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张小龙、王增智：何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诠释

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研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马克思思想中政治哲学维度的揭示回答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探讨则是要回答“马克思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问题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常常处于一种遮蔽状态，具体有以下两种表现。

英国学者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在其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中，就只将讨论限定在了马克思著作中的政治主题和主要问题，而忽视了马克思政治思想当中的方法论问题。以色列的阿维纳瑞（Avineri S.）认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存在方法论。他在《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中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就是指所有对抗的扬弃，因为这种扬弃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潜藏趋势得到实现。可见，他将这种实现看作是一种新的和革命的扬弃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觉得社会主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外并不需要在经济方面有自身的一种新方法论的原因。”美国学者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文本时，剔除了唯物史观，只关注马克思的政治著作的政治观和政治意义。以《雾月十八日》为例，卡弗指出：“我们应该回归到叙述的段落以关注理论的实际意思，不是检验其与历史记录相左的叙述，而是思考马克思所论述的政治性质以及成功的必要条件。”他认为，《雾月十八日》不应该被看作严格的社会学或者历史分析，而应被视为一种政治干预的权利。依照卡弗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揭示出了波拿巴主义的政治实质，即波拿巴主义是对凯撒主义和拿破仑主义的拙劣模仿，是对封建专制的回归，但这只能说明马克思只是对民主政治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而已。他并不赞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相反，他更加关注的是上层建筑对实际政治事件的重要作用，而社会物质状况则被他置于次要的地位。

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她指出：“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都把过去的哲学传统看作一个辩证法发展的整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还都停留在黑格尔派内。他们伟大的业绩，就在于采用了能够进一步发展这新的要素的唯一方法，也就是采用了飞跃和颠覆的方法，是非常激进的。”这种观点较为普遍，因为马克思早年曾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继承了德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和方法。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只不过是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方法作了激进式的颠倒，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突破。

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方法论既与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与人民主权论不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从民族传统中来确定‘历史’不同”。西方政治哲学家立足于抽象的观念、规范和原则来探讨政治问题，通常采用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依照这种思路，具体的事物是不真实的，抽象的理念才是真实的，整个世界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之上。在早期，马克思对政治思想的分析也难免受到这种方法的影响。但在唯物史观创立后，随着新的世界观的诞生，新的方法论也破壳而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由此完全摆脱了西方政治哲学方法的思维框架的束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出来。而这种新的政治哲学方法正是唯物史观方法论。从文本角度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一般原理，而之后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等涉及现代国家、阶级、革命等政治现象的著作则体现出对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

总的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之所以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成为一个被遮蔽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通常采用一种文本分割式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整体性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则是，当代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共产党宣言》之后的政治哲学文本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马克思从1850年到1861年长达十年的时间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政治评论文章。一些学者通常会认为这些政治评论文章只是一些应酬之作，从而错估了它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然而，这些政治哲学文本里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方法因素。正如美国学者保罗·保卢奇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许多思想贡献了方法出来，然而这些思想却散落在文章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还散落在他的通信与短文中，而这些都不是他很流行的著作。”因此，应当重新审视相关文本，从中发掘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

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著作的最早阐释就是在1885年给《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撰写的序言，其中恩格斯把《雾月十八日》称为“一部天才的著作”。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自觉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表现为各种样态的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见，恩格斯早已准确地描述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左右的政治思想研究历程，确认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存在、发展及形态。

马克思认为，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考察一切的历史冲突、社会活动和上层建筑。他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这一方法论成为马克思考察其他学科对象的基本原理，比如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观念等。从后来的著作来看，他将这一方法论具体运用到两个领域——政治思想领域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政治领域中，主要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政治评论文章等；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主要的著作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等。从学术成就来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成就高于政治领域；从影响力和传播力来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影响更大且普及面更广。而且，这两个领域并不是互不相关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充满了哲学和政治的意蕴。正如吴晓明所指出的：“对于唯物史观的创始人来说，这样的科学定向乃是不言而喻的。当他们的著作成为唯物史观的经典（如《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时，哪一部著作不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开展出内容丰富的具体化并从而成为‘历史科学’的不朽巨制。”

由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学者直接把“唯物史观”等同于“政治哲学”，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是在政治领域中得到具体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阶级、革命和危机等方面的具体对象的历史分析方法。因此，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处于同一思想体系的不同维度：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原理和方法论基础，而后者是前者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那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马克思在 1848 年发表于《新莱茵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政治斗争表现出的是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一观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马克思在此已然展现出从政治事件过渡到经济关系的方法论的雏形。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方法的基本内容：“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马克思在赞扬各历史学家的贡献的同时，提出了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的具体方法。随着《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等著作的完成，这一方法论的内涵逐渐丰富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出发，逐步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进而深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从法国的政治事件和革命事件（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出发，逐步分析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其经济基础。马克·考林（Mark Cowling）和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指出：“它（《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对政治历史进行的冗长的分析之一，也被广泛地认为是他最丰富多彩的历史著作之一。”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政治哲学方法分析具体的政治事件。葛兰西敏锐洞察到了马克思的这一方法，他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教条原理，进而忽略对具体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做法。他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方法称作“历史方法论”，并认为人们从《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可以认识到这样一种方法论。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在政治思想研究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历史学方法，但他扬弃了经验层面的历史叙事，开始转向对政治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由此“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以“社会生活”为例，虽然历史学家也会使用这一概念，但他们仅仅是从一般的事实经验层面来理解社会生活。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八条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层面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问题，其政治哲学的落脚点并不是政治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