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东欧：草原边疆1500—1800》中所言：“从多瑙河流域到黑海以北大草原的东欧，是游牧文明马鞭所及的最西端，是改变欧洲历史走向的心脏地带。”
作为人类文明草原之路的最西端，这里既是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战乱冲突、碰撞频繁的地区。东欧如同一条天然的通道，游牧大军的马蹄无数次在这里踏过，强烈地冲击西方文明。
这里不像是吸引力量的真空，更像是成就霸权的走廊。公元前9世纪至前2世纪，斯基泰人（Scythia）是这片土地的绝对控制者。他们立足于今黑海、咸海北部，驰骋亚欧大陆。在希腊、北欧、西亚、印度等地的古代神话中，皆有其骑射或驾驭战车的神祇形象。
斯基泰人衰落之后，16世纪之前，东欧大地至少经历过三次草原帝国的洗礼。第一次是“上帝之鞭”匈人阿提拉对罗马帝国的侵袭；第二次是成吉思汗子孙征服诸罗斯，以及金帐汗国的建立；第三次则是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突厥人所构成的挑战。
正因如此，在西方人看来，东欧各国尽管是高鼻深目的高加索白人，但骨子里接受了太多的亚洲文化基因。尤其是在金帐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诸民族业已深深烙上了草原文明的政治传统。
而在纯粹的东方人眼中，这片土地又有着与亚洲明显不同的文化风貌。人种特征差异和浓郁的异域风情，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东亚世界他们白人后裔的身份。威尼斯商人、伊斯兰贵族和蒙古大汗们购买白奴的历史，要远早于针对黑奴的三角贸易。
长时间处在凯撒与可汗夹缝中的东欧和东南欧各国，饱受战乱之苦。它们在地理上离西欧更近，却与西欧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在心理上离东方更近，却囿于人种和东方自觉保持距离。
东欧与东南欧，在历史上一直两面张望。从布达佩斯到圣彼得堡的教堂、城堡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醒目的双头鹰标志。但也正是在东摇西摆之间，匈牙利王国、波兰立陶宛公国、顿河哥萨克和南斯拉夫人等政权和游牧部族皆被强权无情撕碎。
自1354年奥尔汗率军跨过达达尼尔海峡以来，原来拜占庭治下的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和阿尔巴尼亚，以及黑山各国，或是成为附庸，为穆罕默德一世提供赋税和兵源；或是扮演隙地，依托有利地形抗争到底。
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为了快速达成对拜占庭帝国欧洲故地的有效统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正式承认东正教牧首的社会地位和权威。尽管奥斯曼人将无数穆斯林从安纳托利亚转移到欧洲，但强迫皈依从来不是奥斯曼帝国在此地的官方政策。
而且，奥斯曼人愿意维持相当数量的基督教人口，以便从非伊斯兰教臣民那里，征收额外的税金获益。当然，苏丹的想法也绝不仅仅是赚点钱那么简单，能够以长久、安稳地巩固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垄断地位才是战略重心。
1479年，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君士坦丁堡条约》，双方以塞浦路斯为界划分地中海的势力范围。这份条约不仅是十字军骑士连年东征，最后以惨败告终的象征；而且决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地中海保有的绝对优势。
1517年，奥斯曼塞利姆一世征服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并俘虏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后裔、傀儡哈里发穆泰瓦基勒。从此，奥斯曼帝国苏丹与穆斯林哈里发合为一体，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明确抗议罗马天主教会兜售赎罪券敛财行为，以“因信称义”为要旨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挑战不只是征服运动，更是宗教挑战。
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的成功，揭露了基督教世界的虚弱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腐朽。反过来，16世纪早期高涨的末日决战热情也，迫使奥斯曼人在1517年之后必须更主动、更直接地将自己标榜为捍卫伊斯兰文明的先锋。
1520年，苏莱曼一世的军队越过多瑙河，向布达佩斯、维也纳开进。次年便从马扎尔人手中夺取了卡莱梅格丹要塞，获得了一个继续向北推进的战略支点，贝尔格莱德自此亦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堡垒。
1526年8月，在莫哈奇之战中，奥斯曼帝国军队打败拉约什二世率领的包括波西米亚和德意志的联军。拉约什本人阵亡且没有男性后代，大量国土被奥斯曼吞并，匈牙利在事实上陷入了断嗣、亡国的状态之中。
如果不是根据1515年哈布斯堡王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设计的家族盟约，由费迪南二世继承王位，恐怕匈牙利这个国家早已不存在。在1526年、1529年和1532年三次围攻维也纳未果后，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于1547年签订了《埃迪尔内和平协议》。
该协议将原匈牙利王国一分为三：奥斯曼帝国占据了大平原、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流域、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成为其附庸国，其余部分则归属于哈布斯堡奥地利统治。奥斯曼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就这样在中欧闭合。
此时的莫斯科公国，也就是日后的沙皇俄国尚处于缓慢发育中，波兰-立陶宛公国在东欧平原称雄一时。其中，波兰是西斯拉夫人创建的国家，而立陶宛则属于斯堪地亚维那人种的波罗的海类型。
14世纪中叶，即在蒙古人退却后，波兰和立陶宛瓜分了原来效忠于金帐汗国的基辅公国与西南诸罗斯。到14世纪末，立陶宛已兼并包括基辅在内的整个第聂伯河流域，以及今天的斯摩棱斯克；而波兰则获得了加利支-沃伦地区。
1370年，卡西米尔三世死后，皮亚斯特王朝绝嗣，波兰王位改由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兼领。为了保全统治地位和名义上的领土完整，初来乍到的匈牙利王一改往日波兰国王的集权风格，转而授予贵族种种特权，包括采邑世袭权、国王选举权、庄园免税权、地方官任免权力等等。
14世纪末15世纪初，迫于独特的领土形态和条顿骑士团国在北方构成的强大压力，立陶宛和波兰逐渐走到一起。1410年7月，波立联军在格伦瓦尔德战役（又称坦能堡战役）大败条顿骑士团。1454年，波兰军队攻入东普鲁士和但泽，条顿骑士团国灭亡。
而当波兰-立陶宛联军大踏步向波罗的海沿岸进发之际，在遥远东方的莫斯科公国则正相反，试图征服顿河流域，接近亚速海。莫斯科王公不断策动第聂伯区域形成的半独立鞑靼族，即哥萨克人配合进攻诸多草原汗国。
俄国编年史中关于顿河哥萨克的最早记载是1549年，伊凡四世希望与顿河哥萨克作为雇佣兵为莫斯科而战。 自1552年喀山攻城战起，顿河哥萨克先后参加了俄国夺取阿斯特拉罕汗国、北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战争，成为俄国殖民扩张的马前卒。
不同于以往可汗的武力征伐与掠夺，伊凡四世的计划是将要彻底终结游牧民在黑海北域的优势，让鞑靼人成为历史。换句话说，即便莫斯科公国一蹶不振，也不再会有新的草原帝国在东欧崛起。
为此，俄国政府在南部边界建立一条防御线，其与流动的监视点和侦查点相结合。整个绵延数百公里的宏大军事-战略防御体系需要大量服役人员，而以“自由自在”、“勇敢无畏”自称的哥萨克人恰好符合俄国的需要。
于是，俄罗斯人便通过发放薪金、俸禄、日用品和武器，或采取封赏土地、颁发贵族头衔等手段，招募、收买哥萨克人用作边防“城市”的驻军。他们守卫鹿寨防线，建立防御性的“哥萨克村”，成功扎紧了过去松散、疏落的帝国边界。
问题在于，伏尔加河下游与顿河区域的地理位置十分紧要。自15世纪开始国界之争后，顿河“荒原”成为波兰王国和莫斯科公国争夺的目标。早在16世纪初，波兰方面便开始把札波罗热的哥萨克编入“开拓团”，用以保卫波兰边境。
当俄罗斯沙皇成功羁縻哥萨克人，深感莫斯科公国威胁的波兰和立陶宛决定实现进一步的联合。1569年，波兰贵族在卢布林议会上正式宣布波兰与立陶宛合并，组成一个国家，成立一个议会，共戴一个由议会选出的国王。
原波兰和立陶宛大小贵族仍可以保持自治状态，拥有各自的行政机关、军队和法庭。国王必须两年召开一次议会，会期不得少于6个星期。国王无权做出重大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由16个教俗大贵族组成的御前会议做出。
波兰立陶宛公国议会的参与者包括：波兰与立陶宛全体贵族、外国大使，以及华沙、克拉科夫和波兹南的城市代表。任何议会决议或法案必须一致通过后才能予以实施，任何一个代表都可行使一票否决权。
选王会议由位高权重的大贵族主持，宣誓选举不屈从任何规则，完全自由。王位候选人依次发表演说，他国王位候选人虽然不得直接参会，但外国使节可以直接推荐本国候选人。贵族在选王会议上的权力，仅限于投票。
这种近乎荒谬的制度设计最终导致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中央政府全面失能，整个国家只能依靠各地“小议会”和庄园主来维持。波兰立陶宛公国的权力流散程度令人发指，1573年在华沙选举出的首位君主，就是由5万名大小贵族民主票选出来的国王。
作为一个波兰贵族和立陶宛贵族妥协后建立的“缝合怪”，波兰立陶宛公国是16-17世纪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组织，其王冠早已被利益各方所“垂涎”，而波兰-立陶宛本地贵族们又很容易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倾向于选择容易控制的外国人当国王。
在1573-1795年选出的11位国王中，7位是外国人。各外籍国王普遍勾结贵族，损公肥私，热衷于出卖波兰立陶宛公国的国家利益。即使国王本人不从，周边国家也可以通过贿赂代表，或堂而皇之地在议会表明立场，掌握波兰立陶宛事务。
更糟糕的是，波兰立陶宛公国议会的表决制度，导致大贵族为一己私利经常使用否决权。1669年以后，只要有议员喊出“Sisto activitatem”（拉丁语，我停止这次议会），议会就必须被迫停止，前期通过的全部议案也不再具备法定效益。
其结果是，1652-1764年召开的71次全国议会，竟然拖延不决乃至中断了42次。即使是在奥古斯特三世（1734-1763年在位）统治时期，波兰立陶宛公国生死存亡之际，也仅有一次国民级会议顺利开展。
这种表决机制推动波兰立陶宛公国政治走向的极端民主化，议会不仅很快沦为大贵族架空国王和中等贵族的工具，从而严重削弱联邦的国家决策能力，而且成为周边国家干涉内政的有效武器。
而当“有民主、无集中”的治理模式由中央传入地方，波兰立陶宛公国的“小议会”也出现了大规模非正常中断的现象。在该制度干扰下，很难推进改革，国家机器近乎停摆，处于瘫痪；社会发展亦陷于停滞。这种无政府状态，极大地便利了周边国家的入侵。
到1670年，波兰-立陶宛贵族的“自由”和“民主”的时代即将结束。在它的东方，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极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崛起，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沿着原波兰王国的东部边疆入场。
在其南部，众多各自为政的波兰庄园主，未能成功遏制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国的共同侵扰。与此同时，瑞典帝国在北面牵制着立陶宛人的波罗的海兵力。进入18世纪，普鲁士-勃兰登堡公爵腓特烈一世宣布建国。
1721年第三次大北方战争结束后，斯堪的纳维亚敌人虽然退出竞逐欧陆的历史舞台，但普鲁士人随即入局。波兰立陶宛公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新的国际军事集团变得日益明显。
1740年腓特烈大帝继承王位，7个月后便疯狂进攻西里西亚，从而引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不久，西班牙、萨克森、巴伐利亚、那不勒斯、撒丁等国皆在法国的支持下，相继投入对奥地利的战争。
其时处于奥古斯特三世治下的波兰立陶宛，是公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与危险的时期，但受益于其萨克森选帝候的强大实力和深厚根基，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等周边列强虽已对联邦的土地“虎视眈眈”，但却始终不敢有所行动。
1763年奥古斯特三世逝世后，由俄罗斯支持的候选人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为波兰立陶宛公国君主，是为斯坦尼斯瓦夫二世。不过，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绝非是沙俄的傀儡。相反，他迫切希望真正建立一个真正的英国式君主立宪政府和一个“正常”的国民议会。
遗憾的是，波兰立陶宛公国积弊已久，根本无力从内部改革，削弱大小贵族的既得利益，实现集权；更无力反抗沙皇俄国、哈布斯堡和勃兰登堡-普鲁士方面的武力威胁，只能尽可能满足几位强势邻居对土地的渴望。
1772年8月，俄、普、奥三国在彼得堡签订瓜分波兰立陶宛公国的条约，30%的土地和近1/3的人口被割让出去。1789年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波兰爱国者曾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收复失地，并取得民族的独立。
1791年，波兰立陶宛公国以联邦姿态，颁布《五三宪法》，彻底抛弃所谓的“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这部普遍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宪法，在短短一年之后便被俄罗斯废止。
为遏制法国大革命的钢铁洪流，并报复波兰立陶宛的改革行为，俄国在1792年发动俄波战争，随后普鲁士也借口进军联邦。最终俄普双方在彼得堡达成关于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议，并通报奥地利。
两次瓜分波兰，使得联邦总共失去了近31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两百万人口，造成联邦面临灭亡的危险。1794年3月，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在克拉科夫举行民族起义。
为镇压起义，在普鲁士、奥地利的支持和帮助下，俄罗斯在11月组建联军并彻底击溃起义军。次年三方签订条约决定彻底将波兰立陶宛从地图中“抹去”，就此这个维系224年的君主国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和1500年相比，1800年的东欧草原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俄罗斯、普鲁士、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成为主导势力，尤其是俄罗斯，它逐步发展成西方文明的拱卫者，并最为突出地拓展了自己的“草原边疆”，成为当仁不让的领跑者。
罗曼诺夫王朝不仅吞噬了部分波兰立陶宛公国的大片领地，而且成功“驯化”了顿河流域能征善战的哥萨克游牧民，他们是具有冒险天赋的领土开拓者，为沙俄向东拓殖西伯利亚作出巨大贡献。
尽管哥萨克人有时也会向强权发起挑战，构成俄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主力，但随着1920年代“非哥萨克化”政策的展开，哥萨克人作为军事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被彻底取消。幸存者要么放弃祖先的荣誉、传承和认同，要么被迁移到鲜卑利亚或者高加索。
缘于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信仰，“巴尔干”在19世纪愈发用于政治领域，脱离原本的地理含义。种族混合和离散因素造成的巨大异质性，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奥斯曼与拜占庭，两者之间文化传统断裂的折射。
相应地，“原始性”和“暴力倾向”越来越被添加到“巴尔干”的形象之中。“巴尔干化”也逐渐成为“专制”、“落后”和“贫穷”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这种东方主义式的偏见，所导致的将是更多排斥而不是包容。
到一战结束之际，随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巴尔干”开始成为侵略、不宽容、半发达、半文明的象征。二战时这样一个污名化概念，似乎得到反复验证。1400万平民或因种族，或因宗教，或因阶级，或因立场，被无情屠戮。
东欧和东南欧是海洋性气候与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区域，由此往东，大陆性越强，往西则呈现更强的海洋性特征。在文明冲突论与地理决定论的视角下，东欧地区势必将成为凯撒与可汗、教皇与苏丹之间的缓冲带。
何况，该线沿途又多山地、丘陵，天然就具有分界属性。只有在德国和波兰边界处，以大平原为主，因而在历史上这片波德平原成为东西欧之间对抗的最前沿，甚至波兰的国土范围也沿着这条走廊发生了数次位移。
1400-1800年的历史表明，中东欧国家以自己为本位的国际协调机制，很多时候只能选择彻底倒向某一边，无论其体量如何。而且这个选择不能举棋不定，更不能首鼠两端，匈牙利人、哥萨克人的坚定和波兰人、立陶宛人的游移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也许并不应该以赌注的形式豪掷出去，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时局面前。东欧大陆的悲哀亦在于此，因为快速下注押上一切身家性命，可能是这片土地上民众的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