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刑事案件，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双方的具体诉求，综合考虑天理国法人情作出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判决，绝不能把法律当作一根绳子简单比划。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法理情兼顾不当的案例，办案人员由于没有全面把握案件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或者机械地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导致案件的裁判结果背离司法公正，或者裁判文书在兼顾法理情方面顾此失彼，不仅导致当事人不满，而且引发公众质疑和舆论炒作，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裁判案件顺应天理国法人情，这是中华传统司法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司法智慧，也是中国传统司法长期奉行的多元价值观，甚至可以说是中华司法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数千年来，民众评判司法案件判的是否公正，评判官员是否正直，总是把判决是否体现天理国法人情作为衡量的根本标准。

天理的含义非常丰富复杂，简单说就是天下公认的道理，或者说是天下都崇尚、信守的共识，中华民族将天理奉为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规范和生存法则。

天理还具有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意蕴，相当于西方启蒙思想家所讲的自然法。具体到司法案件中，天理主要讲的就是“事理”，也就是争讼案件的来龙去脉、事实真相和是非曲直，所以讲天理就是讲事理，也就是具体案件中的正义。俗话云：“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个理讲的就是事理，也就是天理。

国法本来的意义是指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律及其对法律的解释，不包括习惯法、皇帝发布的敕令，官府发布的各种规范等。但实际上，后者对定罪量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国法为行为提供规则指引，为纠纷解决提供依据，所以表现为显性或刚性规则。

人情是指人之常情，不是反常之情。人情亦非个人好恶之情，而系大众之情即社情民意。人情来自于公众对案件的看法和态度，有很大一部分指的就是公序良俗，案件的某些情节与人的看法和感情产生了关联，办理案件时就需要考虑人情。

在实践中，天理国法人情对裁判结果的影响并非半斤八两，而是因具体案情不同而异，大体上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在天理国法人情一致的案件中，直接适用国法即可做到三者兼顾，没有必要在法律之外考虑所谓的天理或人情。二是在天理国法人情有冲突的案件中，就需要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妥协的共同点或者取舍点，而后得出一个都能够兼顾的结论。三是在国法没有规定或者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中，就要运用天理或人情来填补国法的漏洞。

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古人处理天理国法人情的方法。即：把天理作为裁判的精气神予以彰显，把国法作为裁判的底线不予逾越，把人情作为裁判的温度让人感受。

作为刑事案件办理依据的国法，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国家规定”，不是国家规定的法律规定，不属于办理刑事案件的国法。根据立法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国法或者国家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这里的法律和决定既可以是专门的刑事法律和决定，如刑法修正案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可以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法律和决定，如规定了传播传染病的传染病防治法等。另外，根据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对立法作出的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二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其中，“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应当由国务院决定，通常以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制发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

如果系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制发的文件，只有同时符合下列3个条件的，才能视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国法：（1）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同相关行政法规不相抵触；（2）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或者经国务院批准；（3）在国务院公布上公开发布。除此之外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等，不能视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国法。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主要是针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所作的解释。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包括“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而作的解释，称之为“解释”，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作出的规范和解释，称之为“规定”，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而作的解释，称之为“批复”，对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而作的文件，称之为“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除了上述四种以外，还有《规则》，即对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而作的解释。另外，随着案例指导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指导性案例的工作与发布程序等同于司法解释的工作与发布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具有类似于司法解释的效力。

实践中，办理刑事案件除了坚持这三种国法以外，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虽然不能纳入国法，但对办理刑事案件具有重要作用，也需要依法严肃对待。

一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制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执法案件的规章，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通知”“意见”“指导意见”“纪要”和“规程”等，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党政机关、行政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四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业务部门对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所作的答复，五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对立法所作的答复，等等。

这五种规范有的是对国法的解释，有的是实施国法的规则，有的是刑事政策，有的则是对刑法适用问题的回应。因而有的具有程序法律效力，有的具有实体法律效力，有的具有证据法律效力，有的具有政策指导效力，等等。对办理刑事案件而言，这些规范的效力只具有辅助认定犯罪和裁量刑罚的效力，而无独立决定定罪量刑的效力。

有的行政规章是为了管理某项社会事务而发布的，具有管理社会事务的强制效力，不等于具有定罪量刑的刑法效力。比如公安机关关于枪支的规定、关于卖淫嫖娼的规定，就是一种社会管理规范，不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刑事专业问题解释，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但是，公安机关关于枪支和卖淫嫖娼的规定，对认定涉及枪支和卖淫嫖娼的犯罪，具有重要的辅助效力。这是我们在把握刑事案件的国法时需要注意的。

刑事审判要做到法理情兼顾，首要任务是把案件的事实、证据查清楚、查细致，把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查清楚、查细致，裁判案件的法理情隐藏于案件的事实、情节乃至细节之中。

办理刑事案件不仅要以事实为根据，而且要以法律为准绳。所以必须立足法律兼顾法理情，不能脱离法律漫谈天理国法人情。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要从法理情三个视角解释法律，把天理国法人情融入法律内在的规则、逻辑和价值之中，使之成为一张皮，不能变成两张皮。

立足法律兼顾法理情，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注意用法理情克服过时的法律可能产生的不公正。在实践中，法律是稳定的，而现实是快速发展的，所以法律的某些内容会落后于现实。为了保证公正司法，应当依据变化的现实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而不是死扣过时的法律法规。二是在法律法规有缺陷的情况下，要利用天理国法人情纠偏补漏。从实践看，任何法律都可能存在漏洞，任何法律漏洞都不可能仅通过修改立法弥补，通过司法裁判解疑释惑或者弥补法律不足，可能是更好的方式。

总之，法律之中具有丰富的法理情，法理情是法律固有的内容，没有法理情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越是良法，越是充满了法理情。只有恶法或者过时的、有缺陷的法律，才会在法理情方面存在缺陷或者背离。无论适用哪种法律，都需要司法人员把其中的法理情解释出来，使之适应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件。

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怎样才算做到法理情兼顾？有无评价标准可循？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这个评价标准就是人们通常讲的案件审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统一”。刑事案件的裁判如果实现了“三个效果”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法理情兼顾。

裁判刑事案件能不能做到法理情兼顾，最终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和司法能力。一是提高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二是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三是提高裁判说理能力。

来源 | 节选自《裁判如何形成》 

作者 | 胡云腾，原最高法审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二级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