斗勇,尽最大努力完成了组织交给任务。火红起义部队平安转移后,陆梓祥偷偷开溜,返回黑麓山继续开展游击队工作。
1949年6月初,黑麓山地下党宣布武装起义,正式成立黑麓山游击队,陆梓祥任队长,李亚南任指导员。游击队下设4个分队,共有战士百余人,步手枪60余支。
黑麓山游击队成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接应了蒙姑游击队计300多名战士前来黑麓山整训。陆梓祥和家人尽心尽力,倾其家产支援游击队。
1949年6月,黑麓山、乐业、罗布古、蒙姑、者海等地游击队第一次在乐业会师,整训。9月,黑麓山、罗布古、蒙姑游击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永焜支队32团一营,陆梓祥任营长,副营长为余嘉谷。11月,全营奉命开赴巧家驻防,同时接应四川的金江支队到娜姑整训。金江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部队,活跃于现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境内,司令员为胥印侯,与龙云的三公子龙绳曾是连襟,二大队大队长禄应举是我的族伯。
解放军经会泽、巧家进军四川时,陆梓祥营配合作战。随后,一营参加了地方土匪清剿战斗。后来一营建制取消,一连调昭通分编为昭通地区公安处公安队和鲁甸县公安队,二连编为会泽县公安队,三连编入解放军84师127团。
1950年5月,陆梓祥调任会泽县一区区长。1953年,调任昭通警备区任人民武装科任副科长。
莫须有!编造谎言证明自己是"双皮大老虎”
陆梓祥到任警备区新岗位后,很快被送到重庆西南军区司令部参加人民武装工作会议,学习结束后回到昭通,向军区和地委领导汇报了会议情况,并拟稿经领导批示后下发了一个文件。
就在陆梓祥正准备投入紧张工作时,意外发生了:他被送进师直学习队"学习”。随后在所谓的"民主”运动中,遭到了残酷的打骂围攻。他说自己"从未说过假话,更不想蒙混过关,编造谎言,牵连无辜”。遭遇了连续三昼夜的威逼打骂后,他只能走自尽之路,以表示对党组织的忠心。吞笔尖,没死!吃手帕,没死!撞墙角,也没死!他恨自己命大,怪自己命大!
随后,在"三反”运动中,陆梓祥姨公公又被残酷逼斗,无数次刑讯逼供,硬要他交待贪污了多少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他说,自己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倾家荡产支持革命,从没想过拿人民群众一分血汗钱,为什么要无中生有横加罪名?他想不明白。越想不明白,越被往死里整。越被往死里整,他越想不明白。
渐渐地,陆梓祥明白了,"这不是你真正犯了什么罪,而是人家说你犯了什么罪,你就犯了什么罪。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甚至连起码的逻辑推理都不需要。罪名已经为你定好了,不承认不行。”陆梓祥想通了,为自己编造了离奇的谎言,承认自己"贪污"了1070万元,是“双皮大老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双布鞋用来抵了贪污款。
1952年5月,学习队宣布将他"转地方劳动改造,以观后效”。随后他被从学习队转到劳改科。1953年初,陆梓祥被送交会泽会泽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当年底,公安局审讯员到看守所对他口头宣布"根据原四三师转来的档案材料,判处劳动改造两年。”但所犯何罪,罪犯哪条,只言只字未提。
在陆梓祥身陷囹圄之际,一直和他并肩战斗的二弟陆梓彬、三弟陆毓茂也相继被打成"右派”。他们的母亲得知几个儿子的遭遇,又急又气,把双眼都急瞎了。比这个更加让他痛心百倍的是,1950年,在他们兄弟在外参加革命之际,他最敬爱的祖父陆四老官被"点天灯"折磨至死,其中一个凶手是他家的佣工,孤儿出身,少小时衣食无着,陆四老官收留了他,让他给陆家放牛,他才捡回了一条命。陆家整个家族受到迫害,一个年幼的儿子被好心的长工带着远逃到红河蒙自,随了他的姓,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改回陆姓。
1954年年底,过了刑期半年,陆梓祥被宣布刑满但不释放,继续留队生产劳动。在回忆录中,陆梓祥说:“在极左路线和宗派主义的影响下,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含冤二十多年,无比痛心。但看到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那么多好人都被冤枉,连党和国家领导都未能幸免,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冤屈又算得了什么?”
活下去!为生产队增加收入,“地主”组建副业队
无论你身处多么艰难的环境,都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只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去努力,总会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出路。九死一生的陆梓祥想通了,再次迸发出人生活力和创造力。
1962年初,陆梓祥得以离开劳改企业,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这一去,就是十八年。"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群众生活艰苦,不少地方还饿死了人。尽管每一个运动他都要挨整,但为了自己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他顽强地工作和生活。
从实际出发,他抱着这个朴素的哲学观,在生产队领头创建了副业队,到外面搞修建工程,为生产队增加收入,为队里的人民找一条活路。工程队先后帮会泽养护段修建了走马坪、李子沟、来头坡、驾车、大桥、马武道班,并修建了马武六公里处石桥。经过副业队的努力,生产队的工分值名列全公社前茅。有干部群众讲俏皮话说:“你们六队就是全靠这个地主了。”
陆梓祥为集体增加了收入,但这个曾被横加罪名的"贪污犯”是把钱当做身外之物,把钱看得很轻的。他坚持正正当当赚钱,不拿一分不属于自己的钱,也不昧着良心赚钱。在承包修建道班房的工程中,他坚持质量标准,即便是有些隐蔽的工程,也从不马乎,按质按量认真完成。由于他们副业队干活实在,讲质量、讲信誉,他们的活路接二连三。
副业队内部的收入分配,采取公开评议办法,公开透明,大家都能接受。陆梓祥是副业队领头的,同时又兼职师傅,但除了按生产队规定的报酬及微薄的补贴外,他从不多拿一分钱。陆梓祥的清廉,赢得了队友们的佩服和敬重。队友们的团结,增强了副业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副业队对每一项工程都严格按质量验收,得到了业主的充分信任,把材料验收工作下放给了副业队,让他们代为验收。陆梓祥从来不利用权利做利益交换。一次,一位拉基础毛石的马车工私下送来两条大重九香烟,价值相当于陆梓祥当时一个月的收入。副业队在这个工程上是包工不包料,仅仅是代道班验收材料,马车工的目的是想让他在验收毛石时在数量上给予适当放宽。陆梓祥当场拒绝了贿赂,弄得马车工很尴尬。但陆梓祥告诉他:"大家都是靠力气挣钱养家,我虽然不收你的烟,但也不会整少,只是做人要实在一点。”
俗话说:"越穷越遇鬼,越冷越刮风”。陆梓祥姨公公家只有自己一个强劳力,我三姨奶没工作,在道班上帮人带孩子补贴家务,在家庭经济极端困难的背景下,家里的5个孩子和老人又经常生病。一次,二女儿陆文波意外重伤,被送到汤丹医院治疗,是一位叫谢显伦的战友热心帮忙,给他提供了一份临时工作,短短几天就挣了四五十元钱,才解决了治疗费用。
平反昭雪,落叶不归根,谁解此生有恨无恨?
"我根本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蒙冤二十余年,陆梓祥姨公公一直在不断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他是个较真的人,但他看到多少开国元勋革命功臣都含冤至死,作为大历史中的沧海一粟,自己的冤曲算得了什么?他渐渐对平反昭雪一事谈了,放下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一些冤假错案获得平反的消息传来,他才又看到了一丝希望,鼓起了上访的勇气。
陆梓祥决定出发,上昭通反应自己的冤情!但他已没有一件穿得进城的衣服,我三姨奶去买了几尺蓝市布,缝好他的一件破了的短棉大衣,又向一个村民家借了点路费钱,他才从会泽来到了昭通。在昭通等待落实政策的一年多时间,他得到了老战友、老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有的帮忙寻找工作机会,有的提供免费住宿,有的帮助落实政策所需材料的撰写和呈交。他在回忆录中一一列举了这些恩人好人的大名,并动情地写道:"回想起这些事,我感慨万千,并从心底感激这些同志。"
1980年初,陆梓祥姨公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平反昭雪,这时,他已48岁,被分配到昭通烟厂工作。面对自己被迫荒废了的二十余年,他决心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加班加点赶上国家民族前进的步伐。
他还是那个坚持原则的人,按制度办事,从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他担任财务科长,1982年到牡丹江参加全国烟草系统财务工作会议,从贵州水城乘火车到北家段,买不到硬卧票,只能买软卧车厢,但按照财务制度,只能报硬卧票。有人建议申请补助解决,但他把它当作少领一个月工资。
二十多年的冤情并没损害他的公心。看见公用水管自来水没关,电灯没关,他不去关掉,心里就不好受。总是热心这些小事,他自己说自己"说来也笑人”。对于国家,他深信自己"坚持按制度办事,严于律己,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为企业发展作岀了一定贡献。”对于自己,他说:"勤俭持家,不谋私利,是个人的终生信条。”
2015年彝历火把节,我去昭通看望三姨奶和姨公公,三姨奶已经91岁,姨公公95岁。这是我们金沙江两岸的亲人在经历无数次政治运动后,时隔六十多年的第一次见面。姨公公耳聪目明,坐着站着走着都保持着军人特有的端庄严肃。三姨奶已患老年痴呆症多年,已认不出亲人,不时自言自语,扯着自己手袖上的纽扣。听孃孃们说,三姨奶有时会突然打人,他们很不放心两个老人单独相处。三姨奶走到哪里,姨公公就牵着她的手走到哪里。
退休后的陆梓祥老人夫妇
2017年暑假,我带母亲和两个侄儿再次去昭通看望她的三孃和姑爹。母亲像幼小时一样一直握着她三孃的手,把身体努力靠在一起。但三姨奶的病情加重,非常嗜睡,坐一会就要被几个孃孃送去卧室睡了。姨公公的身体也大不如昔,经常说了上句忘记下句,隔一会儿就问我们是哪一个。
我们在姨公公家待了两天,离开昭通那天,车子在昭鲁大坝行驶了很久,除了我偶尔和驾驶员有一句没一句无话找话之外,母亲一路无语,我也怕一不小心碰到她的伤感,不敢和她说话。车子出了坝子,姨公公三姨奶家被远远甩在脑后了,我才安慰我妈说:"您好好保重,养好身体,我以后再陪你来看两位老人。”坐在后排座的母亲长吁了一口气回答:"嗯,不来了,没机会了,我快80岁了,他们也是该走的年龄了。”
2019年5月,我在青岛学习期间,95岁的三姨奶走了。同年12月14日,姨公公去世,享年97岁。我赶到昭通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因为各种原因流散在云南各地的亲人们也纷纷回到昭通,包括我三姨奶的长子安云生叔叔,他于2021年去世。第二天深夜,我走出凤凰山殡仪馆,看见一轮明月挂在天上,我想,这是我姨公公在人世间拥有的最后一轮月亮,也仿佛是他留给后人的一轮月亮,灵魂般的月亮。
姨公公没有落叶归根,火化当天就送往昆明,和我三姨奶葬在一起。自从他最敬爱的祖父陆四老官1950年惨死后,他和他的两个弟弟也没回过他们黑麓山老家。黑麓山是他们祖祖辈辈坚守的故乡,也是他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后来也因为祖父的惨死成为他们生命中永远的痛。
自古明月寄相思,姨公公生前回不去的故乡黑麓山,在他百年之后,会不会化成月光,魂归故里呢?
2022.8.25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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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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